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分报告

新方法新思路的武术历史研究

陈振勇 吉灿忠 刘文武

摘要：近年武术历史研究主要集中于方法、思路、拳种、典籍、地域武术、武术人武学思想等六个方面。其中，口述历史法在取得初步成果后成为新热点，话语分析、历史人类学成为武术历史研究方法的新尝试；重拾中国武术话语、整理武术历史经验正在成为武术历史研究的新目标，并形成了“用逆向工程寻其文化逻辑起点，借助拳种形成发展的文化生态发现其文化基因，通过具体的武术人研究其文化个性的确定、形成、发展”等研究新思路，在地域武术、典籍研究中武术人成为武术思想史研究的新焦点。

关键词：武术历史 拳种 典籍 地域武术 武学思想

历史研究是一种旨在探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活动。武术历史研究则以武术的产生、衍变与发展规律为核心关注点，是武术学科的基础和理论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武术史堪为中国历史的剖面。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在此国家意识引领下，武术历史的深入研究是建设文化强国、复兴传统文化，进而强化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话语（理论）体系和凝聚文化认同的必然。为进一步梳理和归纳中国武术历史研究的新进展，我们以“中国知网”为检索工具，尤其对近年（2014～2017）研究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可能趋势。

一 武术历史研究进展

在近代中西体育文化交锋中，文化自觉推促部分学人尝试进行了中国武术历史的书写，初步奠定了武术史学研究的基础。至20世纪80年代，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武术历史文化研究方兴未艾，确立了中国样式的武术史观。近年来，伴随武术实践发展和相关学科研究的深入，武术历史研究多学科、多视角进行，取得了长足进展，主要体现在史学方法、研究思路、拳种、典籍、地域武术、武术人的武学思想等几个方面。

（一）武术史学方法

一门学科的重大突破往往有赖于研究视野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换言之，特有方法的形成与使用也昭示着该学科的成熟。

近年最为突出的是人们运用口述历史的新方法推进了武术历史研究。徐皓峰在2006年用口述历史的方法记录了形意拳人的习武历程。2008年以来上海体育学院在学界率先启动武术口述历史的研究，其中，戴国斌获2011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赵光圣获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戴国斌先后指导7篇硕士论文、出版武术口述历史研究成果，其可贵的学术探索是，在学术规范上对武术口述历史研究“口述对象的‘三亲’标准、口述资料标注的匿名化处理、文本样式的口述与文献互证、口述内容发掘记忆的研究目标”等进行了初步探讨，在研究范式上将原先宏大的武术发展研究微观化为大众的锻炼体验，深化了大众的武术记忆，以呼应我国体育“增强人民体质”的政治使命。口述历史研究成为近年武术研究的新热点、新方法。此外，在新方法借鉴与综合运用方面，周延运用话语分析了近代武术“病夫” “国民” “统一”“革命”四组话语，认为近代以来的武术现代化是将“国民”作为发展对象、将“国家富强”作为发展目标的“国家化”发展过程；龚茂富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民国时期青羊宫花会“打金章”为个案对民俗生活中民间武术的权力实践与精神实质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分析；唐芒果、蔡仲林从社会学视角，对近代前期武术从业者群体的生存镜像与职业变迁进行了研究；阎彬、马学智从文化阐释视角出发，阐释了20世纪80年代“武术热”产生的文化根源和深层文化意义。

（二）武术历史研究思路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近代以来，“传统”在经历由“优秀”到“有待改造、需要打倒对象”的改变后，武术研究在文化自觉的今天越来越多地开始形成从历史经验的发现与整理中对待历史研究的新思路。

一方面，学界举办了面向历史经验的研讨会。2016年7月11日，河北师范大学承办的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分会的“学校武术与发展论坛”梳理了武术教育和武德的历史经验。2016年9月3日，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分会在上海体育学院召开的“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及研讨会”在分析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的同时，也探讨了作为文化遗产的武术的历史发展经验。

另一方面，人们也具体推进了武术历史经验的新研究。例如，有人从文化史视角在历史发展的文化实践中寻找中国武术传播对象、内容、目标的本土话语，指出武术传播的历史经验应整理“在传播对象上师父如何因材施教和区别对待，在传播内容上师父如何处理新授与复习或学与练，在传播目标上门户如何对待普及与提高和继承与发展”等文化遗产。有人将武术教育的历史经验概括为“以拳为物而格，以武之德的养成以及拳之艺的继承与创新而致知”的“格拳致知”。

（三）武术拳种历史研究

拳种的产生标志着武术的成熟，是武术本体的呈现形式，是武术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基本单元。拳种历史是武术历史的主体和主要研究内容之一。当前学人主要从拳种人物与源流、拳名与拳理、区域拳种三方面进行历史研究。

1．拳种人物与源流考证研究

在拳种人物研究中，洪浩、梁宇坤从文献、实物、考古三个方面论证了张三丰与太极拳没有关系的结论。王攀峰、刘定一、梁冲焱对形意拳宗师戴龙邦的生卒年、名、字、号及师承等问题进行了新的考辨。

在拳种源流研究中，罗国旺、谭广鑫对广东蔡家拳源流进行研究，认为广东蔡家拳的形成与“天地会”“南少林”具有一定的关联，其有据可查的传承时间为200多年。虽然各地拳师对蔡家拳进行了与时俱进的革新改造，但仍面临后继乏人的现代化发展窘境。

2．拳名与拳理考辨研究

在武术拳名研究中，唐韶军、戴国斌在现存各说辨析基础上，围绕“亮拳说”的资料进行挖掘和逻辑分析后认为，“梅花拳名称源于梅花盛开时的亮拳活动”为可信的拳名说。李圣、虞定海从“象思维”理论的视角，对太极拳心法的概念、构建模式、构成要素、原理作用以及运用要点进行了探讨。

关于武术拳理，现有学术研究观点多为对旧观点的重复性论证、少有新见，其研究思路多为对拳种历史脉络的梳理、少由拳种技术角度探究其理、罕见在拳种之间比较其理。有人提出“用逆向工程的思路寻拳种文化的逻辑起点，借助拳种形成发展的文化生态发现其文化基因，通过具体的武术人研究其文化个性的确定、形成、发展”等武术拳理研究新思路。

3．区域性拳种历史研究

在甘肃地域武术拳种交流方式、动因及阻碍机制的研究中，张胜利、郭志禹认为，军旅武艺与民间武术的互动、商贸与职业授武的并存、躲避中原战乱的历史、现代工业移民的新潮等终将外来拳种带入甘肃，但自然地理的绝缘和保守思想的封闭以及民族宗教的隔阂是阻碍甘肃武术交流的主要因素；在广东洪拳研究中，陈星潭认为洪拳的萌发与清代秘密社会洪门有关，其他岭南拳种大多与洪拳有交叉；马波指出洪拳的技术演进与中国武术体系整体演进几乎同步。

（四）武术典籍研究

武术典籍是武术成熟的重要标志，是武术发展“由术至道”的理论升华，系中国文化的承传载体，为武术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在武术典籍研究中，因典籍文献的形成具有时代性，其价值发挥和有序传承则需进行现代阐释。在对明代著名武术专著《剑经》研究中，张银行认为《剑经》之名泛指武艺与兵事，是俞大猷书剑情怀和民族情结的寄托；名“剑”实“棍”，是俞大猷基于战争需要，融兵法与剑技、枪技等武艺于棍技的综合创新，是八闽文化的结晶。在明代武术古籍研究中，李吉远、谢业雷认为无论是以冷兵器为主的军阵武艺抑或民间武术，器械技艺是明代武术的主流，而中晚期出现拳种流派的文献记载，预示着拳法将成为后来武术门派拳种的基础。此外，程馨和程大力在整理相关典籍后探究了近百年少林武术研究“全面开花之态势、无限接近之事实、突破孤军之现实”等特点；史友宽从《清稗类钞》相关条目出发论证了“有清一代少林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武术派别，其集合概念为‘少林拳棒’‘少林拳法’和‘少林寺拳法’,‘少林拳’为少林武术的一种拳法”；邵建功概括了拳经秘籍《九要论》所蕴含的“形神兼备的整体合一、阴阳相生的动态平衡、因势利导的灵活变化、不拘成规的创新发展”武学思想；张志勇分析了陈鑫《太极拳图画讲义》对陈式太极拳发展的价值。

（五）地域武术历史研究

作为十年来的研究热点，地域武术的历史研究近年来的新动态是出现“村落武术、地域武术断代史”等深入性研究，呈现由“宏观勾勒”向“微观深描”的发展趋势。

1．村落武术研究

在近代广东五邑侨乡武术文化的历史演化与传播研究中，索奇山、胡小军认为，清代武举人才辈出以及近代五邑武术拳派分化是侨乡武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时代背景，武术名家注重武德、拳派林立是五邑武术的特点，内地传承落后于海外发展是当前总体形势。在桂东南州珮武术历史发展研究中，高会军等运用口述历史、实地调研等方法，梳理与分析了桂东南州珮武术的历史源流与传承体系，剖析了桂东南州珮武术文化现象的内在逻辑。此外，沈丽玲运用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考察了福建省屏南漈下村武术形成与发展。魏烨对山东郓城县孙庄武术的兴起与衰落进行了口述史研究。最后，韩红雨和戴国斌认为，武术地域研究，不仅仅是静态的村落地域研究，还应有动态地域武术的观念与研究。

2．地域武术断代史研究

在先秦时期齐鲁武术研究中，徐强、张胜利认为，基于齐鲁不同的自然人文环境及统治者殊异的经营方略，形成了因循守成而崇文重礼的鲁文化与务实革新而尚武的齐文化；其中，作为鲁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对武术的伦理、民族与国家意识培育影响至深，作为齐文化精魂的兵学文化成为武术技击理论探索的渊薮。在元至民国时期青岛武术发展研究中，王艳花认为青岛武术文化不仅与道教渊源深厚，而且元末至清朝时期的决绝斗争促进了青岛武术文化的传播，辛亥革命后武术组织的大量涌现为青岛武术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江苏沛县近现代武术发展研究中，陈威认为该县近现代武术文化的传承流变历经晚清及民国期间的自在习武期、解放后的体育化转型期、改革开放后发展经济背景下的繁荣期和新世纪以来的传统失落等四个阶段。

（六）武术人的武学思想研究

武术作为一种浸润中国文化的“身体文化”，凸显了“人”在武术创造与续传过程中的核心位置，对武术发展有着杰出贡献的武术家的武学思想史是武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一系列武术学术会议推进了武术人武学思想研究。如上海体育学院在2011年12月7日举办的“传统武术传承与发展暨蔡龙云武术思想研讨会”, 2016年7月16日举办的“张之江生平专题展暨武学思想研讨会”, 2016年11月21日举办的“第五届申江国际武术学术论坛暨蔡龙云武术思想研讨会”；北京体育大学2015年11月7日举办的“张文广先生武术教育思想研讨会”；成都体育学院2016年11月16日举办的“郑怀贤武学思想研讨会”。其次，人们对武术家的武术思想研究既涉及古代历史人物，亦不乏当代武林家。马伯韬对于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壬辰科武探花、御前侍卫杨炳的武学思想进行了评述，在杨氏之作《习武序》的内容结构、技理成就、学理基础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阐述，认为杨炳的武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杨氏《习武序》中梅花拳之理糅进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思维观念。对杨氏后人杨彦明眼中“习武、崇德、治世”的杨炳武学思想核心，路遥先生认为“杨炳的《习武序》在梅花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最主要是阐述了 ‘习拳’应如何 ‘治世’的思想，这比单纯习武的其他拳种高出一筹”。杨祥全分析了程宗猷人生史及其武术著作《少林棍法阐宗》的结构内容、价值意义和后世影响。邱丕相、郭玉成运用口述史方法对武术泰斗、民族英雄蔡龙云的武术人生进行了全面回顾。刘继武、李英奎对武术泰斗张文广武学思想进行了深刻剖析。王明建从“点面结合、立德树人、多维对接”三方面总结了郑怀贤武学思想。喻德桥肯定了唐豪的学术质疑精神和去伪存真的科学态度，以及对中国武术史和武术文化研究科学化发展的贡献。

二 武术历史研究现状分析

近年的武术历史研究虽不乏开拓进取的新成果，但相对于武术文化、武术教育、武术传承等领域的研究而言仍处于冷状态。梳理武术史学研究发现，武术学人在武术历史研究领域的方法与原理、文献运用等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以下禁囿武术学科成熟与快速发展的问题。

（一）研究领域不均衡，缺乏全面性

近年来武术史学研究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存在一定不均衡性。其中，武术拳种源流和人物历史考证研究最多，有144篇，占总数的39.89%；其次是地域武术文化方面的史学研究，有90篇，占总数的24.93%；再次是武术史学方法，有51篇，占总数的14.12%；然后是武术典籍文献，有48篇，占总数的13.30%；接着是版本史学的研究27篇，占总数的7.48%；而武术历史专著的评论研究最少，仅1篇，占总数的0.28%。

（二）方法原理单一，缺乏交融性

史学是武术人文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学科，是构建当代武术学科的理论基石。由于武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浓缩，其历史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社会史、政治史、教育史、哲学史等学科，但现行武术史学研究，在方法上罕见运用家谱学、文献学、考据学等方法，在理论上缺乏其他学科原理的侧面旁证，在思路上缺少“观今宜鉴古”历史经验的总结。如拳种史研究，不仅可诉诸考古学、民俗学等研究方法，综合技术史、思想史、哲学研究成果等，而且其历史研究还是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竞技武术发展的历史之鉴。

（三）文献应用不全面，缺乏综合性

历史学研究是依据史实论证问题，是依靠材料占据话语权的学科。而当下武术历史研究在文献运用上，不仅缺乏文献挖掘、史料梳理、史实重建、历史研究价值、引证注解方面的阐释与说明，而且忽略了对考古史料、民间抄本、口述史材料的考证，淡化了官修史料、地方史志、文本文献的应用和家谱学间的技术甄别。

三 研究展望

作为武术基础性研究，武术历史研究应肩负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使命做好三方面研究。首先，在“体育强则中国强”命题下，从论证“武术与国家治理、武术与社会治理、武术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出发整理武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其次，在服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建设中，运用中国历史的传记传统和人类学研究成果开辟武术家的人生史研究，运用地方志、口述历史等资料从某一拳种出发追踪其生成与发展的拳种史、流布大江南北的传承史，综合历史研究方法深度发掘武术典籍的优秀武术文化。最后，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深描印度佛教到少林拳、福建南拳到日本唐手和空手道等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