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相关文献

总的来说，关于留守人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影响方面，且多是在特定的国家或地区情境中完成的。从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影响角度来看，这些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健康和照料、婚姻关系、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以及农业女性化。

男性劳动力的流动通常被视为一种家庭策略，留守妇女也参与了策略安排和决策，但妇女的脆弱性因男性流动而增加（Gulati, 1987）。妇女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劳动负担和责任的增加、家庭生计和基本生存的压力、情感伤害等多个方面（Rodenburg, 2000）。在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国北部的农村地区，男性短暂的劳动力流动经常导致贫穷家庭的食物缺乏、经济压力或疾病，从而给妇女及儿童带来不安全感（Massey, 2009）。孤独、不安全感、焦虑和无助，也经常出现在中国的留守妇女身上（叶敬忠、吴惠芳，2008）。在尼泊尔所做的研究表明，妇女的教育机会、信息和健康服务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而男性的流动强化了贫困的女性化（Sherpa, 2007）。在莱索托农村，流动人口几乎都为男性，女性则提供“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服务，夫妻关系实际上意味着繁重的家务责任和不同程度的经济不安全（Murray, 1981）。

家庭中一个核心成员的流动通常会对留守人口的健康状况产生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比男性更脆弱（Duncan, 1994）。在尼泊尔和巴基斯坦，汇款收入较少的留守妇女通常用于保健和食品的收入也较少，却承担相对更重的劳动负担（Smith-Estelle et al. , 2003; Siegmann, 2010）。在中国也是如此，留守妇女承担着更多劳动、更严重的心理压力和孤独感（叶敬忠、吴惠芳，2008）。此外，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留守妇女受到的影响也可能是多样化的。例如，印度的一项研究表明，留守妇女焦虑感较强，由于流动的丈夫带来性传播疾病，她们的妇科疾病发病率也较高（Burazeri et al. , 2007），有的甚至患上艾滋病（Kathleen et al. , 2003; Archana and Parveen, 2005）。在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国北部农村地区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Massey, 2009）。然而，另一项在印度开展的研究显示，丈夫长期在外流动可能减少生育子女数量，从而提高妇女的健康水平（Roy et al. , 2005）。在中国，一项通过心理量表对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心理状况进行对比的研究则表明，前者的心理健康状况通常较差，尤其表现在压力大、焦虑、孤独和恐惧方面（许传新，2009, 2010）。通过话语和案例分析进行的社会学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吴惠芳、叶敬忠，2010）。在有些地方，部分留守妇女开始通过宗教信仰寻求心理慰藉（吴惠芳、叶敬忠、刘鹏，2010；梁玉影、李折若、陈魏，2011）。

流动人口和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之间的远距离照料关系，由于流动的阶段性、历史环境和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不同，无论是质量还是其可及性都相差甚远（King et al. , 2006）。例如，在阿尔巴尼亚，老人生病时，他们非法流动出去的子女并不能自由地往返来照顾他们（de Haas, 2010），可见流动会破坏传统的血缘关系和照料结构（Gulati, 1993）。这些老人过着几近饥馑的生活，由于儿女无法汇款给他们，他们只能用草做汤（Vullnetari et al. , 2008）。在中国，由于流动的子女不愿意提供支持，同时社会道德对他们的影响力减弱，部分留守老人的生活状况也很糟糕（Baldassar, 2007）。大约80%的留守老人不得不从事农业生产，但只有56%的非留守老人仍在进行农业生产。子女外出后，他们承担了更为繁重的体力劳动，健康状况也因此而更加堪忧（崔榕，2007）。

男性流动、女性留守的婚姻关系变化，也是现有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一方面，由于短暂分离，夫妻间冲突减少，部分妇女与丈夫的关系有所改善（Chant, 1992; Hugo, 2005；郑真真、解振明，2004）。另一方面，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夫妻分离居住，也可能导致婚姻不稳定和家庭破裂（Chant, 1992; Horton, 2008）。例如，在墨西哥，男性外出流动增加了男性和女性出轨的概率，从而导致婚姻不稳定，甚至出现抛弃妻子的现象（McEvoy, 2008）。一些研究分析了流动导致的夫妻关系的多种风险因素，其中包括夫妻之间不同的生活环境（罗忆源、柴定红，2004；李柳红、李广贤，2005；项丽萍，2006）、离婚风险增加（陈利，2006）、过重的心理压力和性压抑（王菲，2007）。尽管如此，另一项关于“流动家庭”的研究则主张，对于婚姻关系变化，空间距离并不是核心影响因素，收入和职业变迁的影响更大（周伟文、严晓萍，2002）。

现有的关于劳动力流动对性别关系变化影响的研究，说法不一。关于女性劳动力流动对性别关系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的研究发现。在有些地区，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对男性主导地位形成了威胁（Chee, 2003; Huang et al. , 2005; Waters, 2002）；在另外一些地区，女性的流动仍然沿袭传统的性别角色，并未对男性地位产生根本性的动摇（Cleaver, 2002）。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年轻女性的流动破坏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并意外地引起年轻男性试图保护其主导地位的反抗（Elmhirst，2007）。然而，在越南红河盆地地区，性别角色的变化并不明显（Resurreccion et al. , 2007）。也有人提出，当众多文化资源和话语被用来“讨论男性和女性分别付出的劳动和时间”时，性别角色也在被持续不断地重构着（Resurreccion et al. , 2007）。

部分研究者认为，男性的流动有时会帮助妇女获得更大的自主性，使她们能够管理自己的工作并为家庭事务做决策（Kaspar, 2005; Massey, 2009）。在中国，研究者认为，男性外出务工导致农业资源的重新分配，因此为农村妇女创造了一个可以实现“独立发展”的宝贵空间（李洁，2003）。丈夫流动、妻子留守的家庭策略产生于资源占有的性别不平等，但因地域割裂、妇女行动自主性、夫妻双方的主观评价等原因，却促进了妇女家庭决策权的提高，使农村性别关系趋于平等，并且日益撼动中国农村传统的性别规范（吴惠芳，2011）。其他研究者（Grawert, 1998; Ellis, 2000）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当男性外出时间较长时，妇女在决策和性别关系方面的变化就消失了，同时，农村妇女地位的显著提高主要是因为社会文化的变迁，劳动力流动只是起到间接的推动作用（de Haas and van Rooij, 2010）。有的研究也提出，不能认为丈夫流动之后，妇女在家庭中就拥有了更多权力，因为不管丈夫在不在家，妇女一直在积极追求实现自己的兴趣与目标（Rodenburg, 2000）。假如她们仍然依赖男性获取信息和资源，那留守在村庄并不能使她们获得更多权力（Elson, 1992）。一个更为强烈的观点认为，尽管有些农村妇女由于其流动经历而获得更大的权力和自主性，但在中国农村，妇女仍然被强大的性别话语、制度和实践牢牢地束缚着，包括使女性处于劣势地位的劳动力性别分工及其规则（Jacka, 2012）。国内研究者认为，虽然丈夫已经外出，但他们仍然通过电话掌握着重要家庭事务的决策权，尤其是那些和生产投资相关的事务（罗忆源、柴定红，2004；周福林，2006）。男性是家庭事务的“管理者”，妇女则只是“生产者”（郑真真、解振明，2004；孙琼如，2006）。蒋美华等（2007）认为，中国农村留守妻子在生产劳作与家庭负担的双重挤压、情感眷恋与经济依附的双重困惑下生活着，这使得妇女的地位仍然低于男性。

农业生产中的女性劳动力和农业女性化，也是留守妇女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不只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独有现象，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的相关研究已经证明，农业女性化趋势在亚非拉地区都有体现（Chiriboga et al. , 2006; Lastarria-Cornhiel, 2006; de Brauw, 2003）。年龄、角色、身份、家庭地位，以及参与农业生产活动的程度、参与农业生产或家庭决策的程度，都是能够表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妇女群体多样性的因素。这些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如集约化农业、混合型农业等）。当然，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也会造就不同类型的女性农业劳动者（如保守型、改进型、改革型等）（Bock, 1994; de Rooij, 1994; O'Hara, 1994）。在中国，高小贤（1994）认为，妇女能分享农业资源，只是因为农业已经是一个边缘化、收益较低的产业部门，而较低的收益又致使以农业为主的妇女贡献也在下降，进一步降低了妇女的地位。孟宪范（1993）则强调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和贡献，肯定其对妇女地位改善的积极意义。对于农业女性化是否会导致农业生产的退化，在学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分歧（Fan et al. , 2003；黄雯，2008；赵惠燕、胡祖庆，2009；吴惠芳、饶静，2009）。

目前，关于农村留守妇女的研究多从妇女的个体体验出发，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其产生的影响。这种分析又因妇女及其家庭、地区、文化等因素的特殊性而使得研究结果复杂多样，有些研究结论甚至相互冲突，难以获得对劳动力流动进程中农村女性承担的社会代价的总体性提炼。同时，对中国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的研究，显然忽略了能动性对性别关系的影响或能动性本身的变化。当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加入劳动力流动的大军，这个问题显得更为重要。为此，本研究将农村社区和整体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与农村留守人口的微观生活体验相结合，力图在农村社会变迁中把握不同性别的留守人口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所承受的社会代价，重点探讨女性付出的社会代价、女性能动性与农村性别关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