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夏墟”找到陶寺

也许您要说，论史就不能光用考古学的话语系统，这么大个都邑它总得有个说法有个名姓吧？也难怪，我们中国是历来不缺文献典籍的，没名没姓的总说不过去。这是国人的普遍想法。不仅文献史学家在努力，考古学家也深恐被看成不具有古史重建能力的“发掘匠”，当然也热心参与论证。

的确，在中国，丰富的文献典籍资源，给解读丰富的考古学材料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上世纪初，王国维创造性地用传世文献和地下文字材料互证的“二重证据法”，最终确认甲骨文和殷墟的主人系历代商王，使商代后期的历史成为“信史”。这一重大学术收获给了中国学者以极大的鼓舞。像大师王国维那样，弄清年代更久远的考古学文化主人的身份，把中国“信史时代”的上限再向上推，当然是考古学家心底的梦。因此，“对号入座”研究几乎从每一项重要发现的开始就展开了，成为数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和上古史研究领域的一大景观和特色。

但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殷墟时代及其后的“历史时期”考古学与前殷墟时代的考古学，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有一个本质的不同，那就是对后者而言，使商王朝成为信史的“二重证据法”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地下文字材料（像甲骨文那样的文书而非个别字符）开始付诸阙如。几乎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乐观自信的考古学家就开始把严苛的“地下文字材料”放宽到没有文字的“地下材料”，认为从年代、地望、社会形态、文化特征诸方面把它们与传世文献互证、检验，也可以确定夏文化甚至五帝文化等，从而将中国的“信史时代”不断推前。

这就是一系列关于族属和朝代推断的认识前提。数十年来，在中国考古学与上古史领域，将名人望族大国“对号入座”的推测式研究聚讼纷纭，至今莫衷一是，其缘由也概出于此。

有了这样的学术背景，我们再看与陶寺相关的推论就比较清楚了。回观陶寺遗址的探索历程，我们知道这处大邑的发现本身就是有目的地寻找夏文化的结果。

最早循文献记载来晋南寻找“夏墟”的是李济先生，那是1926年的事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于五六十年代在晋南开展的大规模考古调查，是“围绕着探索夏文化的学术任务”。在1970年代考虑田野工作切入点时，曾请教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苏先生也认为山西队的学术任务，就是要探索夏文化。时任考古所所长的夏鼐先生则是敲定1978年陶寺遗址发掘的决策者。

前述陶寺遗址的重大发现，令学界兴奋不已。当时占主流的假说是二里头和东下冯类型属于商文化，而按当时的碳素测年认识，陶寺文化的年代概算为公元前2500～前1900年。发掘者在正负值可摇摆数百年的夏代纪年中，选取了最早的极端值——公元前24～前18世纪。由此认为陶寺中晚期已进入夏纪年，陶寺遗址和墓地很可能就是夏人的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