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多年前，我在厦门大学从傅衣凌先生攻读明清社会经济史。衣凌师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史，在他的影响之下，海外贸易也成为厦大明清史的特色之一。同时，厦大所在的厦门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从宋代以来一直是一个活跃的海外贸易中心。在这里学习明清史，对海外贸易也自是别有一种感受。毕业离开厦门后，我主要从事江南经济史研究，在研究中也一直关注海外贸易对江南经济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史学的主要功能是为统治者提供治国安邦的经验借鉴（即“资治”之“通鉴”）。由于被赋予了这样一种令人敬畏的政治含义，史学也就成了一门与普通民众无缘的学问。对于大众来说，演义、故事、戏剧等通俗文学读物，成了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从这些来源获得的历史知识当然问题不少，从而导致了大众对历史的误解。到了乾嘉时代，史学开始向着成为一门独立学问的方向发展。到1930年代，专业化的史学更达到了高峰。然而一旦成为专门化的学问，就不免进入象牙塔里。1950年以后，史学日益教条化、八股化。改革开放后，史学得以复兴，同时大众也渴求对祖国的历史有更多更好的了解。但是象牙塔内的东西，大众依然难以窥见，他们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仍旧是通俗文学乃至电影、电视剧。这种情况对历史学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要求历史学家尽可能多地提供容易读懂又能提供正确知识的史学成果，来满足大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

明清两朝因为距离今日较近，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实际上只能算作“近代史”，因此在海外中国史研究中，明清时期大多被划到“近代史”中，往往被称为“近代早期”。由于更加接近今天，因此明清史留给我们的遗产（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相对于其他朝代来说更为丰富。大众对中国历史知识的渴求，也以明清史为甚。只要随便看看今天充斥书店和银屏的明清历史故事和影视剧，就可看到这一点。

但是，写一部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明清史读物，难度也比写其他朝代历史的读物更大。其原因虽然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是以下两个：

第一，应当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明清史？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明清中国是一个停滞的国家吗？

从黑格尔以来，西方主流学术把明清中国看成是一个停滞的国家。赫尔德（Johann Gettfried Herder,1744—1803）形象地说：“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就如冬眠的动物一般。”他们的看法对后代有巨大的影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费正清提出了“冲击—回应”理论，才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在近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这主要是中国受到外力“冲击”后作出的“回应”。没有这个“冲击”，中国依然停滞。越南战争后，西方学界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但主流看法还是这种“冲击—回应”论。

在我国，1949年以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体系。这种史学体系虽然在政治观点与学术取向方面与西方史学有巨大差异，但是在对于过去几百年中国经济状况的整体看法上，却和西方主流观点颇为一致，即认为“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是一个没落和停滞的时期”。到了鸦片战争后，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社会经济才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一些学者对上述看法提出质疑，提出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但是这种“萌芽”不仅十分微弱，而且后来中断了，并未对中国社会经济带来很大影响。

因此，不论中外，主流的看法都是：明清时期（鸦片战争以前）是一个停滞的时期。

2．明清中国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吗？

这种说法也源自黑格尔。他说：停滞不前，没有变化，是中国的宿命，这种宿命部分地取决于地理因素：“亚洲东部的广大土地偏离了历史的普遍进程。”他进而强调：中国缺乏欧洲人开拓海洋的巨大勇气，而在自己广袤的土地上自我陶醉于农业社会的节律。土地所代表的只是“永无止境的依赖性”，而海洋却引领着人们“超越这些思想与行动的有限范围……海洋的无限伸展超脱了大地的制约，然而这正是亚细亚国家的宏伟政治组织所欠缺的，纵使他们本身同样以海为邻，中国即是一例。对亚洲国家而言，海只不过是大地的尽头、中断，他们与海并没有积极的关系”。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理论，并进一步发展了赫尔德的“木乃伊”论，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这种明清中国“封闭”论的看法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多代学者（包括中国学者），并已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共识”：中国一向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才把中国带进了世界。这种明清中国“闭关自守”论，也成为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标准说法。甚至到20世纪后期，以曾经风靡全国的央视电视剧《河殇》为代表，大多数中国人还是认为明清中国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因此中国人需要对中国传统的“黄土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引入西方的“蓝色文明”（即“海洋文明”）。

因此，也不论中外，明清中国都被视为一个“闭关自守”的时期，一个与海洋无缘的时期。

在最近二三十年，国际学界对以上说法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提出明清中国经济有很大发展，社会、文化等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中国和外界的联系远比以前加强，从而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角色。本书在这些重大问题上，采纳了国际学界的新见解，因此就史观而言，是很有新意的。

第二，应当如何来写普及读物？要回答这个问题，也必须回到以下两个问题：

1．这本普及读物应当包括哪些内容？

以往有一些关于中国史的普及读物如各种史话、史学讲坛、通俗史学等，其中有些写得也很不错。但是比较而言，关于明清史的普及读物却比较少，已有的大多是偏于某一方面，如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经济史等。其原因，我想主要是因为明清史料异常丰富，除了少数通儒大家外，大多数学者皓首穷经，也只能在一个领域中有所建树，在自己领域之外，则知之有限。为慎重起见，许多学者也不愿多谈自己领域之外的话题。

熊彼特说：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其他“专门史”也同样如此。但是历史本身是一个整体，不能将其分割为各种板块，孤立地看历史。因此，尽管在研究方面需要专业化，但是在向大众提供历史知识方面却必须破除这种学科藩篱，超越以往专题细分化、时段切割化研究的做法，把各种历史事件和现象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多面联系之中，才能看到其丰富的内容，对历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然而，要这样做，就将迫使历史学家们去阅读自己领域之外的大量研究成果，然后进行筛选和综合。因此，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

2．这本普及读物应当用什么表达方式？

通俗读物的写作方式与专业论著的写作方式截然不同。对于大众来说，普及历史读物必须使用他们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字（当然也不是媚俗文字）。写通俗读物之所以困难，一个原因就在于此。但是，既然要向大众提供他们所愿意读而且也读得懂的历史读物，就必须依照通俗读物的写作方式去写。这一点，对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是一种挑战。

本书把明清中国史的各个方面的重要变化都纳入了书中，并且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进行表述，同时配以多种插图，使得一般大众可以获得丰富全面的知识。

总而言之，本书作者在以上各个方面都做了出色的工作，使得本书成为一部成功之作，达到了向社会大众提供关于明清史的全面和正确的知识的目标，正如本书简介所言那样，生动地展示了海洋历史和明清时代五百年的历史，试图将明清这一对跨越中世到近世直到近代急剧变化的时代进行了阐述。

此外，我还要说的是，本书的成功，也与以下三点有关：

第一，在向社会大众提供历史知识方面，日本学界有很好的传统。我少年时代最喜欢读的书中，就有和田清先生写的通俗历史读物《中国史概说》和《东洋史》，这两本书与当时学校里那种扼杀学生对中国历史的兴趣的八股化教科书完全不同，激发了我对中国史的兴趣。本书作者继承了这种传统，这是本书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从学术来看，中国人和外国人写的中国史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外国人写中国史，看问题的角度自然与中国人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从一个方面来说，为中国人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来看待自己的历史。俗话说，距离产生美感。事实上，距离有时也会产生客观，因为本国人研究本国史，有时会如苏东坡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本书作者从庐山之外来看中国史，并且特别表现出了一种海洋史（亦即全球史）的视野，这对中国读者来说是很有启发的。

第三，本书作者上田信教授，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1983—1985年曾在我国南京大学留学，1989年以来在日本立教大学任教。我虽然尚未有幸与他相识，但是从他的著作里，我知道他是一位十分用功的学者，不仅在明清史研究方面，而且在东亚的生态环境史研究方面，都做了很好的研究。本书的写作，是以他多年来对中国史和东亚史的研究为基础的。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上田信教授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日本学者，他是第一位将二战时期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重大史实载入教科书的学者。2001年，他作为专家证人出庭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原告诉讼团作证。由于这种基于客观事实的正义感，他写下的中国历史自然是比较公正可信的。

我认为，正是由于有以上各种因素为基础，本书才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

最后，我对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深表祝贺！

李伯重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012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