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出國邀約與成員組織

太平洋戰争結束後，基於宣慰僑胞、敦邦睦鄰與復興中華文化等國家政策，以及海外演出市場的經濟利益考慮，台灣歌仔戲班紛紛受邀前往東南亞等地公演。新加坡原本是“馬來西亞聯邦”的成員，1965年8月9日脱離聯邦，成爲真正獨立自主的新加坡共和國。由於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地理位置相鄰，有不少僑胞聚居及保留華族風土習俗，因而台灣歌仔戲班受邀至新加坡演出時，多連帶進入馬來西亞獻藝。

（一）新台光閩劇團

1962年新加坡“南洋貿易公司”董事楊瑞財與林坤進等三四位商人合資，聘請“新台光”來星洲。然不知何故無法核發演出許可證，劇團遂轉往吉隆坡“中華遊藝場”、巴生、檳城“新世界遊藝場”以及柔佛巴魯“新都戲院”“寬柔中學”等地演出，票房極佳，廣受觀衆喜愛。早期爲台灣“鳳凰班”歌仔戲演員的“月中桂”也特地前去觀賞演出。作爲柔佛州首都的“柔佛巴魯”，因位於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邊界，車輛往返兩地極其便利，因此也吸引不少新加坡觀衆特地前往觀賞。

“新台光”由台南佳里人陳茂洲以“中華興”爲班底，由林春秋與林阿秀領銜，與柯松柏、簡南枝、吴招治、黄金富、黄玉李與戴玉秀等近50人出國公演。藝名林春秋的林淵綏，爲陳茂洲妻子，舅舅爲“中華興”的老牌架子花臉陳昆玉，文戲老師爲喬財寶，武戲由張遠亭與碧松教導。20歲時被捧作當家小生，扮相出色，文武雙全，以《雙槍陸文龍》與《水萍怪影》等戲齣聞名全省。搭檔的苦旦林阿秀，早期學刀馬旦，後改爲青衣行當，嗓音甜美清脆，擅長即興唱念，被觀衆讚譽爲“玉喉旦”。

在馬來西亞商演約半年的“新台光”，一天只演一場夜戲，約四小時。首演的打泡戲，即林春秋拿手的《雙槍陸文龍》，門票爲5元、3元和1元不等。每晚演出先由林阿秀負責開場出臺報告戲齣，親切逗趣的語詞内容，老少咸宜、皆大歡喜，宛如短節目的“趣劇”般。劇團對演員按演出日數計酬支付，有時爲了增加收入，也會接洽當地廟會的外臺戲演出；或者有部分星馬在地歌仔戲班，也會“外調”演員參與演出，因此演員收入都不錯。林春秋形容自己“挖回半座金山”，且結交了不少戲迷朋友，爲日後台灣歌仔戲班的星馬巡演奠定根基，揭開交流序幕。

（二）柏華閩劇團

“新台光”在馬國演出的營運豐收，讓同團前去的柯松柏萌生自組戲班前往撈金的想法，遂借故家中有事，提前返臺籌備。由新加坡碼頭人稱“大箍更”的陳硬，以及檳城郭惠甘、陳金寶、盛天發、林德意與王慶山等僑商組成的“綁主”（即請主）中，有人爲“新台光”林春秋的契爸（乾爸），故點名林春秋需參與；加上林春秋又與柯松柏妻子陳春鳳是養女姐妹關係，因此柯松柏以“新台光”演員爲班底，再邀集部分北部演員組成約50人的“柏華”。原擬1963年時啓程，因“演員方面必須羅致台灣全省精華，慎選優秀編導人材，同時一切新款服裝，立體活動變景，新奇道具之設計”，遂延至1964年10月23日纔抵達星洲。

柯松柏本爲“中華興”正武行，也扮演老生與紅生，功夫扎實，以《水淹七軍》聞名下港。其妻陳春鳳本名陳來好，扮相出色，文武雙全，曾榮獲台灣十大優秀文武小生稱號。根據特刊所載，全團含括經理與編導秘書等“行政人員”，掌管劇團服飾與縫製戲服，負責搭建舞臺與製作道具；設計燈光電光等的“舞臺美術人員”，負責中西樂器與作曲的“文武場（打擊樂與管弦樂）成員”；善於編導也能粉墨登場的“導演群”，以及李玉真、陳碧雲、黄鳳美、陳剩、黄鸞英與林祈萬等來自南、北部的32位“演員”，其中林春秋、林阿秀、簡南枝、黄金富、吴招治、柯松柏、黄玉李與戴玉秀等都都曾隨“新台光”前來。

大抵“柏華”的綁主15天發一次薪水。因在星馬演出甚受歡迎，劇團展延兩次半年簽證，擁有衆多戲迷觀衆。如餅店頭家娘張太太，曾提供買票送餅的優惠，“康元餅乾廠臨場隨票，贈送上等康元餅乾一包”（1964年12月25日）；“林福源”老鋪與“金福源”林記分店的老闆娘“肉脯嬸”，收“三花”陳金樹爲義子，被央請格外關照“牡丹桂”演員廖瓊枝。當時戲迷並不時興貼賞金，多半約演員出去逛街、吃東西，或買燕窩、手錶、戒指與衣服等禮物，有時也塞點紅包現金作爲零花。“柏華”於1966年三四月時，由綁主租“大寶石號”中國船載運演員到香港後，再换船返臺，前後巡演約一年半。

（三）牡丹桂閩劇團

有鑒於東南亞的歌仔戲演出市場可觀，陳茂洲的侄子陳飛山也爲之心動，由丈人黄喜負責接頭聯繫。當時適逢蔣中正總統壽誕，星馬僑領來臺拜夀，黄喜主動聯繫邀請來劇團看戲，雙方定下請戲邀約。1961年以“中華興”成員爲班底，由團長陳飛龍的太太花旦黄秀理，以及乾媽文武小生“銀雲龍”（或稱“阿銀仔”）廖銀領銜並統籌南部藝員；再令契女（乾女兒）“樂觀園”小生陳春梅居中介紹，薪津雙倍於台灣，10天發一次，網羅了陳春梅與丈夫丁順謙，以及廖瓊枝、陳秀枝、廖秋、蔡玉嬌、阿玉仔、孫春貴、孫榮吉、吕老虎與吕幼亭等11位北部演員，被譽爲“陣容之盛爲歷次南來公演的閩劇團所未有”（1964年11月2日）、“團内演員都是當時歌仔戲界一時之選”的“牡丹桂”，前往星馬巡演。

20世紀50、60年代台灣戲班出國公演，必須經過劇壇暱稱爲“十三機關”的繁瑣行政程式與審核作業，往往耗費衆多時日。當時政府規定出國前必須通過“三次”試演評鑒。如1963年“新台光”、“牡丹桂”與“銀玲社”三團，在“屏東萬春”戲院聯合大公演五天（《中華日報》1963年2月1～5日），由政府派員核對出國演員名單，考察表演技藝與演出劇目，進行短期的劇團禮儀訓練。“牡丹桂”雖早就開始招兵買馬，但經過近兩年的籌組與審核，1964年11月28日纔正式成行。

由南北約50名藝員組成的“牡丹桂”，在新加坡、汶萊和馬來西亞的吉隆玻、北婆羅州、麻六甲、檳城、詩巫、沙拉瓦、古晋等地演出約一年半。初期多由南部名角擔綱主演，等到戲路穩定，擁有各自在地戲迷朋友後，纔逐漸讓北部演員出任主角，是以在星洲多由南部藝人挂帥，在大馬則由北部演員挑梁。“牡丹桂”雖在星馬演出轟動，然因團長在行政與財務上狀况頻生，幸得在戲迷朋友的交陪打賞及其他外快收入的補貼下，團員纔能攢錢寄回家中。1966年3、4月間“牡丹桂”搭乘“皇海號”貨輪再轉機返臺，結束了此次從受邀、籌組、成行、落地、演出到返鄉等風波頻生的星馬巡演。

由於這三個劇團的主持者，互有着姻親或收養等親緣關係，而演員也多爲南部“中華興”的成員，部分成員更曾交迭參加過兩團，因而由此架構出人際關係網絡，也串連起星馬“綁主”與“戲迷”的請戲機制與交陪關係，並形成團員組織與戲路分配等套路模式。當時受邀劇團爲强化演員陣容，以及因應觀衆不同的欣賞口味，多半以某團爲班底，再“跨團”招兵買馬，如“柏華”由陳剩、“牡丹桂”由陳春梅召集北部藝人。演出以“做活戲”爲主，南北藝人相互配搭，大抵南部藝員擅武藝，以胡撇仔戲見長；北部演員重唱念，以古册戲拿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