三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社区的影响

（一）务工收入成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对所有社区收入来源结构的调查发现，务工收入已成为这些农业社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在每个社区总体收入来源中的比例均达到或超过60%（见表2-3），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社区越来越依赖外出务工获得的现金收入，而种植业和养殖业对村庄收入构成的贡献已经非常边缘化。新县的4个研究社区由于地处山区，具有一定的林果业收入来源，但相对于务工收入，比例仍然较低。村干部认为，总体上，虽然外出务工并没有显著改善外出者的家庭经济状况，但是从整体上看，全家都未外出、主要依靠土地收入的农村家庭的经济状况仍然不及外出务工者家庭，仅有少数全家均未外出的家庭是因为在本地有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或具有足够的资源动员能力而不需要外出即可获得较好的收入。

（二）种植业：机械化的广泛采用、雇工与土地流转

基于所处的气候条件，两个调研县种植的作物主要为水稻。在劳动力大规模外出的背景下，在种植完水稻之后，种植小麦或油菜等作物的田地，面积相对较少。对于地势平坦的固始县洪埠乡和郭陆滩镇来说，整地和收割两个环节中的机械化程度相当高，尤其是收割过程几乎全部采用收割机，只有少数老人还在使用耕牛耕地。由于对机械化插秧效果不太满意，当地大多数农户倾向于采用人工插秧，因此插秧也就成为土地耕作中劳动负担最重的过程。位于固始县西部丘陵区的胡族铺镇的2个调研村庄以及新县的4个村庄，田地并不平整，因而所有耕作过程中的机械化程度均不及固始县的平原地区。这些社区保有耕牛的数量也较其他平原社区多。对于留守女性来说，犁地、插秧和收割（挑稻子回家）是她们最主要的劳动负担和困难。少数留守妇女会尽力想办法独自克服，如有的妇女学会自己耕地等；与此同时，雇工现象也日益普遍，在无法通过自己的劳动与人换工的时候，许多留守家庭只能以支付工资的方式请当地其他稍有余力的劳动力帮忙。目前，这样的方式已越来越普遍。当社区处于整体留守状态的时候，可以以换工和互助的方式完成生产环节的家庭也越来越少。雇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劳动力短缺的需求。但是同时，人们认为雇工能够使雇主与被雇用者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人们之间只需通过金钱直接完成一次次交易，不再像换工那样要为帮工者提供饭菜，雇工更“省事”。

近年来，几乎所有研究社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土地流转现象。在固始县的几个村庄中尤为普遍，且规模较大，大觉寺村甚至成为土地流转示范村。通过成立所谓的“合作社”，即农业企业，土地流入“大户”手中，后采取土地整理的方式，将很多零碎的小块地连成一片大田，并修建相关的机耕道路，以便于机械化耕作。在此过程中，农户与农业企业签订了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合同，每年从农业企业那里获得一定的“租金”或“租粮”。农业企业庞大的育秧工程和机械化耕作设备，也为本村及周边村庄仍保有土地的一些农户提供服务。流转使得很多田地重新开始两季作物的种植，小麦和油菜更多地出现在集中后的土地上。在部分村干部的解释中，土地流转成为“帮助外出务工人员解决后顾之忧”的一种有力手段，也是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实现方式，土地调整的策略整体上也是为机械化和现代化农业服务的。但是，有少数人对此保持警惕，一些老人坚持认为“粮食比现金更安全”。新县的土地流转规模较小，且往往不是村庄的集体行动，而是少数农户之间的流转，以种植苗木为主。这一方面受限于当地田地的平整程度，另一方面也与该县发展生态旅游的理念有关。从2012年开始对景观作物油菜花的补助，更强化了这种理念。由于新县县域内多是山区和丘陵地形，不便于进行农业机械化，资本农业对这里的土地还未有显著的投资兴趣。

（三）养殖业：家户养殖的衰落与规模化养殖的兴起

在研究社区，家户养殖呈现普遍衰落的趋势。原本一家一户散养的猪、牛、鸡、鸭等畜禽，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但是，除了固始县大觉寺村以外，其他村落仍然有较多农户在散养土鸡（当地称为“笨鸡”）；某些村落由于具有较好的水源条件，一些农户散养着几十只乃至上百只鸭子；猪的家户养殖则呈现最为明显的衰落，在很多村庄甚至已少见“杀过年猪”的现象；由于机械化的大面积使用，耕牛在村庄中已不常见。与此相对的是，规模化的养鸡专业户在很多村庄出现，往往一个工业化养鸡场有数千只甚至数万只鸡，这些鸡和鸡蛋主要销往外地。在部分村庄，出现了一些养殖几十头至数百头猪的专业养殖户。此外，少数村庄还有水产养殖专业户。

劳动力的流动与家户养殖的衰落和规模化养殖的兴起之间看似无关，实际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劳动力的大规模乡城流动使得农业领域的现代化步伐进一步加快。农业机械的使用相比饲养耕牛所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更为简单直接，这也使得原来作为畜力的耕牛不再有用武之地。粮食的收割和收购采取“从田地到大粮仓”的直接关联模式，这使得很多家庭与自家生产的粮食之间失去了直接联系。“卖粮—买米”的粮食消费方式也使得农户家庭不再有米糠喂养牲畜，进行散养的农户数和牲畜数量均有所减少。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所引入的经济理性计算体系，使得家户的养殖与现代经济理性格格不入，也进一步削弱了家户养殖的热情。其次，与大规模劳动力流动有关的土地流转将原有的农户家庭养殖体系进一步瓦解。土地向农业企业流转和集中之后，普通农户家庭只有很少的土地，甚至已没有自己耕种的土地。在口粮都需要购买的情况下，他们更不可能有多余的粮食作为牲畜饲料来源。若购买粮食喂养，则在经济上完全“划不来”。再次，外出务工直接可见的现金收入，使得需要精细、集约化劳动力投入但直接收入却很少的农业与畜牧业显得尤其缺乏吸引力。“现在都懒得弄猪草了”“楼房不好放琐碎的东西”“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更高了，认为养鸡不卫生，又没有经济效益，所以现在吃的普遍都是商品鸡和鸡蛋”——可见农村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也对“鸡犬相闻”的环境提出了挑战，但是，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在食品安全等方面面临的风险还未在这些社区得到重视。当然，不同的社区具体的情况不尽相同。在新县的村庄里，规模化养殖并不特别明显；家户散养的减少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对养殖业风险的担心。在曾经遭遇过猪瘟的新县余河村，瘟疫过去几年之后，人们仍未恢复对养殖业的信心，养猪的农户数量非常少。

（四）分离、分化与风险

随着外出务工的进一步推进，农村家庭的长期分离状态日渐变得普遍而难以避免。整体上，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社区的物质生活条件，其中尤为明显的是饮食和居住条件等方面的变化。但是，这种改善是建立在外出和留守的家庭成员之间长期分离的基础上的，这其中有许多无法言说的痛苦、无法重拾的生活、无法弥补的责任和关怀，这也是农村家庭以及整个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难以估量的社会代价。外出越普遍，分离家庭越多，相关的社会代价就越大，这也有待更多、更深入的研究，以对农村留守家庭给予关注。

与此同时，社区内部的分化也日渐明显。在外出务工历史较短的新县，以及固始县的部分社区（如叶台村），村庄内部的贫富等级分化尚未达到“天壤之别”的程度；但是在外出务工历史较早的固始县其他一些村庄，如太平村、大觉寺村、高皇村等，最富裕的群体年收入已经达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形成反差的是，每个村庄仍有较高比例的群体处于贫困状态，需要依靠社会保障或救助资源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财富上的分化和各种广告宣传话语的“殖民”，同时也带来了社区人口之间的比较或攀比。外出务工（经商）群体中的佼佼者成为当地人羡慕的“英雄”，人们热衷于在家庭消费、住房、家具、嫁妆等方面进行各种攀比，人情交往的货币化和异化现象更为严重。崇尚物质的另一面是社区人口精神上的空虚，很多村庄缺少公共文化活动，打麻将、打牌等活动在村庄内盛行。

伴随着外出务工的普遍化和常态化，外出务工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和对健康的长期影响也已经初露端倪。在外出返乡群体中，各种慢性疾病以及癌症等的高发，说明村庄已经开始在承受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社会代价，而当前如此大规模的持续流动对未来村庄的发展乃至存续显然会有巨大的影响。年轻人的高度流动性，同时也带来了婚姻关系的不稳定。从村干部的访谈中得知，每个村庄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家庭因为夫妻长期分离而破裂，原因可能归咎于外出者或者留守者，但是他们又都是这种流动的代价承担者。很多老人，尤其是女性老人，在子女外出的过程中承担着繁重的劳动负担和照料责任，他们孤寂的晚年是默默付出而无处诉说的。此外，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唯GDP至上”的发展主义理念向农村渗透，农村的基础设施、环境和农民的健康等多方面正在受到破坏。

（五）公共事务与村庄管理

农村劳动力个体的频繁流动，在增加其自身阅历和开放性的同时，也给村庄内部公共事务和村干部的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对于村干部来说，这种开放性对传统的权威造成了挑战。城市务工者在外所接触的事情和信息非常广泛，甚至很多时候比村干部掌握的信息和知识更为具体和全面。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村干部更加难以调动和管理社区人口，公共事务的组织变得非常困难；国家政策从索取到给予的舆论转向，更是加剧了村干部完成某些工作的难度，如水费的收取、集资修路等事务变得非常困难，很多集体事务只能一方面通过项目化的方式争取外部资金，另一方面通过向参与者支付工资补偿的方式来完成。由于外出人口经常缺席，村庄选举、土地流转等事务只能由村干部或者少数村民直接参与并决策，村干部的固化和权力的滥用现象也就很难避免。总体上，村干部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区显得更为松散而难以整合。然而，在“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Bernstein, 2010）与政治“维稳”等压力下，整体的社会控制并未减弱，相反有逐渐增强的趋势。

（六）农村教育：投入越多回报未必越大

教育是很多农民家庭外出务工的缘由之一。在调查社区，人们对于通过更多的教育来改变子女及家庭的命运具有热切的期望。他们通过外出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从而能够使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然而他们的外出又使子女的教育缺失了非常重要的部分——家庭教育。越来越多的留守妇女（其中很多是因为要照顾孩子上学而返乡）以及留守爷爷奶奶搬至学校周边陪读，以照顾上学的孩子或孙辈。除了学校的布局调整原因外，很大的驱动力来自家庭对孩子教育的重视与期待。但是，逐渐增加的教育投入，是否能够给一个家庭带来更多的回报，却越来越不确定。此外，教育的城市中心倾向，在为城市培养更多符合要求的劳动力以后，对农村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探究。“过年才回来一次，年轻人眼中已经看不到农活了”，从学校到工厂的生活使得年轻人与土地和农业之间的联系日渐淡薄，农村孩子的未来与农业的未来都是发展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七）婚姻圈的扩大和“光棍”现象的变化

从社区层次上看，跨地区和跨省婚姻日渐增多，在新县的个别村庄甚至有跨国婚姻的出现。总体上，婚姻圈在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在原本存在较多“光棍”的村庄，村干部认为外出务工解决了很多“光棍”的老大难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外出改善了家庭经济条件，有了组建家庭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外出接触的人较多，与异性交往的机会更多。如果没有外出务工的话，也许很多人会一辈子都是“光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