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1964年,我从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5月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以来,先后发表了210余篇各类学术论文。因论文散见于各种报刊,不便于人们查阅。幸好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定,研究员可以出版一本专题论文集,并规定“一般不超过3个专题”,原则上还有一定的字数限制。

遵照有关规定,经过一再筛选,我从已发表的210余篇论文中选出42篇,分为以下三个专题。

一 思维与语言关系研究

为了研究人类思维的发生发展过程,我用发生学的方法,研究了动物思维、初民的原始思维,从原始思维向文明思维的过渡问题,同时也研究了与思维活动密切相关的语言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思维与语言的关系等问题。通过对人类思维的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过程的研究,有根据地提出并阐明了关于思维的发生先于语言的见解,从而用人类思维和语言发生发展的历史事实,推翻了长期流行于我国学术界的,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提出的“没有语言,就没有思维”的观点。同时,我也从发生学的角度,阐明了语言产生后,对人类思维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 认识与真理关系探析

认识与真理的关系,是认识论研究不可回避的话题。长期以来,对于真理是否包含错误及真理是否有阶级性,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经过认真研究之后,我认为真理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真理是经过实践检验之后的正确认识。真理,包括相对真理,都不包含错误。如果真理包含错误,那就等于否定了实践标准的正确性与科学性。如果失去了实践这个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还有何真理可言呢?因此我认为,那种认为真理包含错误的观点,是误把人们的认识当作了真理,把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因受到主客观条件限制而产生的一些错误,不加分析地当作真理本身固有的成分,把认识和真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弄混淆了。认识有对错,但真理是科学,不包含错误。

至于真理是否有阶级性问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学者们是不敢讨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长期被禁锢的思想才得以解放,以往被弄糊涂了的学术思想,终于可以展开自由讨论。这种宽松的学术氛围,使我开始独立思考和研究以往被弄糊涂了的一些学术问题,比如真理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经过反复认真地研究后,我认为真理没有阶级性,包括社会科学的真理也没有阶级性。那么,以往为什么许多人都认为真理有阶级性,特别是认为社会科学中的真理有阶级性呢?我认为有如下两点原因:一是长期受“左”的思潮的影响,没有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二是有些研究者错误地把某些理论、学说和真理画上了等号。如果说真理有阶级性,那就必然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非难辨或是非不辨的现象。其实,对于代表社会发展潮流和方向的先进阶级来说,科学性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性也可以说有一定的“阶级性”。

三 学术研究与学术创新之我见

创新是时代的要求,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我们的科学技术和学术文化都必须创新。但怎样才能更好地完成这些“创新工程”呢?我认为,从客观上来说,就是必须为参与创新者创造宽松良好的学术环境。为此,必须认真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真正做到“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唯此,大家才能也才敢进行独立思考,才不会总是人云亦云地去炒冷饭。也就是说,只有真正实行学术民主,人们才能自觉地进行创造性思维,也才能不断地产生出创新成果。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任何创新活动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它有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因此,社会应该允许有志创新者,在实践过程中犯一些不可避免的错误,让其在不断地试错过程中,走出一条成功的创新之路。此外,也应改革不合理的技术考评制度,为研究者创造甘坐“冷板凳”的条件,坚决杜绝那种只顾数量不顾质量的急功近利现象。从主观上来讲,要想创新,就必须打破对他人、对自己各种各样的迷信,认真学习马克思的治学精神。马克思在回答女儿提出的“您喜爱的座右铭(亦译箴言)是什么”时,说:“怀疑一切。”〔苏联〕瓦·奇金等:《马克思的自白——卡尔·马克思对女儿20个问题的回答》,彭卓吾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历史已经证明,如果没有怀疑精神,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同理,如果没有敢于怀疑以往各种“定论”的科学探索精神,我们就不会也不可能发现问题,找到新的突破口。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任何创新活动。故此,我认为任何限制人们创新的条条框框,都必须打破。如若人为地给人们的创新活动设置障碍,那就是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的犯罪行为。

本书能与读者见面,我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局的大力支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与责任编辑袁卫华和孙美子同志的辛勤劳动。同时,也要感谢我的老伴和儿女在该书选编和电子版录入过程中,给予我的全力支持和帮助。

张浩

农历丁酉年六月初六

于北京市朝阳区农光里耕耘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