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陶寺的兴衰

陶寺“革命”了?

对于陶寺都邑的贵族来说,公元前2000年前后存在了大约四百年的陶寺文化,被分为早期(公元前2300~前2100年)、中期(公元前2100~前2000年)、晚期(公元前2000~前1900年)三个阶段。公元前2000年左右,正值陶寺文化的中、晚期之交(何驽:《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的这个“千禧年”带来的可不是什么好运,而是临头的大祸:大中原地区首屈一指的陶寺都邑,居然泥腿子造反,发生了“暴力革命”!

“革命”一词,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本来指朝代更替,如“汤武革命”(《易》)等。这里则是取其新意,也即社会政治变革,更进一步说,借用的是经典作家“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的概念。

何以排除了外来族群的攻掠,可以推断这场“革命”是陶寺社会底层对上层的暴力行动呢?数千年后的考古学家,面对这样的场面也不寒而栗:

原来的宫殿区,这时已被从事石器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业者所占据。

一条倾倒石器、骨器废料的大沟里,三十多个人头骨杂乱重叠,以青年男性为多。头骨多被砍切,有的只留面部而形似面具,有的头骨下还连着好几段颈椎骨。散乱的人骨有四五十个个体,与兽骨混杂在一起。

大沟的底部一具三十多岁的女性虽保有全尸,但颈部扭折,嘴大张呈惊恐状,两腿叉开,阴部竟被插入一根牛角。

壕沟里堆积着大量建筑垃圾,戳印精美图案或绘制蓝彩的白灰墙皮等,暗示这一带曾存在过颇为讲究的建筑。联系到曾高耸于地面的夯土城墙到这时已经废弃,多处被陶寺晚期的遗存所叠压或打破,有理由推测这里曾发生过大规模人为毁坏建筑的“群众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被砍切下的人头骨

阴部被插入牛角的受害女性

包括“王墓”在内的贵族大中型墓,往往都有这个时期的“扰坑”直捣墓坑中央的棺室,扰坑内还有随意抛弃的人头骨、碎骨和玉器等随葬品。这与安阳殷墟西北冈王陵的遭遇颇为类似,而并不像后世的盗坑。两三座贵族墓扰坑中出土的石磬残片,居然能拼合为一件完整器,说明这些墓同时被掘又一并回填,毁墓行为属于“大兵团作战”。掘墓者似乎只为出气而毁墓虐尸,并不全力搜求宝物,所以给考古学家留下的宝贝还有不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当然,顺手牵羊的事也是有的。一些小墓里就偶尔随葬有与死者身份并不相称的个把高级用品,让人联想到这可能就是“革命者”的战利品。

种种迹象表明,这似乎是一种明火执仗的报复行为。而考古学家从日用品的风格分析,延绵数百年的“陶寺文化”又大体是连续发展的,也就是说,报复者与生前显赫的被报复者,应当属于同一群团。显然,作威作福的陶寺贵族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场来自群团内部的血雨腥风,摧毁了它的贵族秩序和精英文化。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大概就是从这类历史事件中被我们的先人提炼出来的,而陶寺“革命”应当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实例据最新的相关发现和对以往考古材料的再检视,发掘者又提出了陶寺晚期“石峁集团”入侵—本地政权复辟——最终被剿灭的假说。何驽:《对于陶寺文化晚期聚落形态与社会变化的新认识》,《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科学出版社,2015年。史实是唯一的,而阐释是无穷的,一切均有待进一步的探索。这里,我们讲述的只是一种可能,故标题附以问号以示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