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篇

第一章 西藏双语教育史迹钩沉

第一节 西藏起源简述

自13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正式归入元朝版图后，在历代的王朝更替和政权更换中，西藏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处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是一个省级的自治区，其全称为西藏自治区。

从起源至今，西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西藏的前身为许多小部落割据，经过唐代吐蕃王朝的统一，才形成藏族。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在西藏各地发掘了大量人类活动的遗址，其中对卡若遗址的发掘证明，距今四千多年前，西藏人类种群的一部分正逐渐进入定居时代，迈出了西藏文明史中重要的一步。

西藏文化自古以来就有卵生世界的传说。据其古老宗教苯教的文献《什巴卓浦》记载，由五种本源物质产生了最初的世界，并产生了一个发亮的卵和一个黑色的卵。人间的始祖什巴桑波奔赤从发亮的卵的中心生出，人类是从什巴桑波奔赤的后裔——天界和地界的神当中繁衍出来的。也有传说记载，西藏的第一对先祖夫妇是森林猕猴和岩罗刹女的结合繁衍出的人种，并且认为藏族最初的祖先就生活在雅鲁藏布江边，吐蕃的东南处。那里是一片被森林覆盖的山区，丛林中有猕猴出没，气候相对温暖，适宜农业生产。藏文版《第吴宗教源流》和《智者喜宴》记载，西藏地区在人类出现之前曾经由十种（或十二种）非人统治过，那时西藏地区就被称为“博康”（bod-khams）之地。而“博巴”（bod-pa）正是藏族古往今来一贯使用的自称，可见是由地域的名称演变为民族的族称。而青藏高原周边的一些民族，如羌族、纳西族、普米族的创世神话传说则认为他们的祖先来自青藏高原的腹心地区。在其他少数民族的民间认识中，也可发现西藏文化的原型价值和影响辐射作用。

依据近年在青藏高原的考古发现、民间的神话传说以及对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分析，学者大致得出以下推断：青藏高原的古人类活动起源地域应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的森林地带。后来随着古人类学会使用火，人类抵御猛兽的能力逐渐增强、人类获取的食物种类也不断增多，古人类逐步沿着河流分散，分布到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尼洋河、雅隆河流域，并在这些河谷地带发展出早期的农业和驯养家畜。在农业发展到可以驯养成群的牲畜并将野马驯化为家马、将狼驯化为狗以后，古人类开始在辽阔的草原上稳定地生存并发展起大规模的畜牧业，奶制品和肉类成了他们的主要食物，这种饮食结构也提高了牧民的体质。畜群的增长需要开拓新的草场，于是，游牧部落进行长途迁徙，向更大的地域扩散。从藏北草原翻越唐古拉山到达长江、黄河源头的游牧部落，在以青海湖为中心的广大草原地带发展成一个又一个的部落联盟，并继续向东发展到黄土高原，与黄河中下游的华夏部落接触、交往。这就是汉文古籍中所记载的羌人（汉文史料解释羌为西方牧羊人，其实际意义还有待研究）和西羌部落。有许多向东发展的羌人部落则先后加入黄河中下游汉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之中。另一部分从青海南下经过横断山脉进入云贵高原，甚至远到缅甸，发展成藏缅语族的一系列民族，从其语言上的相近还能够看到他们在民族起源上的亲缘关系。而留在青藏高原上的农业部落和游牧部落，经过唐代吐蕃王朝的统一，形成藏族。

由以上材料可看出，在吐蕃统一之前，藏族还没有形成，还处在各小部落分化合并的过程之中，文化处于原始萌芽阶段。关于语言的使用基本没有记载，双语现象和双语教育也是无迹可寻。

第二节 唐代吐蕃时期西藏双语教育

在西藏的历史长河中，吐蕃王朝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吐蕃王朝以前，西藏尚处于原始分裂状态，各小部落散居各处，地缘政治概念还未形成，文化形态也极其落后。由于与中原大地地理距离遥远、交通不便，因此，这些部落与中原往来不多。中原历史文献中关于西藏的记载，也只有只言片语。同时，西藏在吐蕃前尚无文字，因此关于双语的记载几乎无从考证，有据可依的西藏双语起源是从吐蕃松赞干布时期创制文字后开始的。由于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后，改建政治体制，创制文字，活跃文化，对周边各国实施开放政策，与其他民族往来密切，交流频繁，早期的双语现象在这一时期便如春之花开自然而然地生成了。

就其理论内涵来说，双语即对两种语言的使用。可以熟练使用两种语言者被称之为双语使用者或双语人，在某种特定场景下同时使用两种语言的现象为双语现象。语言是劳动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语言在文字创制以前就自然生成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各民族间的交流变得必要而频繁，双语现象也就应运而生。西藏的双语现象在吐蕃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文字的创制、社会的进步而获得发展。藏族文字创制于吐蕃松赞干布时期，在此之前的小邦林立时期虽已有使用文字的需求，一些地区甚至可能使用某几种不太完备的文字，但仍主要依赖刻木结绳记事。早在604年（隋文帝仁寿四年，吐蕃襄日论赞在位），中原的天文知识就开始传入吐蕃，大汉文化与吐蕃文化已有接触，但终因无文字而无法传播，双语现象也无从考证。

634年，松赞干布率领于7世纪崛起的雅隆河谷地区部落一举击败了库库诺尔地区的吐谷浑人，并逐一兼并境内诸部，统一了整个藏族地区，最终建立了强大的实行奴隶制的吐蕃王朝。吐蕃时期，松赞干布采取加强王权、制定法律、建立军制、确定官制、创造文字等一系列建政与改革措施，从而使吐蕃社会出现了安定和管理有效的新局面，促进了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较大发展。由于农牧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物品交换日益频繁，吐蕃的文化也有了快速提升，文化交流活动十分活跃，并逐步得到发展和加强。

松赞干布时期开始，吐蕃对周边各部族施行了开放政策，以努力扩大与周围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松赞干布迎娶了象雄公主，吸收了象雄文化，并派大臣噶尔东赞到尼泊尔，迎娶尼泊尔国王鸳输伐摩之女墀尊公主入藏为妃，以此加强了与尼泊尔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吐蕃又与中原唐王朝建立了良好的政治关系。唐贞观八年（634年），吐蕃与刚建立不久的唐王朝发生军事冲突。冲突后，吐蕃主动遣使与唐通好，随后向唐朝求亲，争取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638年，松赞干布遣求婚使噶尔东赞到长安，向大唐求亲。经过多方努力，唐太宗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于松赞干布。松赞干布称唐太宗为“天子”，恪守臣子礼。由此，吐蕃和中原实现了首次联姻，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双方使节来往逐年增加，文化交流逐渐增多。649年夏，唐太宗去世，唐高宗即位，遣使入蕃告丧，并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松赞干布派专使到长安吊祭，并上书表示对唐高宗即位的祝贺和支持。唐高宗又晋封松赞干布为王，立松赞干布石像于唐太宗的昭陵前，以示对吐蕃赞普的重视。松赞干布听从唐中央王朝的号令，派兵击“浸失臣礼”的龟兹王。唐景公元年（710年），金城公主又嫁给吐蕃赞普墀德祖赞（704～755年在位）。唐中宗派专使和吐蕃迎亲使者一起护送金城公主入藏，唐朝君臣还和吐蕃的迎亲使者联句和诗，歌颂唐蕃和好。731年，墀德祖赞和金城公主遣使向唐朝请求《毛诗》《礼记》《左传》等，并要求定界互市。墀德祖赞在表文中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合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当时，吐蕃与唐朝已“和如一家”。823年（唐长庆三年），吐蕃王墀祖德赞（另译作墀热巴金，815～838年在位）与唐穆宗共建“唐蕃会盟碑”于拉萨大昭寺前，其上以汉藏两种文字所刻，称：“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 “社稷如一，为此大和”。盟文表达了藏汉两族源远流长的情谊和和睦相处的政治关系。在吐蕃王朝633年建立到846年灭亡的213年内，唐蕃双方往来共达191次，唐朝官员入吐蕃者66次，吐蕃官员到唐朝者125次。皇室联姻、政治联盟、文化交往等，为这一时期的西藏双语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在需求。

吐蕃时期，吐蕃与外族来往甚密，尤其是与中原大唐。可以推测，无论是使者的来往、求婚使者的机智言辩、唐蕃使臣的联句和诗，还是信件表文的往来，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两种语言即藏语和汉语的双语应用。尼泊尔公主、大唐公主的入嫁使西藏的王室首先成为双语使用场所。在吐蕃时期，尼泊尔公主、大唐公主还带去了大量的佛经典籍，于是涌现出大量的翻译事项，譬如对梵文的翻译、对佛经的翻译。大唐公主的入嫁也给吐蕃带去了汉文化与汉文字，双语现象在这一时期已初现端倪。

双语现象有个体和群体之分。同一个体根据不同的情景和不同的对象，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进行交际的现象为个体双语现象；它的重点在于使用双语者的语言技巧、语言习惯和个性特征。同一言语群体中，两种语言并存的现象为群体双语现象。群体双语现象的特点是两种语言是一个社会、群体或一个特定的社会机构的交际手段。个体双语现象和群体双语现象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群体双语现象是由许多个体双语现象累积而成的；个体双语现象的形成也有赖于特定的双语环境，它是个体根据需要在与使用另一种语言的人进行交际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中，两种语言的并存必然会导致使用双语者的出现，许多使用相同双语的个体造就了一个双语群体。

在吐蕃时期，由于只有上层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机会，才有可能被派到其他民族地区学习，因此，使用双语者仅为一小部分权贵和部分学者，尤以拉萨城内王室权贵为主。此时的双语现象仅可称之为个体双语现象。

一 藏文字的产生与推广

关于藏文的起源，说法不一，但都无实据可证。根据敦煌古藏文文献的记载，可以肯定目前使用的藏文是松赞干布时期创制的。

据《汉藏史集》记载：吐蕃有一14岁的国王，即松赞干布，教法护持国政的声名，遍于瞻部洲，四方之国都送来珍奇礼品和书信。吐蕃之王，虽有财宝回送，却无法写信，只能送口信回去。这些文字反映了一个事实：当时的吐蕃尚无文字。然而，当时吐蕃王朝已与唐中央王朝建立良好又密切的关系，须听从号令，上书效忠、献礼朝廷、使臣往来、文化交流等都亟需藏族文字的表达。与邻国往来的加强、使者往来、互通国书、处理外交等事宜，更急需用藏文。因此，松赞干布下决心创制藏族人自己的文字。

文字的创制与推广为日后藏语的传播、经书的翻译、双语教育的大力发展创造了可能性。

（一）藏文字的创制

贞观七年（633年），松赞干布派遣16名贤明大臣赴天竺（今印度）学习文字，未能如愿。7世纪初，又派吞米—桑布扎等一行贵族青年前往天竺，学习文字学和佛教文化。吞米—桑布扎拜婆罗门学者李敬为师，向他学习声明（文字和修辞学），并认真学习“兰扎”（天成体梵文）、“哇仕都”（乌尔都文）两派书法，以梵文50声韵字母为蓝本，结合吐蕃的语言实际，创造了藏文辅音30个、元音4个，以及造句之法。吞米—桑布扎学成并带新创造的藏文回国。这是吐蕃使用文字的开端。据敦煌古藏文文献记载，当代西藏使用的藏文，就是松赞干布时期创制的。

据史记载，吞米—桑布扎还学会了翻译，在创制藏文后还翻译了《二十一显密经典》《宝星陀罗尼经》《宝箧经要》《十善经》《般若十万颂》等佛学经典回吐蕃。吞米—桑布扎出使天竺，并学习语言，创制藏文，然后把天竺著作译为藏文，由此可见，吞米—桑布扎及其弟子可谓藏族史上最早使用双语者，其使用的双语为藏、梵二语。

（二）藏文字的推广

藏语创制后，松赞干布大力推行藏文的教育和传播。身为一国之君，松赞干布身先士卒，率先专学藏文四年。在吞米—桑布扎的协助下，他制定了王室贵族学习藏文的法规。吐蕃王朝还向各部门、各地方首领大力推行藏文，招一些官吏专门学习，培养了一批藏文人才。然后，将他们分散到各部门、各地方去，使其逐步采用藏文行文发令、书事纪年。对于贵族青年子弟，则是强迫其学习，亦采取奖励、规劝办法。吐蕃人学习藏文，是从学习翻译成藏文的佛教典籍开始的。据《藏汉史集》记载，为了向下臣推广吐蕃文字，国王率先用吐蕃文字写了觉卧菩萨主从三尊赞颂，作为吐蕃文字的崭新字样，以引导人们重视、学习和推广吐蕃文。

藏文字的创制与推广，使这一时期的双语现象由口语双语走向文字双语，西藏双语教育完成了由语到文的转变，双语教育也逐步取得了完整的存在形态。

二 小规模双语迹象

随着藏文字的创制，吐蕃文明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吐蕃文化呈现出丰富繁荣的景象。松赞干布实施族际通婚，以其他民族文化来充实和发展本族文化，并派遣本族聪慧弟子前往其他民族学习先进的文化与科学知识。这些都是吐蕃时期双语现象发生的基础与客观条件。吐蕃时期主要的双语现象就是典籍的翻译，以及王室贵族子弟入唐王朝习儒书、学汉文。

（一）翻译与双语现象

在翻译的过程中，必定会使用两种语言，译者一定要精通两种语言，因此翻译事项就是一种双语现象。在吐蕃时期，尚无其他专有的双语教育场所，唯有尼泊尔墀尊公主与大唐文成公主所主持的译经场，培养了大批熟悉两种语言的翻译人才，即双语使用者。吐蕃时期对佛经的翻译大大推动了双语现象的兴起。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墀尊公主、大唐文成公主入藏为妃，他们之间必定会使用藏、汉、梵三种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交流沟通时，必然会有言语的翻译，因此他们也是藏族中最早使用多种语言的人之一。

据藏、汉文史记载，文成公主入蕃时，其嫁妆极其丰富，其中有大量关于卜筮、建筑、医方、诊断法、医疗器械、医学论的书。随公主陪嫁的汉族侍女中，尚有许多纺织刺绣方面的能工巧匠。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松赞干布又以公主名义从唐朝请来蚕种、酿酒、碾碨、造纸、造墨、制陶、冶炼、建筑、农具制造等方面的工匠。后来，墀德祖赞赞普（704～755年在位）迎娶唐中宗养女金城公主为妃。金城公主从内地带到吐蕃许多历算、医药方面的图书。金城公主入蕃后，便向唐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汉文典籍，向吐蕃传播。可以想象，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带来的各种典籍文献都需要被翻译成藏语才能为吐蕃所用，而她们带来的能工巧匠都需要翻译或懂一定的藏语才能将自己的技能传授于藏人。虽然双语现象在当时的吐蕃只是在小范围内发生，但典籍翻译和科技交往为小规模双语现象和双语教育提供了需求动力，双语翻译成为这一时期双语现象的主要特征。

随着吐蕃同祖国内地、印度、尼泊尔等地区文化交流和科技交流的增强，多方位的佛教文化也逐渐传入吐蕃，佛教典籍也随之传入吐蕃境内。在松赞干布时期，吞米—桑布扎把《宝云经》《宝箧经咒》《大悲白莲华经》等佛教典籍译成藏文。到墀德松赞和墀祖德赞时期，翻译佛经的事业发展更为迅速，这一时期曾把译本整理编目三次：一是钦蒲目录，二是旁塘目录，三是丹噶目录。今日仅存丹噶目录一种，所收经纶约有700种。

据《嘛呢丛书》记载，当时有三个译经场：一个在松赞干布主持下，由印度译师古萨热译《大般若经》，由印度译师婆罗门香噶热译《律藏》；一个在尼泊尔墀尊公主主持下，由尼泊尔译师西拉曼珠译《华严经》等；一个在文成公主主持下，由汉僧大天寿和尚译汉文《医药、医方、医疗法和历算》等。这些译经场，可谓西藏历史上最早的小有规模的双语教育场所，对翻译人才的培养起到重大作用。在这一时期，双语教育是在对佛经的翻译，以及其他经典翻译的过程中，使学习者掌握第二语言，成为双语使用者。这一时期对双语的使用多为文字，即用于笔译，在言语上的使用较少。

（二）官方教育与双语教育

吐蕃的官方教育有两种：一是送出去，派遣酋豪子弟去他国学习先进的文化科技知识，并传回本国；二是请进来，聘请外邦人才进藏讲学。两种教育形态都涉及双语使用和双语教育。

1．送出去

从松赞干布执政起，吐蕃开始向外派遣留学生。吐蕃官方首批派遣学生前往印度留学，为吐蕃创制了文字，传播了佛教文化，同时也是早期的印藏双语使用者。第二批派遣学生入唐中央王朝学习国学。吐蕃子弟进入的唐代官学，主要是国子学和太学，是高等贵族、官僚子弟学习之所，学生定员有三百人，招收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国公的子孙。内设博士五人、助教五人、直讲四人，以五经即《周易》《尚书》《毛诗》《左氏春秋》《礼记》为教学内容。《旧唐书·儒学上》云：“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贞观政要》七记也谈道：“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讲论，毕各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计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几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旧唐书·吐蕃传》亦云：吐蕃“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资治通鉴》也有记载：“贞观十四年二月丁丑，上幸国子监……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王森教授在《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也肯定道：“松赞干布曾派吐蕃贵族子弟入长安附国子学读儒书。”

吐蕃赞普派大批贵族子弟前往中原大唐学习汉文化，其中最有名者为仲琮和悉腊。这两人均学有所成，藏汉文造诣颇深，并且通史懂经，熟悉朝廷礼仪，学成返蕃后，担任重臣，成为吐蕃与唐王朝的友好使者，为早期汉藏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做出重要贡献。在吐蕃迎娶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时，皆因吐蕃派去的迎亲使者精通汉语、巧言善辩，在与各族求婚者的竞争中巧妙应答，机智闯关而成功地迎回公主。《旧唐书·吐蕃传》提到，开元“十八年十月，名悉腊等至京师……悉腊颇晓书记，先曾迎金城公主至长安，当时朝廷皆称其才辩”。吐蕃还曾派青年人赴唐学习历算学。

派遣学生入唐中央国学，是吐蕃历史上意义重大的双语事件。这些学生在学习了汉字、汉文、科技、天文历算后，把唐朝的文化典籍介绍到吐蕃，如将《周易》《文王八卦》译成藏文，并一直流传至今，使得这一时期的双语现象与双语教育具有明显的实用价值和文化交流与传播功能。同时，松赞干布任用精通汉文的大臣，掌管同唐朝通信、文书等事宜。每每大臣拟好了准备送往唐朝的文稿、书信时，松赞干布都要和他们一起认真修改，字斟句酌，还研究汉藏文的不同结构和表达方法。中唐以后，唐朝使臣尚曾在逻些（拉萨）贵族官邸见到唐代冯定撰写的《商山记》被书写在屏风上。由此可见，汉文化在吐蕃地区广泛传播，影响非常深远。双语现象在上层社会已经频频出现，松赞干布与其大臣对汉藏文的不同结构以及不同表达方法的研究已经涉及双语研究。藏汉双语翻译、藏汉双语交际、藏汉双语人才培养和藏汉双语研究，都成为这一时期双语教育的重要内容和特点。

2．请进来

吐蕃时期，松赞干布除了派遣学生前往其他民族地区学习科技文化知识及礼仪外，还聘请外族、外籍教师来吐蕃王室宫廷，组织他们编写教材，教授藏族学生学习。

松赞干布、尼泊尔墀尊公主和大唐文成公主分别主持的三大译经场，就曾迎请印度译师古萨热、婆罗门香噶热、尼泊尔译师西拉曼珠以及汉僧大天寿和尚等。这些译师在翻译过程中，不仅承担着翻译任务，将有关的经书、医学、药学、疗法、历算等译为藏文，而且承担着文字传授和语言教育的任务。因此可以看出，当时的译经场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正规的双语教育场所，这些从外邦请进来的译者在他们的讲学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实施了双语教育。

在吐蕃时，还有其他的外邦学者前往吐蕃传经讲学。在墀松德赞时期，曾盛传从大唐、印度、大食、尼泊尔及克什米尔等地请来九位名医入吐蕃培养医务人员史称“墀松九太医”。他们入蕃后培养了九位藏族名医，人称“藏族九名医”。其中，宇妥·云丹贡布（史称前宇妥·云丹贡布）为汉族名医东松噶瓦培养出来的藏族医圣。墀松德赞时期，土华那波（又名丁作、班智达钦体里）先后两次来藏，在精心科研和著书立说的同时，还专门吸收培养藏族中有志于天文历算的青年学子。由于当时条件有限，他不能广收门徒，仅能在宫中培养少数人才。毫无疑问，这种精英人才的培养仍然属于小规模双语教育的范畴。

在吐蕃时期的官方教育模式中，无论是派遣学生去他国学习，还是请外邦学者前来讲学，都不可避免地运用了双语。被外派学习的留学生都会使用双语，并带回其他民族的语言与文明。他们运用双语翻译了大量的佛经与典籍，涌现出大批在藏族史上赫赫有名的翻译大家。这一时期留学生在国外的学习经历，无论是学习医学还是科技文化，都具有早期双语教育的基本特征。可以认为这种双语教育模式是“淹没式双语教育”，即一种移民式双语教育模式。淹没式双语教育把语言的学习比喻成学习游泳，把学习者扔到多数民族的语言这个大游泳池里，让学习者在水中自己摸索，从而在游泳池中如鱼得水。

在迎请周边国家和其他民族的专家学者在宫廷任教，教授学生学习先进文化这种授课过程中，存在着两种语言的转换，也属典型的双语教育模式，与现在的双语教育中使用第二语言实施学科教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吐蕃时期，双语现象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向前推进，反之又因双语的发展，在双语使用过程中，他国的科技文化知识得以传播，大量典籍被翻译为藏语。同时，在知识的传播与典籍的翻译过程中，语言得到学习与发展，在藏族的贵族阶层中涌现出一批双语使用者和双语人才。

需要指出的是，吐蕃时期的宫廷联姻和政治联盟的建立为双语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随着通婚政策的实施，吐蕃迎娶了象雄公主、尼泊尔公主与大唐公主。通婚不仅意味着两邦的友好往来，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两族之间的相互学习，使得人员来往密切，为以后的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自吐蕃以来，正是由于通婚，双语现象从王朝开始蔓延至贵族府邸，尤以拉萨上层最为突出。由于吐蕃以前尚无文字，也就没有相关双语的记载，因此可以确定西藏双语是从吐蕃时期开始萌芽的。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译经场，官学教育等形式逐渐发展起来并向后延续。

值得一提的是，在吐蕃时期，无论是藏文字的学习、译经场对典籍的翻译，还是官办教学中派遣留学生，或聘请外族学者来讲学，所招收的学生都仅限于贵族子弟，与广大劳苦农奴无关。依据加尔德（Gaarder）1976年对双语教育的划分，即“精英双语教育”（elitist bilingualism）和“民间双语教育”（folk bilingualism），吐蕃时期这种双语的教育，可视之为“精英双语教育”，即旨在满足社会统治集团和上层阶级的利益。因此在吐蕃时期，虽然政策开放，多与外邦来往，但双语的使用者仅为个别上层精英。从受众范围来看，当时的双语教育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终究因受众范围有限而发展缓慢。同时，双语教育是在通婚联姻、典籍翻译和文化交流的现实需求下应运而生的，其教育的目标、模式和实施都与成熟的双语教育存在一定距离。

第三节 五代、宋封建割据时期西藏双语教育

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吐蕃双语萌芽之后，宋、元、明、清各代继续着缓慢的双语发展之路，其形式与吐蕃时期大同小异。双语现象主要属于个体双语现象，双语主要使用者仍为少数贵族子弟出身的学者与译者，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对佛经典籍的翻译、官派留学生以及聘请外族学者入藏讲学。当时，只有少数精英才有机会接触和使用双语，普通大众鲜有机会使用双语和接受双语教育。

842年，吐蕃本土经历了王室内讧、部落倾轧、边疆混战而日趋支离破碎的局面。吐蕃赞普达摩被杀，吐蕃奴隶制社会政权土崩瓦解，达摩后嗣奥松与云丹分裂；吐蕃多地发生多起奴隶大起义，义军横扫贵族及军政建制，本土和属部分裂，无复统一。《智者喜宴》记载道：“吐蕃本土历经彼此火拼内讧，日趋支离破碎，于是境内各处每每分割为二。”吐蕃境内社会形态缓慢地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吐蕃地区封建割据局面的形成和持续长达436年之久，跨越了843～907年的晚唐，907～960年的五代十国，960～1127年的北宋，1127～1279年的南宋等历史时期。

五代十国、宋代时期，由于各地战乱，西藏与中原的交往基本中断，历史记载极少，仅有关于中原与甘肃、青海等地藏族来往的史记，故这一时期有关西藏的藏汉双语记录也少之又少。

宋时，由于藏族社会形态和生产关系开始向封建农奴制过渡，农牧业生产得到发展，经济也得到快速提升，但当时吐蕃没有统一的政权组织来管理，引起社会割据分裂、动荡不安，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广大农牧民，给当地藏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一时期，佛经的大量翻译为西藏的僧侣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指导，各大小寺院纷纷建立。12世纪以后，西藏的教育事业基本上是以寺庙为依托的，寺庙教育基本垄断了当地的文化生活和教育事业。所以，当时少有的双语现象也主要是在各个寺院为了宣传各派主张，扩大各派势力范围而广建讲经院；为培养本派传人，战胜他派对手而或请外籍高僧入藏讲经传法，或派本土高僧出国学习深造情形下出现的。

在当时，除了高僧外出留学外，还有一些颇具藏医学造诣的学者，重视吸收当时医学的新成就及国外医学精华，派遣其弟子或子孙前往国外学习，或由地方割据头目出资，派藏医学后起之秀出国深造。比如，著名的藏族译师和藏族医学家仁钦桑布，17岁赴印留学，后来又去了克什米尔深造。藏医学家新宇妥·云丹贡布（亦称小宇妥·云丹贡布），从18岁起，先后六次赴印留学，还到过锡兰，专门学习医学著作的翻译。他还去了印度赛朗等地游学，以求达到搜集资料、开阔眼界、钻研医理、提高医技之目的。

由此可以推断出，宋代封建割据时期，由于与中原的交流与唐代相比在规模和深度上都有所下降，西藏双语现象中藏汉和藏印并行的局面逐渐被打破，这一时期的双语现象和双语教育以藏印双语使用和教育为主。双语使用者仅为少数僧人和医学学者，表现形式为西藏僧人或医者出国学习成为双语使用者，或请高僧、医学大师入藏讲经授学。对于这一时期的双语使用，仅可称之为个体双语现象。总体而言，宋代对于唐代吐蕃以来的双语现象虽有继承，但发展极为有限。

第四节 元代西藏双语教育

西藏自吐蕃瓦解后，从10世纪到13世纪约有四百年在政治上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直至13世纪中叶元朝将西藏统一于中国，才结束了这种分裂局面，较快地恢复了社会生产力，推动和发展了文化与教育。

1206年，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并于同年兵临西夏国，至青海柴达木地区，甘、青一带藏族归顺蒙古。此后，元政权先后灭西夏，收降临洮、文州等地藏族头人。宋嘉熙四年（1240年），蒙古军进入乌思藏，骑兵前锋抵热振试探。此举震动了西藏地方势力，促其思议对策。藏区统辖者阔瑞在综合考虑各方的利弊得失后，决定派西藏萨迦派高僧萨班·贡嘎坚赞来凉州（今甘肃武威）洽商吐蕃各部归顺蒙古汗国的问题。宋淳祐元年（1241年），萨班抵达凉州。1247年，阔瑞与萨班会晤，议定了西藏归顺条件，从而奠定了元朝中央在西藏地方建立政教合一行政体制、西藏地方直属中央统辖的基础。之后，萨班写信给乌思藏、纳里速各地僧俗首领，反复晓谕吐蕃各地头人归附蒙古汗国，听命于萨迦的金符官，并要求各地呈报官吏、户口、贡赋清册三份，两份呈献给阔瑞与萨班等。自此以后，藏族地区全部成为蒙古汗国的领土。至此，西藏的主权归属过渡到蒙古汗国。

1264年，忽必烈颁布《建国都诏》，定国号为“元”，又于1279年统一全中国，创建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权。在西藏问题上，元朝将其设为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又在西藏设立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以加强对西藏的行政管理。

元朝政府对藏区实行政教结合、僧俗并用的管理方法，重用萨班，特封赏八思巴、桑哥等西藏佛教首领为国师，重视培养藏区上层社会子弟，以强化对藏区的统治，同时发展藏族文化教育。萨迦高僧八思巴受命创制了蒙古新字，促进了藏、蒙、汉等各族文化教育的相互交流，给藏族各种教育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同时，元代藏区儒学，藏族权贵及其子弟入中央和地方官学接受教育或出国留学及藏族天文、医学等科技教育等，都有一定发展和进步，元代藏族社会在文化交流和教育方面出现了自唐代以来较为繁荣的景象。

元代西藏双语教育形式主要表现为派遣藏族贵族子弟到中央官学学习。元代的官学，由“大司农司”管理，包括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和社学等教育形式。中央官学又包括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等；不分种族，蒙古人、汉人和色目人（藏族就包括在色目人之中）都可以入学；但对于入学资格，却限制在宿卫大臣子孙、卫士世家子弟和七品以上官员子孙的范围内。蒙古国子学，创始于元世祖至元八年。创建之初，只有蒙古人、汉人和护卫军官子弟方能入学。后来，又增加了色目人（藏族人），还可招平民子弟做陪堂生。

元代在宗教、文化和科技的交流上，沿用了唐代以来“送出去”和“请进来”两大做法。西藏热派译师多吉扎的侄子曲线前往尼泊尔留学，他拜摩诃室利巴扎班智达为师，向他学习本续、注疏、教戒、灌顶和口诀等。这一时期，大师摩诃室利巴扎还被迎请到吐蕃，厘定和翻译时论经典，传播时论教法，并使其发扬光大。这在当时是留学和外请学者讲学授业相结合的一个典型，是这一时期西藏双语教育的重要形式。

在元代西藏的双语使用者当中，有两位杰出的的代表人物，即萨班大师和其侄八思巴。

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年），为萨迦派第四代师祖，23岁时赴印度，从师那烂陀寺高僧释迦室利及其弟子，学习大小五明学。他因学识渊博、口才雄辩而成为享获西藏“班智达”称号的第一人。他被简称为萨班，史称班智达。在其著作《萨班全集》中，《智者入门》一书是第三部，是他学习了梵文《诗鉴》后，根据理解对《诗鉴》所做的介绍与解释。因此可以看出，萨班大师不仅通晓藏语还通晓梵文。更值得一提的是，萨班大师曾在凉州给当地各界各族讲经多年。在他讲经时，由四个译员分别将其讲授内容译为蒙古语、维吾尔语和汉语。这在历史上是较有规模的多语使用现场，其人数之多、时间之久、涉猎的语言种类之多都是之前从未有过的。

八思巴（1235～1280年），本名罗卓坚赞。他自幼从师萨班，是一位多才多艺、知识渊博的大学者和语言学家。他自幼通梵文，精佛理，曾在大圣寺、万安寺用藏语讲经颂卷，由沙—罗巴任汉文翻译。他还用藏汉两种文字，精译了大量梵文经典。八思巴还培养了高徒畏兀儿和雄顿·多吉坚赞。这两人都是有名的大翻译家，前者曾用畏兀儿文翻译西天（印度）、西蕃“吐蕃”经文；后者不仅大量翻译佛经，而且把印度《诗镜论》《如意树故事海》《龙喜记》《百赞诗》等文学作品译成藏文。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应元邀请，萨班与其侄八思巴被推荐前往凉州，商议卫藏地区归顺蒙古事宜。当时的谈判肯定会用到蒙、藏两语，双语使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得到体现。

通过以上史实可以看出，由于元朝形成了各民族大一统的中央政权格局，西藏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元朝还建立了官学，藏族子弟可准入学习。当时西藏与中原的来往较为密切，因此双语在这一时期得到一定的发展。元代西藏的双语形式除了出国留学与请外邦学者来讲学外，还较以前多了在中央朝廷学习官学的模式。这些双语人才的培养使西藏以后的双语教育又有了新的发展。

第五节 明代西藏双语教育

明代的西藏双语教育在元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并已颇具规模，形式也更为多样。1368年春，朱元璋在南京即皇帝位，建立明朝。明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基本上沿袭了元朝在藏族地区封授当地藏族僧俗首领为官、设置各级机构进行管理的办法，先后设置乌思藏、朵甘两个“指挥使司”，后改为“行都指挥使司”，分别管理前后藏、昌都和阿里地区的军政事务。洪武年间，藏区的行政机构建制已基本完成，藏区与中原的交流日益频繁，从而也推动了藏区的儒学教育、地方和中央官学的发展，也促进了这一时期藏汉语言的使用。

明代的中央官办国学与地方官学推动了儒学向藏区浸透，有力地促进了翻译事业的发展，并提升了各藏区双语教育的进步。明代的官学中，有朱元璋于1365年在南京创建的中央直属的国子监，又称为国子学。后来，又分为南京国子监和北京国子监。1443年，工部兴建太学，称其为贵胄学校宗学，再加上以医学、阳明学为代表的专业官学中的武学，总称为明代中央官学。《明实录》洪武十四年甲午条记，14、15世纪时已在岷州、松州开设儒学。嘉庆《四川通志》载，永乐二年（1404年）天全六招讨司高敬让来朝，遣子入国学读书。可见，当时藏族权贵积极派遣其部分子弟入中央官学学习汉语及汉文化。在明代有关史籍中，有反映明朝中央国子学办有藏文教学和开设汉藏翻译专业、培养汉藏翻译人才的情况。据《典故纪闻》载，明英宗元顺年间（1457～1464年），邹于等奏：“永乐间，翰林院译写蕃字，俱于国子监选生习用。”汉文著作中，有关吐蕃历史的部分，也被译成藏文使用。明永乐皇帝，倡导首刻大藏经，并从中培养了藏汉翻译人才。由此可见，藏汉双语翻译人才的培养是这一时期双语教育的重要形式。

明代儒学，即地方官学，在藏族地区主要设卫学和社学。遗憾的是由于交通不便，西藏又远离中原，明代的地方官学在藏区的设立仅限于甘肃、四川等地的藏区，在西藏没有得到很好的开设和普及。明代在甘肃、四川等藏区设立官学，其教育思想和目的同儒学一样，完全是为了培养贵族子弟成为封建农奴社会的“士”，以便用其统治藏族人民。卫学所教授的课程内容是儒家经典，如史别、律令等，基本内容与国子监相当，仅在程度上要求低些。洪武初年规定，学科为专习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又重新规定，分礼、射、书、数四科。礼科将包括经史、律令、诏诰、礼仪等书；射，由礼部颁定射仪，凡属朔望日，进行射击演习比赛；书指临摹名人欧、虞、颜、柳帖，每日写500字；数，主习《九章算术》；等等。社学，要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普及读物，兼读《大诰》《律令》等书，还要学习冠、婚、丧、祭之礼。藏区的卫学和社学，在总体上执行上述规定内容的前提下，仅允许有某些变通。由此可见，虽然明朝西藏并未大规模兴办卫学，推行儒学教育，但这一时期在甘肃、四川等地兴办的儒学教育应该对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教育起到一定的人才储备和辐射带动影响。

从以上史实可看出，明代西藏的双语教育仍然在缓慢发展中，主要局限于翻译领域，虽然中央兴办官学，但仅有个别权贵子弟可以进入国子监学习汉文以及汉文化知识。明代在地方上虽兴办卫学、社学，但是由于西藏交通闭塞，又远离中原，这一时期的地方学校只兴办到甘肃、四川等离中原较近的藏区，对西藏的双语教育鲜有大的推动。

第六节 清朝前期西藏双语教育

本书在讨论清朝时期的双语现象时，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分为两部分进行讨论。1840年以前为清朝前期，1840年是近代史的开端，此后为晚清时期。本节仅涉猎清朝前期西藏的双语教育，晚清时期西藏的双语教育将辟节“近代西藏双语教育”专门论述。

清朝前期，清政府加强了对西藏的有效统治，中央与西藏来往密切，双语使用和双语现象较为频繁。明末清初之际，西藏的上层人士及各派统治领袖已清楚地意识到清王朝将入主中原，改朝换代具有不可逆性。为了求得清王朝确保他们的权力及统领地位，他们主动派遣使者前往示和。清王朝亦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对西藏的特殊政策。1642年，皇太极在盛京（今沈阳）接见了西藏派去的使者，达成通好之事。1651年，顺治皇帝派人到西藏敦请五世达赖洛桑嘉措前往北京与其会晤；五世达赖于次年到北京，并被清皇帝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恒喇达赖喇嘛”。1709年，康熙派侍郎赫寿进藏，协同拉藏汗管理西藏政务；1721年，清廷决定，废除西藏地方政权中的第司职位，设噶伦四名，共掌政务，但噶伦议决的西藏政务大事，需事先请示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稍后，封颇罗鼐为郡王，由他主管西藏地方事务达20年之久。

清朝前期，在沿用元、明两代对藏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包括经济、货币在内的重大改革，以力保西藏局面的稳定及其与中央王朝的和睦关系，至此出现了西藏两百多年的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局面。清代继承了元代发扬、支持佛教的宗教政策，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开始，此后三百年一直奉行支持佛教的政策。由此，寺院教育得到迅速的发展，进而形成了以寺院教育为中心的宗教、教育体系和制度。而且，在清廷的支持下，拉萨和日喀则，都相继办起了俗官和僧官学校，这些学校均是西藏早期的带有萌芽性质的学校。清朝学校教育的产生，为以后学校双语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和实践基础。

清代时，西藏地方所办的官学分为俗官学校与僧官学校，藏语分别称为孜康拉布扎和孜拉布扎。前者主要为西藏地方政府培训后备俗官，授课时皆用藏语，因此与双语教育基本无关。而后者，即僧官学校，则主要为当时的西藏培养僧官，其所授的课程内包括藏文和梵文，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正式的双语教育。

在清朝，内地文化对藏族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医典籍和内地出版的历书在藏区广泛传播，一些汉语借词在藏语中得以使用。藏族中，一些学识渊博的高僧除了在佛学方面有大量论著问世外，还有不少人精通汉、蒙、满、梵等多种文字。像满、汉、藏、蒙、维文一体的《御制五体清文鉴》等著作的完成，是与藏族多语学者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乾隆时期，著名的章嘉活佛才华出众，通晓数种文字，其著作丰富、文笔优美，藏、蒙僧侣莫不奉其为圭臬。他还编纂了一部《御制满蒙汉蕃合璧大藏经咒》，乾隆皇帝非常器重他。在布达拉宫的世自在殿门楣上，至今可见保存完好的乾隆皇帝题写的“湧莲初地”匾文，堪谓文物中的精品。清廷封赐给西藏地方统治者的金制印册，文字多为汉、满、藏三体合璧。至今矗立于布达拉宫前的御制平定西藏碑立于1720年，碑文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镌刻，记述了清政府派兵平定准噶尔蒙古部落的情况。清朝双语和多语的盛行可见一斑。

清代时，由于中央与西藏来往密切，语言文化也就对西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前所述，典籍的传入，汉语借此在藏语中的使用，以及大量精通藏、蒙、满、梵等多种文字的高僧及权贵，都说明了在这一时期双语的使用与发展较之以前历朝历代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又因西藏地方学校初现雏形，为西藏以后的教育及双语的传播打下了基础，所以西藏双语发展与规模化教育从此翻开篇章。

回溯历史，唐、宋、元、明、清各代，西藏的双语教育历程发展之路虽艰辛缓慢，却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纵观历朝各代西藏双语的发展史，虽有雷同却各有千秋。

第一，西藏双语教育起始于唐代吐蕃时期并蓬勃发展。在这一时期，西藏双语现象较为兴盛，其特点主要为：译经场通过对佛经典籍的翻译，培养了一批精通双语者；皇室的通婚使双语在皇宫府邸内成为一种现象；官办教育对于双语教育的发展有了更深层次的推进。双语教育在吐蕃的萌芽与发展在西藏双语教育史上功不可没。正是这一时期双语教育的萌芽与发展，才使以后各代西藏双语的延续性教育发展成为可能。

第二，五代、宋封建割据时期，西藏双语教育由于受到战乱等因素的影响，没有太大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西藏双语教育与唐代相比，则主要是以寺院教育为特色，双语教育形态主要表现为聘请外籍高僧入藏讲经。

第三，元代时，由于民族大统一，西藏与中央政府联系密切。在这一时期，西藏双语发展有了较大的进步。比之以前的西藏双语教育，这一时期的双语教育既涵括以前双语教育的各种模式，又发展了官学，即朝廷办学，其他少数民族可派子弟前往学习。这在西藏双语教育史上是一次跨越，这种教育模式的发展使得西藏双语教育继吐蕃之后又达到一个新高度。

第四，明代的双语教育在元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其特色为设立了社学、卫学，即在地方办学，以便双语教育的发展。但遗憾的是，由于西藏远离中原，交通不便，明代的官学、卫学仅在青、甘、川等地的藏区设立，社学、卫学的教育成果并没有惠及西藏。这在西藏双语教育史上实属缺憾。

第五，清代前期，西藏双语教育最大的特色就是成立了官办学校。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有规模的正式的教育形态。通过这种教育形式，西藏有了正规化双语教育的萌芽形态。这是清代前期在西藏双语教育史上做出的最大贡献。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西藏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交通闭塞、与中原相隔较远、寺院教育独占鳌头、经济生产发展缓慢，其文化文明发展缓慢。西藏的双语教育发展一波三折，速度缓慢。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平等及对贫苦农奴的压迫，西藏只有极少数权贵子弟与学者有机会学习并掌握除其母语外的第二种或者第三种语言，诸如对汉语或梵文等第二语言的习得。由于没有官办学校，因此只有在出国留学、请学者进藏讲学或是典籍的翻译过程中才会有双语的使用，第二语言才会被发展及习得。还有就是王族通婚使王室权贵有小规模的双语运用，除此之外鲜有双语现象。双语现象只是西藏文明发展长河中一颗微小的水滴，在绵绵的西藏史上，双语现象在吐蕃时期起源与开端，发展与进步，小溪虽小，却从未中断。西藏史上，双语的使用与发展传播了中原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与文明以及先进的科技知识，为西藏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大规模的双语使用和双语教育奠定了基础。

第七节 近代西藏双语教育

中国的近代史与古代史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分水岭。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近代史由此拉开了序幕，中国逐步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广大藏族地区的农奴制社会，也逐步受到冲击。直至晚清时期，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与宰割，生产生活极端落后，一些仁人志士在此国难民苦之际，开始积极探求开发民智、强国健体的道路，以求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在此情况下，派往西藏的一些官吏也受到影响，为加强西藏的建设提出了一些积极措施。西藏的近代教育也在清政府推行新政措施的过程中诞生，双语教育在西藏近代教育的模式中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清末在西藏推广新式教育的主要人士为驻藏大臣张荫棠和联豫，这两个人也是清末推动双语教育超越式发展的主要人士。

一 张荫棠的藏汉双语教育构想

张荫棠早年曾赴美充三等参赞，后改任旧金山总领事，调任西班牙代办。由于他出国多年，受到欧美等国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科学技术文化的熏陶，深谙帝国主义的本性与阴谋。因此，他成为清末统治阶级中一位既具有民族自尊感和爱国思想，又具有远见卓识的汉族官员。

1904年，英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对西藏的侵略，兵临拉萨，在刺刀大炮的威胁下，迫使西藏地方僧俗官员与之签订非法的《拉萨条约》，致使西藏局势岌岌可危。面对这一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屈辱条约，西藏人民奋起英勇反抗侵略者，然而驻藏大臣有泰竟屈膝求和，在条约上签字画押。这一举措使得西藏人民颇为不满，清政府在西藏人民心目中的威望下降，清政府和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西藏地方的武备政令无法执行。清政府决心立刻整顿西藏政务。1906年4月29日，清钦命直隶特用道张荫棠以“五品京堂候补”，前往西藏查办此事，推行新政，以期西藏情势有所好转。。张荫棠进藏后，着手整饬西藏事务，详查实情，率先揭发查办了以有泰为首的满、汉、藏等劣迹官员，受到各阶层人民的拥戴。

在目睹英军在藏边肆意侵略、蹂躏杀害藏族人民的惨状后，张荫棠决心效法欧美资产阶级变法图强，并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向清政府提出了“治藏建议十九条”和“西藏地方善后问题二十四款”等新政措施。其中包括“广设汉文学堂”“创办汉藏文白话报”等兴办文化教育的内容。1907年，西藏历史上第一个统筹全藏学务的常设机构——学务局，在张荫棠的积极活动下建立。汉官总办齐东源，依照清政府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并参酌西藏地方实际，分别制定了蒙养院、初等小学堂、藏文传习所、汉文传习所等新式学堂章程。其中以章程所规，藏文传习所、汉文传习所已经具有正规的双语教育模式。例如：规定藏文传习所以翻译藏文、学习经典为宗旨，学制五年，录取明白汉文、初通藏语的20岁左右青年入学，课程分为藏文读法、译解、中文、算术、修身、历史、格致、地理、体操（体育）九科。汉文传习所，以学习汉语、汉文为宗旨，学制五年，录取20岁左右、初通藏文的藏族青年入学。这些实业和构想为近代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描绘出蓝图，体现了近代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官员在寻求西藏发展道路上做出的可贵探索。

张荫棠入藏后发现西藏人民大多不识藏文，虽属中国老百姓，却又不识汉文，不懂汉语，由此他提出了政教两权分离的政策，认为达赖、班禅应专管教育，应采取措施广兴教育事业，以使藏民人人能读书识字。结合藏族人民崇信佛教、当地寺院众多的客观现实，他与西藏地方摄政筹商后，拟定前后藏三千余寺院应自筹经费，各设立汉文蒙学堂一所，兼习算学、兵式体操、汉文汉语，并设想此计划实现后，西藏即刻会有蒙学堂四五百间；并拟定教习老师均用南北洋粤蜀陆军毕业生，规定学程为六年，后三年兼学英语。他还主张西藏应发行汉藏文白话旬报，并派送各地以此来激发西藏人民的爱国之情，从而开发民智，学习引进新知识。

然而，张荫棠有关近代教育的种种先进设想及措施终因种种因素而未能实施。但是他的提倡新学、兴办教育、建立藏汉文传习所，以及提倡汉文、学习英语、设汉藏文白话旬报等思想，对于西藏的双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虽然未能实施，却已经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使后来的有识人士意识到双语教育在西藏的紧迫性与重要性。他所主张的教育思想在理论上开了西藏双语教育之先河，为后来联豫等人推行双语教育打下了基础。

二 联豫的藏汉双语教育实践

1905年，清政府任命联豫为驻藏帮办大臣。联豫于次年抵达拉萨，深感如不兴办教育则国家发达无立根之本，因此，他要求清政府即在西藏设立初级小学堂两所，分两个班，学制五年，初、高等各三年。成绩好的学生，可送四川的中学。清政府批准了联豫的奏请，但将学制改为初等五年，高等四年。联豫奉命后，在拉萨“相国祠”旧址建立了拉萨初级小学堂。因不受藏人子弟欢迎，只收汉族学生30名。

后联豫又发现驻藏大臣衙门里的汉人虽多，但通晓藏文者为数不多，且藏人能通晓汉语文的人更是凤毛麟角，翻译上常出纰漏，办事也极为不便，便向朝廷奏请在西藏创设藏文传习所和汉文传习所。1907年，朝廷增设藏文传习所和汉文传习所各一所，选派了汉人子弟十多人专学藏文，又选派藏人子弟30多人专学汉文。

由于联豫的努力，到1909年，在西藏已设立初小、藏汉文传习所和陆军小学堂共16所。张荫棠和联豫在推行新政过程中，兴办汉藏双语教育，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官方兴办双语教育。对于第二语言的习得不仅涉及汉语而且涉及英语，这在西藏双语史上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在西藏历史上，双语只是一种现象，从未有过官办的学校来正式教授双语。在西藏近代的官办学校里，同时教授藏语、汉语两种语言，甚至还有英语，这在西藏历史上是双语教育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是西藏双语发展的一次大飞跃，对西藏以后的双语教育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 清末藏英双语教育实践

清末时期，英帝国主义为实施其对藏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控制和渗透，不仅引诱西藏政府派遣留学生，而且在兴办慈善事业的掩护下，主动要求在西藏办学，创办教会学校，推行藏英双语教育。1923年，英国政府勾结西藏地方政府亲英势力，分别在江孜、亚东两地开办了贵族子弟学校（亦名“英文学校”），仿照英国学校办法治校。1938年，英国对华教育侵略的代理机关中央拨款董事会，竭力施展“退款兴学”的诡计，在藏区创办了一些文化教育机关，推行其教育侵略之计。至1945年，在西藏亲英分子的支持下，英帝国主义者再次于拉萨设立英文学校，但该校亦因广大藏族俗僧群众的坚决反对，未数月即行夭折。

英帝国主义在西藏兴办英语学校因为爱国的藏族同胞的反对而存在了极短的时日。然而在西藏的双语教育历史上，确是首次兴办的藏英双语学校，成为藏族双语教育史上的全新模式，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西藏双语教育的发展。

四 民国时期的西藏双语教育

1912年，中华民国全国临时参议院颁布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中央加强了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在南京设立了“西藏驻南京办事处”。但帝国主义加紧侵略西藏，进行各种欺骗和挑拨。1933年起，热振活佛摄政。他是一位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领袖人物。在摄政期间，他努力改善与中央的关系，协助中央在西藏设立“蒙藏委员会办事处”，筹办拉萨小学等。由于当时国内外政治社会局面复杂，这一阶段的西藏教育的特点也呈现多样性，其中涉及双语教育的教育机构主要有：拉萨清真寺回民子弟小学，国民政府在拉萨兴办的“国立拉萨小学”，英帝国主义为对西藏进行文化渗透、进一步培养亲英势力而开办的学校。

（一）拉萨清真寺回民子弟小学

1910年初，位于拉萨市东面的伊斯兰教清真寺内开办了回民子弟学校。为使后辈勿忘祖国，该学校课程设置了汉文。按照学生的年龄大小，该校设有大生班、中生班和小生班。该校主要教授阿文经典《古兰经》和教规，大、中班兼授汉文，其教职人员主要为阿訇等人。1939年，回民子弟小学的学生曾前往拉萨迎接为十四世达赖喇嘛主持坐床典礼的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此后，吴忠信受邀参观了清真寺回民子弟小学，并捐助了资费银两，为边疆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拉萨小学兴办后，大多数年龄较大的学生又转学到拉萨小学继续学习。

拉萨清真寺回民子弟小学是近代拉萨开办的正式的阿汉双语教育机构，在西藏双语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回族小学兼授汉文的课程设置，使得西藏的双语教育呈现多样化色彩，丰富了西藏双语教育模式，推动了西藏双语教育的发展。

（二）国立拉萨小学

国民政府为增强国力，提高国民素质，抵御帝国主义对西藏人民的愚弄，增强了对西藏教育发展的支持。教育部委派蒙藏新青考察团前往西藏考察教育行政机构、学龄儿童、识字人数、学校设立、教育经费、教学内容和师资等情况。

1934年，中央政府派参谋本部次长黄幕松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时，经与西藏噶厦政府协商，决定由教育部开办“国立拉萨小学”，学校直接受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管理。

1938年夏末，拉萨小学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勉强招生开学，第一任校长由办事处参议蒋正余兼任，后由拉萨电台台长张威白接任，学校教员几乎全部由驻藏办事处的官员兼任。拉萨小学课程设有藏文、国语（汉文）、算术、历史、地理、公民、常识、音乐、图画、体育、习字和阿拉伯文等。藏文、阿文分别由喇嘛、阿訇任教。汉文课本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学校的生源主要是回族和汉族学生，藏族学生较少，另外还有一些外商子弟和尼泊尔官员的子弟。最初在校生不到100名，教学质量不高，入学率很低。

藏汉双语课程和回汉双语生源是拉萨小学双语教育的主要特征，该学校也是近代西藏系统开设双语课程、招收双语生源的教育机构之一，在西藏双语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民政府教育部边疆教育司于1940年委派王信隆任拉萨小学校长。他到任后，充实师资并调整了课程设置，根据民族和信仰的不同，设藏文、阿拉伯文、汉藏文三个班级，充实阿文和藏文教员，使得师资建设得以加强，培养规模得到扩大。学生数一度增加到150多人，教学质量有所提高。

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委任邢肃芝为拉萨小学第二任校长。在此期间，学校的经费大幅增加，教职工的报酬大幅提高，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展，各种设备也有所增加。邢肃芝到任后，还大力改革了拉萨小学的体制，聘请了一些藏、汉族教员，使学校达到教职员工20余人、学生近300人的办学规模。在原有的藏文、阿拉伯文（回族班）、汉藏文三个班级的基础上，又增设了特别班（专为西藏上层人士的子女开设）和幼儿班。

拉萨小学从1938年成立到1949年停办，前后存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拉萨小学教育中，以语文课为例，有藏、汉和阿拉伯文，还有英文，尼泊尔学生还要自修本国文字。不少高年级学生能在实际工作中使用藏汉两种语言文字，双语教育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得到极大的提升，语言的种类也增加了，初步具备了多语教育的规模和体制，为当时的西藏培养了大批双语和多语人才，为以后西藏双语教育的发展储备了人才资源。

（三）外国在藏兴办的英语学校

早在清代末年，英国为达到侵略中国西藏的目的，一方面采取武装侵略，另一方面则积极拉拢十三世达赖，或诱使他派遣留学生，或主动承担办学，意图在西藏培养亲英势力和进行文化侵略。英国人贝尔在他所著的《西藏志》中就写道：“余与达赖喇嘛谈话多次，某次谈及财政属之学校（孜康学校），喇嘛即谓：‘余曾主张，凡入政府服务者，须精通文理，以前标准殊嫌太低，夏季一次，冬季一次，成绩优胜者，可得报酬。西方教育渗入西藏，已成不可免之事实。但希望逐渐输入，不至若洪流之下溃。’教育之开始已见端倪。”

英国驻江孜、亚东之商务委员会麦克唐纳曾写道：“西藏政府，因为想施行欧西教育，于1923年便同印政府合作，在江孜办了一个学校，培养西藏官吏和地主的子弟。开学时有40个青年学生，他们的家庭都是受达赖命令，把子弟送来入学。”

1943年前后，英国政府先后在江孜、拉萨开办了英语学校。1944年，在江孜开办了以招收贵族子弟为主的军官学校；关于招生的范围，根据西藏地方政府规定，包括上中下层俗官子弟、僧官学校毕业生、贵族中申请出任七品官并有把握获得批准者、农务局（系统）中有培养前途的低层贫民子弟四种人。教学内容及课程安排是，早晨背诵经书，上午一般学习藏文、修辞、正字法、诗论、算术、书法等，中午12点开始教授英语、算术和文体课。

但是对于英国对西藏的侵略意图，西藏上层人士及广大百姓都极为憎恶，并强烈反对通过开办英语学校来进行文化渗透侵略。英国在西藏办教育一开始就遭到前任摄政王热振—土登江白益西丹巴坚赞为代表的部分上层人士以及拉萨三大寺喇嘛的反对。他们认为英语学校开办下去，势必会冲击宗教活动，对宗教昌隆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于是，三大寺堪布同其他寺院管事商量后进谏摄政王和噶厦，说明开办英语学校不符合僧俗民众意愿，对于政教都将贻害无穷，要求立即予以撤销。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噶厦政府只好决定撤销英语学校。因此，拉萨英语学校只办了5个月就关闭了。英国在拉萨开办英语学校的办学实践表明，语言和文化的教育输入需顺应社会的发展，要有政治制度的保证，否则这种努力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将以失败而告终。

在近代，由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局势发生变化，西藏的教育随之也发展起来。在有识之士的呼吁下，加上西藏局势之特殊，政府开始注重发展西藏教育，一些官办小学的建立就是很好的证明。这些学校不仅开设藏语文课，还开设了汉语文课。在西藏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远离中原、生产落后，双语教育一直处于缓慢的萌芽状态。而在近代，官办学校的建立，以及对教育和文化交流的重视，使双语教育在西藏正式形成。特别是西藏英语学校的建立，更是展示了近代西藏双语的特色，为以后西藏双语教育发展开辟了先河，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