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第一，从学科的角度来看，本书是在现代学科分化过程中各自走向极端的两大学科，即走向极端非功利主义的美学与走向极端功利主义的经济学，在哲学层面上的交叉研究，力图在初步克服学科分化弊端的基础上，拓宽美学研究的疆域，增强美学的现实批判性。

第二，本书所针对的现实语境，是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历的“消费社会 (consumer society)”转型，这一社会转型解决了西方国家内部的普遍贫困等传统社会问题，但是，当今复杂交织在一起的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冲突与生态冲突等，又跟这一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的消费社会转型密切相关——对此可以从很多方面展开分析，本书则从哲学美学的角度对此展开初步探讨，而当今全球化迅猛发展过程中不见趋缓的社会冲突、生态冲突等，就是本书的现实关注点。

第三，当代消费社会的现实转型，使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重大转型：在“生产 (producer) 社会”即通常所谓的“工业社会”的“(必要)生产主义”意识形态之后，“消费主义 (consumerism)”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在价值论 (世界观) 上，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特点是始终在对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发展自己，作为马克思哲学美学的当代拓展，“审美生产主义”所针对的首先就是当今流布于全球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审美消费主义 (Aesthetic-consumerism)”的艺术文化观念——它首先主要是一种从美学的角度展开的针对资本主义尤其当代消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同时，作为“自由生产主义 (Free-producerism)”, “审美生产主义 (Aesthetic-producerism)”又将为资本增殖服务的“必要生产主义 (Necessary-producerism)” (李嘉图等) 及其当代变种“发展主义”等意识形态作为批判对象。本书将揭示：当代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与传统工业社会的“必要生产主义”在为资本增殖服务上是相通的，或者说两种新旧意识形态所遵循的皆是资本增殖逻辑——审美生产主义就是如此保持着对为资本增殖服务的资产阶级新、老意识形态一以贯之的批判。

第四，当代消费社会的现实转型，也使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论发生了重大转型，其中“消费主义” “文化主义 (culturalism)” “社会学主义 (sociologism)”等成为新的方法论范式，而这些范式总体上又呈现出“去经济哲学化”“关系”唯心主义的倾向。资本主义内部从来不乏批判的声音，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具有左翼倾向的后现代“文化研究”，就是批判当代消费资本主义的两种重要理论思潮。这两种理论思潮：(1) 大体上均采用了以上提到的新的方法论范式，具有较强的转型意识，揭示了马克思时代所没有或者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批判的当代针对性较强——吸收这两种理论思潮中有益的东西，乃是在当代社会新的现实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2) 两种理论思潮皆具有较强的批判意识，并且对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有所继承——但在基本方法论上又对马克思有所批判，甚至认为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尤其方法论已经过时。马克思哲学的一大特点是坚持价值论 (世界观) 与方法论的高度统一，而以上两种理论思潮则存在价值论与方法论相互分裂的倾向，比如后现代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家鲍德里亚，在价值论上激烈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但在方法论上仅仅采用“消费主义”范式，并宣称马克思的“生产主义”范式已经过时，如此等等。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批判各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发展自己，同时也在批判各种唯心主义的方法论中发展自己。作为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当代重构，“审美生产主义”在基本价值论立场上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文化研究等为天然的盟友，但在基本方法论上又将两者视为所要批判和超越的主要对象：

1．在批判“消费主义”范式的基础上，重构马克思哲学的“生产主义”分析框架。

2．在批判后现代文化研究“去经济哲学化”的基础上，重构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分析框架。我们认为后现代文化研究总体上存在“去经济哲学化”的倾向——与这种总体趋向针锋相对，我们提出美学和文化研究的“再经济哲学化”。而所谓“经济哲学”，就是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概括出的哲学理论，或者说，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哲学重构——以此为立足点，本书一方面，试图对西方后现代文化研究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思潮的总体趋向有所超越；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哲学化”的经济学，“经济哲学”对马克思后西方主流经济学越来越专业化、微观化、数理模型化等“去哲学化”的总体趋向也有所超越。

3．在批判“文化主义”“社会学主义”等当代更为精致的“关系”唯心主义的基础上，重构马克思的“关系”唯物主义分析框架。

第五，本书与后现代文化研究有相同的研究对象，但采用不同的方法论路径，即都以当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为研究对象，但在基本方法论上与其针锋相对，可以说对其批判马克思哲学基本方法论进行“反批判”，但这种“反批判”的立足点绝非“原教旨主义”——马克思哲学再一个重要基本特点是对历史性、现实性的高度重视，作为马克思美学的当代重构，审美生产主义批判后现代文化研究在基本方法论上的片面性的立足点是当代社会现实——我们认为：后现代文化研究总体上的一大问题是缺乏真正的全球化的眼光，把理论视野主要封闭在西方消费社会“内部”，而轻视乃至忽视了这一基本现实：西方当代消费社会的转型，恰恰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进行的。说“生产”“经济”“物品”“人与物自然关系”等不再重要，而“消费”(消费主义)“文化 (认同等等)”“符号”(文化主义)“人与人社会关系”(社会学主义) 等显得相对更为重要了——这恰恰只能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来说的，对于我们这个星球的另一半即非西方不发达国家来说绝非如此，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与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由于不可遏止的全球化，已然紧密联系甚至可以说绑缚在一起，对于西方消费社会来说，“生产 (物质生产)” “经济 (实体经济)”“物品”“人与物自然关系”等之所以显得不再重要了，恰恰是因为西方国家把这些因素很大一部分转移甚至可以说转嫁到非西方国家了。全球化不仅导致全球贫富格局的重组，而且导致生态问题的全球化——后现代文化研究把研究视野仅仅封闭在“人与人社会关系”中的“社会学主义”的倾向，使其很少关注存在于“人与物自然关系”中的生态问题。附带强调的是，反对片面的消费主义、文化主义、社会学主义等理论方法论倾向，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同时也体现了作为“世界工厂”的我们中国的本土立场。

第六，从美学的角度来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把艺术称为“真正自由的劳动”“自由的精神生产”，而马克思对“劳动”或“生产”的经典定义之一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活动——合而论之，本书把艺术审美创造活动界定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自由活动”——本书所谓的“审美生产主义 (Aesthetic-producerism)”就以此为基本立足点，这一美学理念，是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大量原始文献进行哲学概括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同时也是充分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哲学理论展开系统分析的，故称“经济哲学重构”。

一方面，要强调的是：“审美生产主义”对“‘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自由活动”的界定，是与后现代文化研究的相关方法论理念针锋相对的：针对“消费主义”所强调的“消费”活动而言，这是一种“生产”活动；针对“文化主义”所强调的“观念变换 (意识形态斗争、文化身份认同等)”活动而言，这是一种“物质变换”活动；针对“社会学主义”所强调的“人与人社会关系”，这种活动首先是存在于“人与物自然关系”中的一种活动。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充分结合消费社会转型中所发生的种种新变化，来讨论这种“‘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自由活动”。

第七，以上相对而言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美学“外部”来说的，而从马克思主义美学“内部”来看，审美生产主义所强调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自由活动”，又首先是相对于“意识形态”活动而言的。从原始经典文献上来说，传统的艺术意识形态论主要是建立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文献基础上的，而本论题的立论则主要是建立在马克思《资本论》第4卷即《剩余价值理论》第4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中以下三段重要论述基础上的：

 

Ⅰ．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而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die ideologischen Bestandteile der herrschenden Klasse]，也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die freie geistige Produktion dieser gegeb-n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 begriffen werden kann]。他没有能够超出泛泛的毫无内容的空谈。而且，这种关系本身也完全不象他原先设想的那样简单。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不考虑这些，就会坠入莱辛巧妙地嘲笑过的十八世纪法国人的幻想。既然我们在力学等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代人，为什么我们不能也创作出自己的史诗来呢？于是出现了《亨利亚特》来代替《伊利亚特》。

 

Ⅱ．作家所以是“生产 (produktive) 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

 

Ⅲ．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 (produktive) 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 (unproduktive) 劳动”。

例如，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了5磅，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5镑。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 (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 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一开始就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序号、黑体、引号为引者所加)

 

以上三段论述可视为马克思艺术哲学体系的“总纲”，而本论题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这三段经典论述的具体、深入而系统的阐述。以上论述重要的关键词是：“物质生产”“意识形态”“自由的精神生产”“增加资本的价值”“生产出观念”“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或劳动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等，而马克思是在讨论剩余价值理论时展开以上三段论述的：

1．在引文Ⅰ中，“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同“资本主义生产”“相敌对”的包括“艺术和诗歌”在内的“精神生产”，不是指“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观念生产，因为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和诗歌同“资本主义生产”恰恰并不“敌对”：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意识形态)”这一框架中，“资本主义生产”中存在的是现实的“人与人社会关系”，而艺术意识形态则是对这种现实的社会关系的“观念反映”，这种反映可能是“歪曲”的，但并非“敌对”的，从总体上来说，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等观念生产恰恰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的——从上下文关系来看，马克思这段论述强调了包括“艺术和诗歌”在内的作为“自由的精神生产”与“意识形态”的不同。

2．在引文Ⅱ中，“生产出观念”的活动即“意识形态”活动，而马克思强调：说作家是“生产劳动者”或者说作家劳动具有“生产性”，并不是在作家劳动是观念 (意识形态) 生产的意义上来说，也就是说，马克思非常明确地区分了作为“生产性”的精神生产与作为“观念性”的意识形态生产的不同。

3．在引文Ⅲ中，重要的一对关键词是“生产性—非生产性 (produk-tive-unproduktive)”(这也是《资本论》第4卷第4章的重要关键词)，而说人的一种活动具有“生产性”，就是指这种活动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或者说这种活动可以使资本增殖，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具有这种“生产性”，而资本主义的文化精神生产也可以具有这种“生产性”——这种“生产性”的精神生产就是通常所说的“商业化精神生产”。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在“意识形态与精神生产”这一论题下，先引用马克思以上论述，然后评述道：“有人说，马克思这样区分阶级的 ‘意识形态’和 ‘自由的精神生产’，似乎是再一次表示，即使受到一种意气不合的社会秩序的限制，艺术可能仍是一个比较自由的领域”，而艺术的“自由”的重要规定之一就是“非生产性 (unproduk-tive)”：密尔顿创作《失乐园》虽然“卖了5镑”，但由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因而他的创作劳动是“非生产性”的，作为“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的“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的活动就是“自由的精神生产”——马克思非常明确地区分了作为“非生产性”的“自由的精神生产”与“生产性”的“商业化精神生产”的不同。

总之，马克思对艺术生产三形象即“观念性的生产 (意识形态生产)”“非生产性的生产 (自由的精神生产)”“生产性的生产 (商业化精神生产)”之间的区别作了较为清晰的说明，这三种生产又都是建立在第四大生产即“物质生产”基础上的——因此可以说由这“四大生产”构成的分析框架，才能体现马克思艺术哲学体系的整体风貌。要强调的是：所谓艺术三种形象绝非指形态学或类型学意义上的三种不同艺术形态或类型，而是指艺术从三种不同角度所呈现出的三种不同社会文化形象或特性，在通常情况下，具体的艺术总是兼备这三种形象或特性，比如，说教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可以同时也重视自由创造，并且也可以投入市场流通而赚到钱，如此等等——但是，三者之间也可能会形成尖锐冲突，“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等表述，就部分地揭示了这种冲突性。

总体来说，作为审美生产主义的基本立足点，“自由的精神生产”是在四大生产的分析框架中、或者说在与其他三种生产的比较中，确立自身特性的——这种“自由的精神生产”是一种“‘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自由活动”: (1) 首先不同于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非自由的”活动的“物质生产”，同时 (2) 又不同于作为观念活动的“意识形态生产”，而 (3) 作为“非生产性”的、 “自由”的精神生产，又不同于“生产性”“商业化”同时也是“非自由”的精神生产。审美生产主义建构也以此确立自身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从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内部的发展史来看，本书提出的“审美生产主义”，不同于传统的艺术“意识形态”论，但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以此来看，相对于传统单一的艺术意识形态论而言，本书所谓的“审美生产主义”乃是对马克思艺术哲学理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种新的拓展。

2．强调艺术生产活动可以是“非生产性”的“自由的精神生产”，对于当今全球范围内的包括艺术在内的文化与经济 (市场) 的日趋交融、艺术活动日趋大规模的过度的商业化、市场化等及与之相伴随的艺术文化的极端商业主义，具有现实针对性。

3．审美生产主义强调的是艺术活动中“生产” “生产者”的重要性，对于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过分强调艺术活动中的“接受” “读者”的重要性及后现代文化研究等片面抬高大众文化活动中的“消费”“消费者”的地位等，具有理论针对性。

最终，审美生产主义是建立在“经济哲学”与“关系”唯物主义这两大紧密联系的哲学分析框架之上的——美学基础理论的突破，要仰赖哲学理论的突破，本书以此力图对美学或艺术哲学基础理论有所突破。要特别强调的是：一直以来，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哲学理论问题，一定程度还是受到关注的，但往往只集中在两点：一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哲学方法论上对历史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二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这一分析框架——我们认为这确实也是一种“经济哲学”分析框架，艺术“意识形态”论就是建立在这一框架之上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有两方面：

1．从理论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之后，与西方现代学科日趋分化密切相关，这一分析框架的“经济学性”不断被弱化，“去经济学化”的特性不断被强化：强调“文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逐渐脱离“经济基础”而只谈“意识形态”，后现代文化研究更是对这一框架的所谓的“经济决定论”或“经济主义”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和清理，但似乎依然没有抛弃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分析法——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 (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等) 主要强调当代大众消费文化活动中大众对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被动接受的话，那么，后现代文化研究 (比如伯明翰学派等) 则强调其中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动颠覆、解构——但两者在“去经济学化”而只对大众文化进行单纯的意识形态分析上是相通的；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权威的社会文化哲学分析框架一直备受推崇，但从相关理论的实际发展来看，其实也越来越只关注“意识形态”而远离“经济基础”，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不受关注，理论焦点越来越只集中在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上——这所呈现出的其实同样是一种“去经济学化”的总体倾向。因此，通过“回到马克思”而重新标举“经济哲学”或者倡导“再经济哲学化”，就有对马克思后的这些理论上的总体趋向作整体的批判性反思的意味，是一种基于当代社会现实的反本开新。

2．从理论本身来看，如果我们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哲学”的话，那么，这种“哲学”的核心范畴，就应该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核心范畴，即“剩余价值”——而事实上，在相关研究中，还很少有把“剩余价值”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来加以系统、深入探讨并由此构成相关范畴体系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至今似尚未有把马克思理论作为“经济哲学”来进行系统研究的，本书则将在这方面作出初步努力。从中西当代美学的发展来看，马克思早年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度受到高度重视，而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异化劳动”。无论怎么说，“剩余价值”较之“异化劳动”范畴，显然更能体现马克思思想的成熟性，当然也更具“经济哲学”或“经济学”意味。本书所谓的“经济哲学”的基本思路，就是在对马克思较为成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哲学重构基础上形成的：(1) 政治经济学中“剩余价值”理论从哲学上来说就是一种“价值哲学”理论；(2) 而“剩余价值”又与“自由时间”相关，因此，这种“价值哲学”同时也是“时间哲学”“自由哲学”;(3) “关系 (社会关系—自然关系)” “活动 (生产—消费)” “需求(供—需)”等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重要的“哲学”范畴，本书也由此重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关系”哲学、“活动”哲学、“需求”哲学 (同时也是“主体”哲学) ——本书所谓的“审美生产主义”及相关美学分析，就是建立在这些经济哲学范畴体系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