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亚视角的意义性和东亚论述的可能性

在回顾1995年全世界反思和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时，孙歌在中国和日本知识界并没有表现出对于抗日战争这一历史事件的共同性立场的现实中，发现了长期以来面对东亚的历史和现实，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在知识、思想、情感上的不对等性和差异性。麻木和无视，其实也是逃避与无知。关于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对于这段历史的不同态度，典型表现为“除了少数有识者之外，在各种形式的合作研究中，中国和日本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回避正面触及这段历史所造成的感情创伤。于是，自己管好自己的事，成了约定俗成的前提”。正是这一认识和觉悟，成为思想者决心改变现状，创建中日知识分子对话的“中日知识共同体”的契机。

长期以来，如何看待东亚历史始终困扰着东亚社会和学界，其困难之一就是东亚地区历史复杂性而带来的多重立场、视角的对立、差异。然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中日两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了建交后两国学术界和政府之间表面性的热烈频繁，即便是对待发生在各种层面的中日两国的冲突现象，也是尽可能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政治解决办法，不愿研究问题，不能提供解决矛盾的对策，一味回避和掩盖对立，如官场文章总是形势大好，越来越好。长期以来我们的学者，我们的媒体不能准确把握中日关系的真实动态，以至于出现了问题，总是感到意外。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极其简单。韩国学者池明观，受韩国军事政权迫害，1972年到1993年以日本作为批判的阵地，促进日本市民运动与韩国国内的民主化势力的结合。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认为在大众消费社会大潮冲击下，传统意义上的站在市民抵抗和批判前沿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复存在了，作为社会的病症现象之一，知识分子整体已经边缘化了。正如1930年，本杰明批评法国的文学家之所以不能成功地描写当时的法国，原因在于他们想接受这个国家的一切，同样道理，缺乏批判精神和学术研究，恰恰是我们的对日认知缺乏学术，我们的学术缺乏思想所导致的结果。

前日本岩波书店社长安江良介，早在1970年代担任《世界》杂志总编的时候就开始致力于日韩知识界的交流活动。在与池明观先生的交往过程中，安江不断意识到日韩交流中有别于政府层面的知识界交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认为：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讨论交流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非政府的事务层面的讨论和交流合作，即外交，经济和企业活动，这类活动即使在文化上的交流与协作的底层，也有政策的思考蕴涵其中。另外，同这种政策层面相对应的还有市民连带合作层面的讨论和交流。这是极其非政府的，可以理解为双方拥抱式的感觉。事实上，在有关东亚共同体言说史中，安江提到的上述两类的讨论和层面分别存在，既构成了有关东亚共同体论述的特点，同时也是该构想不受现实政治左右始终保持其活力的生命源泉。安江强调，就日韩而言极为需要推进政策层面的讨论与历史认识层面讨论的同步进行，并呼吁日韩两国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立足于加强此类交流。考察东亚知识交流史，从东亚知识分子对话的意义上，安江和池明观所探索和象征的日韩知识界的合作，对于沟口、孙歌的“中日知识共同体”而言，具有知识水源和范式先驱的意义。

韩国经验印证了，坚持批判的精神、保持独立的人格，既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也是时刻要面对的现实课题。因此，现在看来，1997年沟口、孙歌等人以“知识共同体对话”开始中日知识分子的交流时，所规定的三个基本前提包含了深刻的普遍性意义。（1）知识共同体不以专家式的交流为自己的目标，它要处理的是专家式交流所掩盖的文化差异乃至文化冲突问题，并进而以反省各自知识处境和彼此的困境为目标。（2）知识共同体的对话以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和实践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为前提，而不是以了解和研究对方文化的某一个领域为前提。因此，参加者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是对于本国文化的社会基本问题的危机感和介入能力，以及对现有知识状况的反省精神。（3）知识共同体反对实体化和制度化，也反对以民族或文化的代言人自居。因此，“我们主张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对话和讨论，保持流动性的交流过程，力求以有限的时间交流和揭示可能多的问题，寻找超越国别框架的思考基点”。

另外，在中日知识对话中，沟口经常谈到的是求异存同的方式。在有关危机意识的问题上，不是从自身而是从是否共有出发来思考的方式，正与日方不从自己“知识”的主体出发而从“共同”出发来选定议题的思路同出一轨。这也许反映了共同、共有的妥协、协调，常常优于个人的自我主张这一日本式的“知识”状况。并且因为这种状况，日方就去寻找国际共通的主题，其结果只是选择了流行的、最新的话题。其实，日中两国间的“知识共有”，不是从寻找两国间共同的话题开始，而是从共同深入探讨双方在各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开始的。所以说正如中方指出的那样，个人是不可能成为游离于国家之外的自由的个人的。按照沟口的思路，“东亚知识共同体”也可以解释为寻找差异与理解的知识之旅。孙歌形容中日之间的学术交流为“浅层面沟通，深层面隔阂”。作为孙歌的初衷问题意识的“中日知识共同体”的对话，正是力求沟通和解决长久以来中日两国知识界的缺少对等的学术交流和貌合神离的思想对话的实践与尝试。

总之，从以池明观、安江良介为代表的韩日知识界的连带到以孙歌、沟口为首倡者的“中日知识共同体”的实践，从1970年代起到今天，有关东亚共同体论述的兴起与变化告诉我们，有关东亚共同体的政治性的话题很难逃避政府政策的影响，关系到制度性的问题又总是被官员所垄断。因此，立足于民间的韩日学者和中日学者，试图从历史中寻找其东亚论述的来源与取向，对当下的有关东亚共同体新情况作历史的解释构成了东亚共同体论述的思想与学术的特殊背景。东亚知识共同体与东亚共同体的知识，继承了东亚共同体论述的历史资源和知识资源，为今日探讨东亚问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视角。同时，知识的东亚共同体的主体以民间的、非政府、非政策的市民连带为特征，同以安保、外交、经济为主体的论述合为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统一整体，这两者的结合互补，显示了这一构思的复数主体互动，标志着东亚地区关于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思想和实践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

“东亚知识共同体”既是东亚共同体的知识体系和知识资源，也包含着关于这个地区历史、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的认识，更离不开为建立这个地区共同知识而身体力行的知识分子。顺应时代的呼唤，韩国学者白永瑞在参与沟口、孙歌“中日知识共同体”对话的同时，提出了东亚视角的问题，认为能否克服超越东亚地区历史所带来的对话困难，找到东亚论述的可能空间，是东亚知识界学术交流的重要前提。所以，如果仅仅提出中国视角、日本视角或者是韩国视角，其本身就是画地为牢，阻碍局限了东亚论述的深化和发展。因此，白永瑞认为：只有确立准确的视角，才可能找到共同对话的前提和共有的问题意识。就这样，视角成为首要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1995年以来孙歌、沟口举办的“中日知识共同体”对话的不懈实践，到2000年白永瑞提出的“东亚视角”，标志着东亚地区知识分子探讨东亚历史现状问题意识的共有，以及思想学术层面上对话前提的内在连带。

在2000年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世纪之交再思东亚》中，白永瑞开门见山引用了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红舞鞋的童话故事，隐喻和提醒东亚人的经历是否也与穿着红舞鞋跳舞的少女有着相似之处呢？接着，他提出有必要建立东亚视角的问题。白永瑞指出，要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东亚视角，重要的是在被日本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夹在一起时，就要考虑到被忽视的周边主体，从20世纪的强国梦中解脱出来。因此韩半岛视角的意义尤其重要。同时，他认为，东亚视角也可以理解为“双重周边的视角”。即“一，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史展开过程中，被迫走上非主体化道路的东亚这一周边的视角，二，在东亚内部的位阶秩序中，处于边缘的周边视角的问题意识”。根据东亚地区的历史特点，从不同的视角提出问题找到共性的问题意识，因而，白永瑞提出的“东亚视角”和韩半岛视角的意义就在于它拓展了“中日知识共同体”对话的视野空间，从中日走向东亚以及世界，从观念学理走向寻求地区共生的现实。

事实上，如此新思维下的“东亚视角”，坚持“超越积存的以国民国家为中心的思考方式而代替之以扩展到地域的思考方式”，在沟口、孙歌、白永瑞为先行者的“东亚知识共同体”的实践中，在致力于东亚现状中找到共同讨论东亚历史的问题点的过程中，闪耀着企求地区共生的草根和平主义思想之光，流淌着滋润“东亚知识共同体”生长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