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文化研究：美学经济哲学重构的语境

第一节 作为反批判的“审美生产主义”与“经济哲学”初辨

本书的两个基本概念是“审美生产主义”与“经济哲学”。从哲学基本范式来看，马克思后，包括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直到当今后现代文化研究的西方许多理论，皆批判马克思理论有“经济决定论”或所谓“经济主义”倾向，而本书将揭示：这些“去经济哲学化”的理论思潮本身，恰恰具有“文化决定论”或“文化主义”的总体倾向——因此，重申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或者说倡导“再经济哲学化”，恰是对这股批判马克思的思潮的“反批判”；当然，同时也是对马克思后西方主流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不够专业化的“反批判”。另外，当代西方诸多理论皆批判马克思哲学有着“生产主义”倾向，并认为这种“生产主义”范式已经过时，因此，本书倡导“生产主义”哲学范式，也是对这种批判的“反批判”。

(一)“审美生产主义”辨

“审美生产主义”是指一种“生产主义”的美学观念，在方法论上也是一种哲学分析框架，也即坚持以物质生产为出发点来审视包括审美文化现象在内的社会万般现象的哲学分析框架——许多西方当代学者认为马克思就有着这样一种“生产主义”的美学观念。比如法国当代理论家鲍德里亚在其重要著作《生产之镜》中，对马克思的“生产主义”作了较为系统的批判，他强调指出：

 

很明显，在这种“生产主义”隐喻的根基上，马克思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他将生产方式的概念明确激进化和合理化了，它将生产方式“辩证化”并且赋予它高贵的革命头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与马克思的无条件关联，这个概念才获得了它的巨大成功。

 

他还分析了马克思生产主义过时、“失效”的时代原因：

 

自马克思之后，生产力，或者更准确地说，政治经济学已经延伸到如此宽阔的领域 (作为符号、需要、知识、性欲生产的消费，直接被规定了，或者作为生产力处于整体化的途中)。

形式并没有变 (由此人们才能在非隐喻的意义上谈及符号政治经济学、身体政治经济学)，但重心已被替代，现代体系的中心已不再是物质生产的过程 (而是“消费”——引者按)。

 

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在消费主义思潮中极具普遍性。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指出，文化研究中“生产视点”中有两个反复出现的限制，一是“经济主义”, “这种模式有一种忽视文化生产特点的倾向。文化生产被一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同化，而没有充分注意到文化商品线路的双重性质”——这似乎是指向经典马克思主义的 (物质生产论)；二是“唯生产论”, “经济主义和唯生产论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但在分析上是不同的。比如，葛兰西式的马克思主义就不是经济主义的，但可以说是唯生产论的。这里的问题在于从生产条件推断文化产品及其社会应用的性质，就仿佛在文化事宜上生产决定一切一样”——这主要指向一般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 (文化生产论)，把“物质生产”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范畴直接引入“文化生产”(如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家》等)。约翰生认为“唯生产论” “忽视了文化形式的全部可能性，尤其是这些以消费或 ‘读者’实现的文化形式”, “我们感到可以 (相当谨慎地) 说文本是 ‘有生产力的’，也有明显的例子说明可以把阅读或文化消费视作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件产品成了新的劳动的原材料。生产的文本是不同于阅读的文本的客体的。”肇始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的主导趋向，就把研究重心由“生产”移向“消费”，由“生产者”移向“消费者”，这种重心的挪移或替代，成为文化研究形成“消费主义”主导倾向并同时批判马克思“生产主义”的重要原因。鲍德里亚还分析了马克思美学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处，与劳动的伦理相互对立的是非劳动的美学或游戏……这种处于政治经济学领域之外的游戏、非劳动或非异化的劳动，被界定为受没有目的的合目的性所统治。在这个意义上，它仍然是审美的…… (《生产之镜》，页19)

 

鲍德里亚准确揭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存在着一种建基于“生产主义”之上的美学 (合起来可谓“审美生产主义”)，他还准确地认识到这种生产主义美学与“自由时间”理论密切相关，尽管他对马克思的生产主义美学很不以为然。本书充分吸收西方当代“文化研究”及消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但并不仅仅“跟着说”，尤其在基本立场上不随声附和：从总的立场上来看，本书所谓“审美生产主义”，恰恰是对西方当代理论批判马克思生产主义美学的反批判。

从基本文献来看，本书的分析建立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始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而立足英美、批判欧陆 (尤其法国)，则是本书处理西方当代理论文献的主要取向。从研究当代消费社会文化的理论格局来看，英、美尤其美国本土的研究与欧洲大陆国家尤其法国的研究非常不同，国内有关“文化研究”的研究对美国本土研究的理论资源相对不够重视——而本书是对马克思美学的“经济哲学”重构，在吸收当代理论资源上则以美国本土理论家及其理论为主，其中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加尔布雷思等，对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卡尔·波兰尼等也有所涉及——这与历史上马克思重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理论旨趣上是一致的；此外，研究当代消费社会的美国理论家丹尼·贝尔、理斯曼、弗罗姆等人的相关著述，也是本论题借鉴的重要理论资源。而法国理论家鲍德里亚、布迪厄等有关消费社会文化的研究有更多“去经济哲学化”色彩，是本书主要的批判对象。

从逻辑概念上来看，“审美生产主义”不同于“审美消费主义 (Aes-thetic-consumerism)”，作为一种“自由生产主义 (Free-producerism)”，又不同于“必要生产主义 (Nessary-producerism)”，并且正是在与这两个不同概念的区别中来确定自身的内涵。

作为“自由生产主义”, “审美生产主义”首先不同于“必要生产主义”: “自由”是相对于“必要”或“必需”而言的，而“自由”与“必需”的逻辑关系大致是：“必需的”就是“不自由的”, “非必需的”是“自由的”之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即“非必需的”未必就是“自由的”——这对“生产”和“消费”活动来说都是如此。

从消费活动来看，只能消费维持生存的“必需品 (nessary)”的消费者，是不自由的“必要消费者 (nessary-consumer)”，而与此相对，消费与维持生存无直接关系的“非必需品”的消费者则可谓“非必要消费者”。西方20世纪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转向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思将这种新的当代社会形态称为“丰裕社会”, “西方人业已暂时从长期以来支配他的一切贫困命运中解脱出来”，而前此的社会往往被称作普遍贫困社会——与此相关，当代西方普遍丰裕社会又被称为“消费社会 (consumer society)”，而此前社会则是“生产社会 (producer society)”。“非必要消费者 (主要指奢侈品消费者)”早就出现在人类社会历史中，但往往主要是极少数富人，在普遍贫困社会中，绝大多数普通大众则主要是“必要消费者”——西方当代丰裕消费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使绝大多数普通大众也由“必要消费者”转变成为“非必要消费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当代消费社会转型同时意味着人的社会形象的转型，首先是普通大众的社会形象的转型，其次，社会精英的形象也发生了转变——研究美国消费社会转型的理斯曼描述道：

 

昔日的工业巨头被一种全新的精英类型所取代，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这就是消费领袖和休闲领袖……虽然人们不敢奢望自己成为美国总统或某大公司总裁，却可以在消费领域中与名人攀比……名人传记的描述对象，也由事业型英雄转向消费娱乐英雄。

劳温特尔博士通过讨论从“生产领域”的英雄到“消费领域”的英雄的转变，揭示了美国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

 

社会精英的主流形象已由“生产精英”转化为“消费精英”，而美国当代重大社会转型可以被描述成：从传统的“生产者社会 (producer society)”向“消费者社会 (consumer society)”的转型，而这同时也意味判断人的价值的标准的转变：传统社会从“生产者”的角度判断一个人的价值，而当代消费社会则从“消费者”的角度判断一个人的价值 (理斯曼《孤独的人群》对此多有分析)，由此亦可见：“生产 (者) —消费 (者)”并不仅仅是一对经济学范畴，同时也是价值哲学范畴等。以上分析表明：“生产 (者) —消费 (者)”成为艺术审美哲学的基本范畴，是有当代的现实依据的。

我们再看所谓“主义”，给“主义”下个确切的定义同样很难，但我们可以根据通常的一些表述来描述某种“主义”。我们所谓的“审美生产主义”又是由“审美主义 (Aestheticism)”与“生产主义”合成的，而对“审美主义”或“唯美主义”的通常描述是：“为美而美”或“为艺术而艺术 (art for art's sake)”——这种描述中存在着一种“手段—目的”结构：“为美而美”“为艺术而艺术”所强调的是以美 (艺术) 本身为目的而非手段——我们也可以以此来描述“生产主义”“消费主义”: “生产主义”标榜“为生产而生产 (production for production's sake)”、以生产本身为目的而非手段，“消费主义”强调“为消费而消费 (consumption for consumption's sake)”、以消费本身为目的而非手段。从原始文献来看，中文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只有一处马克思用了“消费主义”一词：

 

在这个粗制滥造者施马尔茨的作品中，我们还发现，下面这种意见对于了解加尔涅——例如他的消费主义 [Konsumtionssystems] (以及浪费的经济效用) ——同重农主义之间的联系，是很重要的：

“这个主义 〈魁奈主义〉 认为，手工业者，甚至纯粹消费的人，消费有功，理由是他们的消费可以促进 (虽然是间接地促进) 国民收入的增加，因为没有这种消费，被消费的物品就不会由土地生产出来，也不能加到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中去。”

 

所谓“消费主义”与当代的含义比较接近。马克思还多次提到了“为消费而消费”: “使用就是消费，不管是为生产而消费还是为消费而消费。”, “生产”与“消费”可以互为目的：“为生产而消费”即以生产为目的的消费 (生产性消费)，其本身是手段，所以不属于“消费主义”；以消费为目的的生产，其本身是手段，所以不属于“生产主义”。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生产主义”一词，但多次提到了“为生产而生产”，并且是跟“为消费而消费”并论的：

 

“产业资本家”迫使工人进行这种剩余生产 (即超过工人本身生活需要的生产)，并且运用一切手段来尽量增加这种同必要生产相对立的相对剩余生产，直接把剩余产品据为己有。但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是为生产而生产，想为发财而发财 [die Bereicherung der Bereicherung wegen]。

“产业资本家”也是剩余生产即为别人而生产的生产者。一方面有这种剩余生产，与此相对，另一方面必定有剩余消费，一方面是为生产而生产 [der Produktion um der Produktion wegen]，与此相对，另一方面必定是为消费而消费 [der Konsumption um der Konsumption we-gen]。(《全集》26卷第1册，页292~293)

不兼卖者的买者，必须是不兼生产者的消费者，即必须是非生产消费者；正是这一类非生产消费者解决了马尔萨斯的矛盾。但是，这种非生产消费者必须同时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必须形成实际的需求，并且，他们所拥有的、每年支出的价值额，必须不仅足以支付他们购买和消费的商品的生产价值，而且除此以外还足以支付一个名义的利润附加额、剩余价值、出售价值和生产价值之间的差额。这一类买者在社会上代表为消费而消费，正象资本家阶级代表为生产而生产一样；前者代表“挥霍的热情”，后者代表“积累的热情”。(《全集》26卷第3册，页48)

 

马克思所谓的“为生产而生产 [der Produktion um der Produktion we-gen]”“为消费而消费 [der Konsumption um der Konsumption wegen]”与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 (art for art's sake)”的表述相近。马克思指出，“生产”与“消费”本来应该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际上是分裂着的，而与“为生产而生产”割裂、对立着的“为消费而消费”代表“挥霍的热情”，是“剩余消费”，可见这其中的“消费”并非指维持生存的必要消费，而指非必要消费即奢侈消费：相对于“必要生产”的“剩余生产”是“非必要的生产”，而相对于“必要消费”的“剩余消费”就是“非必要的消费”。

当代西方不少学者 (如鲍德里亚等) 往往不加区分地认为：马克思理论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斯密、李嘉图等) 一样，都遵循“生产主义”范式——我们基本同意这一判断，但是强调：两者所遵循的“生产主义”理念又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上，马克思对李嘉图等“为生产而生产”的“生产主义”是有所批判的：

 

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是为生产而生产，想为发财而发财……他只关心抽象财富的增加，对别人劳动的愈来愈多的占有。(《全集》26卷第1册，页292)

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古典经济学就是用这个公式来表示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及其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谓的“生产主义”实际上是“为发财而发财” “为积累而积累”——这个意义上的“生产主义”，把资本主义生产与此前的社会的生产比如封建主义生产区分开来：后者的生产是为消费，比如地主强制农民进行生产主要是为了自己的消费，地主会把农民创造的剩余价值消费掉，而不是用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地主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的“生产主义者”，而作为“人格化资本”的资本家则是“生产主义者”。

如果我们把“生产”确定为是个人支出自身体力和智力的活动，那么，这种生产活动的“内在目的”就是个人体力和智力充分自由的发挥，而其“外在目的”则至少可能有两种：或为维持生存 (如在工人那里)，或为了“发财”(如在资本家那里) ——而当“发财”等成为生产活动的“目的”，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就成为“发财”的手段——这种生产活动是“不自由”的。前已指出可以在与“必需” “必要”相对的意义上来理解“自由”，同样，也可以用“手段—目的”这种表述结构来描述“自由”——马克思有不少类似的描述：

 

“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 “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而“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期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

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样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他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这是正确的。如果象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对者那样，断言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

 

马克思实际上讲了两种不同的“生产主义”：一是“为发财而发财”“为积累而积累”意义上的即为“外在目的”的生产主义——不妨称之为“必要生产主义”，到了当代就演变为“发展主义”；另一种则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人的个性发展” “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意义上的也即以个人的能力的发挥、发展本身为“内在目的”的生产主义——这是一种“自由生产主义”，在艺术的自由创造活动中有一定体现。马克思对李嘉图的“必要生产主义”分析道：

 

李嘉图把不属于我们或他的、而是由资本家投入土地的资本，叫作“我们的资本”。但是这个我们是谁呢？是指国民的平均数。“我们的”财富的增加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加，这个社会财富本身就是目的，而不管这个财富由谁分享！

“对于一个拥有2万镑资本，每年获得利润2000镑的人来说，只要他的利润不低于2000镑，不管他的资本是雇100个工人还是雇1000个工人，不管生产的商品是卖1万镑还是卖2万镑，都是一样的。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不也是这样吗？只要这个国家的实际纯收入，它的地租和利润不变，这个国家的人口有1000万还是有1200万，都是无关紧要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3版页416)

在这里，“无产阶级”为财富而被牺牲。在无产阶级对于财富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时候，财富对于无产阶级的存在也是无关紧要的。在这里群众本身——人类大众——是“不值什么的”。(《全集》26卷第2册，页133~134)

 

“必要生产主义”或当代发展主义关心的是“生产”之“外”的“财富”，而“自由生产主义”关注的是“生产”之“中”的“人类大众”，并且是关注人类大众是否能“分享”财富。马克思还把密尔顿的创作视为“自由生产”“真正自由的劳动”的化身：

 

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

例如，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了5磅，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5镑。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 (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 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一开始就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全集》26卷第1册，页432)

 

“天性的能动表现”也即“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也即“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人的内在本质”的充分发挥。人的生产活动是否是自由的，不是决定于其是偏于体力的物质生产，还是偏于智力的精神生产，或者说，不是决定于其“物质性”或“精神性”，而决定于其“目的性”:“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的工作偏于智力劳动，但由于“增加资本的价值”这种“外在目的”，使其工作是非自由的，而马克思认为：中世纪手工艺活动具有“半艺术性质”，可见偏于体力的手工艺活动也可以具有一定自由性 (详论见后) ——总体来说，马克思是用“手段—目的”这对范畴，而不是用“体力—智力”或“物质性—精神性”这对范畴，来描述“自由”的。要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上面这段论述是根据“目的”来区分文化生产活动的“生产性 (即商业性)”与“非生产性”的，《失乐园》卖了5磅表明其已进入商品流通而成为商品，但不能由此推论：密尔顿创作《失乐园》的活动是商品性、商业性、生产性的活动——当代许多学者往往认为：在当今这种充分乃至过度商业化的社会，既然一切文化产品总要进入商品流通，那么，一切文化产品的生产也就都是毫无差别的商品生产——这种认识严重忽视了文化生产的“目的”对文化生产活动本身的巨大影响，兹不多论。

(二)“经济哲学”辨

在本章下面的第五节，我们将分析指出：美国学者古德纳认为：由早期的“哲学 (异化理论)”走向“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脉络，他认为存在两个马克思，即早期侧重于哲学的“批判性的”马克思与后来侧重于经济学的“科学性的”马克思，而从联系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早期的“哲学”也包括“政治经济学”(这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书名就可以看出)，而马克思成熟的理论代表作《资本论》也非单纯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同样有着深厚的哲学根基——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成熟的哲学思想正是在《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著作中体现出来的，或者说马克思理论成熟的重要表现正是哲学批判性与政治经济学科学性的高度统一，甚至可以说马克思最成熟的理论乃是“经济哲学”，国内哲学研究者张一兵的著作《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对此有充分的揭示，而脱离经济学语境来谈马克思哲学思想，恰恰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偏颇。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具有超越学科分化的基本特征，这受到了西方后现代文化研究的重视，并成为其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这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文化理论中有突出体现。鲍德里亚《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强调对新的消费资本主义依然可以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但他试图以他所谓的“符号”的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economy-of-symbol) 超越或取代马克思的“商品”的政治经济学：“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旨在对符号形式进行分析，正如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分析商品形式开始一样”——这可以说是将政治经济学“符号化”“文化化”，同时也是“去经济化”“去自然化”，而其基本理据是：在新型的消费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性的“商品”越来越“符号化”“文化化”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确实是以“商品”为出发点，将其视为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其分析资本流通过程中也确实没有直接涉及“文化”因素。但是，由于高度的哲学概括力，“资本”“生产”“消费”等一系列范畴，在马克思那里并非只是一些经济学学科的专门术语，这些范畴同时也具有深广的哲学意蕴，具有极强哲学色彩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并未局限于对“商品”这种物质形式的分析。总体来说，鲍德里亚符号化的政治经济学由于强烈的“去经济学化”特征，与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基本思想并不吻合，但若还只是以“商品”的政治经济学来批判鲍德里亚的“符号”的政治经济学，对于新的消费时代来说显然又不合时宜——与鲍德里亚针锋相对，本书将把马克思“商品”的政治经济学重构为“生产”“时间”“需求”“关系”等等的政治经济学，并加以哲学重构——本书以此为基本理论框架，充分结合全球经济社会转型中西方当代社会新形态的基本现实特征展开分析。

以下我们将把“消费主义”作为价值论范式使用，把“消费文化”作为方法论范式来使用，而在社会形态学的意义上使用“消费社会”概念——尽管在西方相关著述中这三个概念并非截然分开的。通过对这三个概念之间区别与联系的分析，我们试图更全面、清晰而有条理地勾勒出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新的全球化消费时代的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