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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生产主义”，要从“时间”说起。方喜的这本书在最后一章谈“时间”，我倒是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放到前面来谈。我碰到这个问题，是20多年前，当时我在瑞典留学。瑞典人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每到“五一”，就有大规模的游行。参加游行的人按照约定到一个公园，党的社区支部书记自驾私车，运来一捆旗帜标语，分发给接到通知应约而来的本社区的同志，然后大家排队。每个社区一支队伍，依次出发，前面是军乐队开道，乐队奏《国际歌》和其他一些歌曲。最大最长的游行队伍是社会民主党的。许多人手持玫瑰花，那是他们党的标志。从鲜红变为玫瑰红，这是这个党“修正”的象征。社会民主党时而在台上，时而在台下。在台上时，游行更有气势；在台下时，游行更有激情。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别的党也在游行，甚至有秘鲁的“光辉的道路”，举着毛主席戴红领章红帽徽的木刻像。各党都打各自的标语，代表着各自的政纲。我最感到好奇的是瑞典共产党，“苏东事变”后改名左翼党。他们打出的口号是“六小时工作制”。当时，中国还没有实行每周双休制，假期也不多，每年大约要工作300天。到了瑞典，发现他们每周只工作五天，再加上各种节假日和带薪休假，每年工作200天就够了。在我当时的感觉中，这已经够超前的了。如果再实行“六小时工作制”，那经济怎么办？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是工作时间越短越好吗？到了共产主义，每天应该工作几个小时？我总觉得，这个思路有问题，此后许多年，我一直在回想。“六小时工作制”只是口号而已，20年过去了，也没有实行，看来也行不通。其实，即使实行了，是不是就到了应该提出“四小时工作制”的时候了。下一步是不是就“两小时工作制”？这样下去，结果是什么呢？

工作的时间少了，供自由支配的时间就多了。在现今的社会中，这的确能成为一个理想。上班是无奈的。不挣钱，怎么生活？不多挣钱，怎么付得起那些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和品位的高档消费？下班是自由的。下班后是自己的时间，不归老板管，只要不触犯法律，干什么都行。理想的生活是少上班多挣钱。如果能意外发一笔财，就可以不上班了。但是，这似乎又不对。钱很多，一辈子也用不完的人，似乎也照样上班，而且很认真地工作。对于他们来说，似乎还有人生追求。

如果我们从一个较长的时段来考察，就会发现，上班是一个现代现象。在古代社会，农民无所谓上班下班，按照自然的节律，播种、插秧、除草、收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由地享受着劳动及其果实。手工业工人也无所谓上班，想做就做，累了就休息，对手艺精益求精，生活在对自己手艺的自豪感之中。

大工厂、公司出现了，于是就有了上班现象。上班不能迟到，更不能缺席。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时间观念的变化。能按时上下班，把工作与休息时间区分开，这是一种文明素质。如果一个民族还不习惯准时上下班，比方说，让工人八点钟上班，他们不认为十点钟来就是一个错误，这个民族的经济就不可能发达。这需要经过一个文明化的过程。常听企业主抱怨，到有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投资很困难。尽管那里劳动力价格不高，但劳动力质量有问题。工人上班不守时，劳动纪律不好，劳资对立很厉害。尽管如此，我不认为这要从民族或文化上找根源，更不能从基因上找原因。现代文明之犁或迟或早会把全世界都深耕一遍，使全世界各民族都变成守时的民族，变成劳动纪律好的民族，变成上班好好干，下班好好玩的民族。这是由不可阻挡的经济规律决定的。

上班与下班的对立，造成了工作与娱乐的对立。上班时玩是不对的，下班时工作是可笑的。上班工作，成为下班后娱乐和享受所必须忍受的痛苦。上班时间是属于老板的，下班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老板发工资，把时间买去了，就属老板所有。如果老板要求工人加班，就应该再付钱来买，给加班工资。如果节假日还要加班，工资就得加倍。

现代社会还有一种发明，这就是打卡机，上下班要打卡，不是老板站在那里看着你是否迟到，而是机器监督你，用机器把你的上下班时间区分开来。这种非个人化的机器，避免了雇主与工人的直接冲突，使工作与业余的对立变得像自然规律一样不可抗拒。

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中的愉悦被忽略不计了。上班不是去找乐的：以上班为乐的心态要纠正，理由是，这样会从兴趣出发，而不是从工作需要出发来工作。在上班时找乐是不对的：上班是件严肃的事，负有重大责任的人在上班时，开不得半点玩笑，弄得不好事情会办砸；在危险岗位上工作的人更不能有玩笑的态度，稍有差错，人命关天。过分爱开玩笑，拿正经的事、重要的事开玩笑，是缺点而不是优点。

于是，既然上班，就得能吃苦耐劳，把事情做好。要寻欢作乐，下班以后再说。上班要拼命干，下班再拼命玩。这样，随着机械化、自动化、电子化的发展，生产效率提高了，不需要那么多工作时间了，当然就得缩短工作时间。

这种主张，是建立在工作与业余对立的基础上的。工作时，人是机器，业余时，人才还原为人。工作时间是人生必须忍受的时间，业余时间才是人作为人对时间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