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促进生产率增长的制度

最受中国政策制定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关注的制度改革是与维持经济较高增长率有关的制度改革。即使中国在经济领域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对的，中国潜在GDP增长率也将从过去30年9%～10%的速度下降。经济增速下降似乎正在上演，但是经济增速下降很可能在接下来的十年出现。中国正在进行以基础设施和住房投资为主的刺激计划，类似2009～2011年的刺激计划可能使中国GDP增长速度再维持几年，但是这项支出的规模与最近的一次刺激计划正面临收益下降的困境。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如果想将经济增速维持在6%～7%的高位，中国需要显著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中国改革最初二十年全要素增长率高速增长得益于，苏联模式经济体系下阻碍效率和经济增长的机制的瓦解。但是，未来生产率的提高将依赖于中国建立起更有效的、全新的和高级的经济制度，而不是旧制度的解体。建立新的、高级的制度不可避免的会比简单地消除没有作用的制度更复杂、更困难。

为了维持GDP高速增长，需要建立的经济制度是那些能够提高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的制度。资本效率持续增加依赖于金融体系的持续改善，应进一步改革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提升发展战略。已有大量文献研究如何改进金融体系，本书将在其他文章中讨论这个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金融体系已经进行了重大的改进。中国此前的金融体系基本由大型的国有商业银行构成，主要向国有企业发放贷款。而现在，中国有了更多的银行，以及其他重要的金融机构（保险公司、两个证券交易所和其他），私人企业和个人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但是，贷款决策受政治的影响还是很大，很多创新型企业几乎不能从资本市场上获得资金，或是不能获得足够的资金。因此，中国金融体系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如果中国积极努力进行金融体系改革，那么将能大幅提高资本的效率。

改革国有企业可能是一个更困难的问题，主要是因为这些企业的政治影响力很强大。20世纪90年代末，实施国有企业重大改革花了很大的政治勇气。垄断企业产生了大量为权贵阶层服务的利润，但是也降低了在这些关键部门实施改革、提高效率的激励。大规模基础设施和住房投资放缓将导致一些行业，如钢铁业面临数年的经营困境，因为早先的决策形成的产能超过了未来任何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内需。那些已经修建了大多数基础设施的大型国有建筑公司将被削减。让这些企业维持繁忙而持续上马大型国家建设项目，正如日本所做的那样，将导致中国经济如同日本那样增长乏力。中国过去十年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和资本使用效率提高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能够继续提高经济增长和资本使用效率的工程项目正在减少。随着中国经济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中国需要抵制那种以牺牲新的、高效的服务提供商来支持那些低效的服务提供商的诱惑。这种模式在日本和韩国持续了数年。

资本的有效利用取决于在依靠市场力量和制定一些监管措施纠正市场失灵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本文开篇讨论了与这个难题有关的主要问题，并在讨论环境和金融体系改革的章节中进行了讨论。

提高劳动力的效率与提高资本的效率同样重要。需要提高低技术劳动力乃至整个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有必要消除剩下的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使其发挥最大生产力。这些问题是本文第二部分的核心内容。对于那些高技能劳动力，主要问题是提高大学的教育质量，特别是对研究生的教育水平。研究质量的稳步提高，无论是大学、企业还是研究机构，对经济体的持续增长都至关重要。中国在这一方面的进步是显著的，技术进步已经从对产品和生产过程进行微小改进发展到研发新的产品和服务。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增加，经济持续增长将更多地依赖于研发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