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部落共同体的危机

东西两大帝国的南方横亘着巨大的半岛。这片半岛三面环海，北面为叙利亚沙漠所区隔，西侧因红海而与非洲的撒哈拉沙漠遥遥相望，东侧则是广袤的印度洋。整个阿拉伯半岛略成西北向东南的长方形，从肥沃月湾向东南延伸，气候特色是干旱。西部红海延岸横亘着2000公尺级的山脉，向东渐次斜降。在半岛南部，东西向的高大山脉横走，至也门达3000公尺。在山脉面海前沿的半岛南部丘陵地带，夏季可受来自海上的湿润季风调节，年雨量可达1000厘米，但在山脉以北的内陆部，因水气受到山脉阻挡，年雨量仅达100厘米，气候相当干燥燠热，夏天日间温度高达摄氏50度以上，形成巨大的沙漠，只有零星的绿洲点缀其间。在沙漠的北方，受到海洋气候的边陲性影响，干旱稍减，形成一大片草原。

习惯上，阿拉伯人将半岛中部与北部分为提哈玛（Tihama）、汉志（Hijaz）与内志（Najd）三个区域，提哈玛意为“低地”，指红海海岸成波浪状的平原与坡地。汉志意为“障碍”，位于提哈玛东侧，原指隔离海岸平原与内志高地的山脉，后来扩大为兼指海岸平原的许多地方。在汉志的东方，是名为内志的广大内陆高地，其中大部分地区是努夫德（Nufud）沙漠。

与肥沃月湾相较，阿拉伯半岛较不适合人类居住。农业仅限于绿洲，半岛南端也有些许农耕，但半岛大部分地区只能从事游牧，主要的畜种是骆驼、山羊与绵羊。自然环境与当时的技术水准，决定着半岛住民的生产方式，并且制约着社会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各自分立的诸部族共同体。其中，最大的分界线是绿洲定居民与草原游牧民的分界线。在沙漠与草原以游牧维生的贝都因人，富于独立心，厌恶来自外部的一切束缚，蔑视定居民的定居生活，但基于粮食供给与手工艺品的需要，贝都因人经常与绿洲定居民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但是居住民与贝都因人的关系并非一贯的友好，当降雨量不足，牧草与牲畜难以养育而导致饥荒时，贝都因人就会袭击定居民与其他部族，掠夺以食。

在此一生态/经济生活下，社会生活的基本运作原理是家族、氏族、部族的三重同心圆逻辑。社会的组织以家庭作为最小单位，数十个帐篷的家族结合成氏族（clan），而诸氏族的集合体则称为部族（tribe）。实际的社会生活单位与其说是家族，不如说是氏族，数个帐篷内的家族彼此进行着互助合作的生活。每一个氏族都以共同祖先之名作为其称呼的系谱符号，氏族的基本形成逻辑是血缘，但也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如被解放的奴隶、同盟者与追随者等。部族（kabilah）则是根据共同的系谱意识，其顶点是共同的祖先（或祖先象征），并不等同于今日所认知的族群团体（ethnic group）。在当时，家系是阿拉伯半岛住民最主要的区分概念，长老会议是其主流统治方式，而多神教与偶像/圣石崇拜则是其宗教信仰的主流。

部族间的互动原理，主要是根据定居民与游牧民间长期互动所形成的惯习与规则。在合作方面，最重要的是缔结军事意义的同盟关系（hilf）。在处理冲突方面，最核心的原理是不可杀人，杀人者必须遭到报复，而他们也就是经由此一报复法则来维护部族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换言之，同一部族的成年男子，必须承担为同族受害者复仇的义务。在发生杀人的场合中，若经族长的调停，有时杀人者可以用人身代偿金的方式支付赔偿，从而免于遭受报复。再者，在苛酷的沙漠风土中，对于求助的客人必须给予慷慨的协助与保护。简言之，血的复仇、人身代偿金与慷慨风，构成各部族间的互动原理。

沙漠地形的自然限制，使半岛内部免于臣属拜占庭帝国或波斯帝国，但也因此从未建立起统一的政治体。各自分立的部落共同体，各自信仰着繁复多样的多神教。归纳而言，这些多神论论理的特色是，世界上存有诸神，诸神各有其需求，这些需求与人类的需求极为类似，诸神与人类的关系乃建立在人类满足诸神的条件之上；诸神满足其需求的力量虽然可观，但并非无限，因而人类受到诸神的支配，但终非全能的支配。简言之，神对人类的支配，是有限性的相对支配。

绿洲的农耕较草原的游牧更易于进行中小规模的原始资本积累，这个条件使海洋贸易与骆驼商队贸易成为可能。以骆驼商队为主要运输形式的陆上贸易若要繁荣，必须具备政治与经济条件，即运输的安全与商品的供需。运输的安全涉及绿洲住民与游牧住民间的政治与军事互动，而贸易商品的供需则涉及半岛住民与半岛外的经济互动。在很长的时期里，半岛诸部族共同体的分立，使运输安全极难确保。而半岛对东西两大权力与文化中心的地理隔绝，又限制着经济互动的需要，因而半岛住民与外部的互动，主要集中在半岛北部与波斯湾沿岸，并以海洋贸易作为主力。公元前13世纪左右，阿拉伯半岛南端的农耕地带即出现米那王国，其后进入萨巴王国时代（公元前950—前115年），通过农业剩余的累积，展开对外活络的交易，独占着非洲东海岸与印度方面的贸易。其后兴起的希姆拉雅王国独占印度洋与红海间的东西贸易，并进入全盛时代。直至4世纪，经由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而抵达波斯湾的东西贸易通路被开发出来，阿拉伯半岛南部的繁荣才逐渐衰退。

这就凸显出阿拉伯半岛在异文化沟通网络上的特殊地位——位居欧亚非三大陆交通十字路口。尽管自然条件不佳，但连结地中海与印度洋的东西轴线，以及连接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的南北轴线，正好在阿拉伯半岛交会。通过这两大轴线，可以从远地获取人员、物品、资讯与文化，使阿拉伯半岛成为国际交通/运输与贸易活动的中心，并扮演着古代文明向周边辐射的原点。再者，在这个区域，多重多层的人类集团相互遭遇、冲突、共存与共居，经由社会与国家的冲突而导致共同体的连带不断地解体与再编，形成循环活动。此一地理/生态特征，使阿拉伯半岛在早期的历史中即成为各种不同思想的交会地。

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发达，促成外来思想（一神论）的传人。罗马帝国崛起，犹太国家的灭亡，圣城耶路撒冷的犹太神殿被毁（70年），使犹太人离散各地，一部分进入阿拉伯半岛，并将一神论传入。后来成为伊斯兰共同体诞生地的麦地那即居住着大量的犹太人，甚至可说是犹太教化的绿洲。再者，东罗马帝国境内的宗教分裂与随之而来的宗教迫害，使聂斯托留派与单性论信徒逃往周边地区并展开积极传教，更将一波宗教思潮带入阿拉伯半岛。

海路贸易的发达，也引起波斯萨珊王朝对控制印度洋交通网络的战略兴趣。从4世纪起，萨珊王朝为了与领有东地中海沿岸、埃及、叙利亚而控制陆路交通的东罗马帝国抗衡，渐次重视阿拉伯海与印度洋的海上经营，逐步征服南至东非海岸，东至印度次大陆西海岸与斯里兰卡等广袤的印度洋西部海域及其沿岸部。如此，印度洋西部海域成为“波斯之海”，海洋贸易由波斯系商业集团所控制（但东罗马帝国仍控制着红海贸易），并将此一海上网络与伊朗高原东向的陆上网络（丝路）联结起来，从而控制阿拉伯半岛南端，以也门为中心的沿海要道。西印度洋海域为波斯人所独占，先前在此一海域活跃的印度次大陆诸民族，势力范围被局限在马尔代夫及斯里兰卡以东，遂转向东发展，开拓出通往印度洋东面海域的交通网络，从而带动了佛教与印度文化向东南亚传播的浪潮，促成了东南亚区域的“印度化”。与此相对，在罗马帝国境内遭到迫害的聂斯托留派等基督徒，则拜萨珊王朝治下的海陆交通发达与宗教宽容之赐，得以在波斯帝国境内及其东方传教，并在其后数百年间以景教为名流行于东亚。

在环印度洋文化圈历经重大变化的同时，阿拉伯半岛内部也产生激烈的变化。气候变迁造成水源不足，以及波斯萨珊王朝向阿拉伯半岛南部沿海地带的扩张，迫使半岛南部农耕定居民离开居住的农耕绿洲，重新经营游牧生活，并向北迁徙，与半岛北部的游牧民相互争夺游牧区。此一大迁徙使阿拉伯半岛陷入混战状态，在伊斯兰纪元前100—150年（5、6世纪）间进入所谓的“部族斗争时代”，此即伊斯兰史上著名的“无明时代”（Jahiliya,Age of Ignorance）。

“无明时代”的诸部族相争，使阿拉伯半岛住民的互动更趋频繁。各部族间的对立与抗争不断；抗争手段不仅只有战斗，还包括了“诗的竞赛”。诗人的活跃促成了超越各部族自有语的阿拉伯语出现，即在北方文化的影响下，南方游牧民的语言与文字渐次与北方住民融合，促成了北阿拉伯语与从阿拉姆（Aramaic）文字派生之纳巴塔伊（Nabataeans）文字在半岛的广泛运用。日后的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字即由此发展而来。这种新共通语的发展，协助了诸民族相互间的共同意识萌芽，成为日后“阿拉伯人”概念的滥觞。

在阿拉伯半岛的无明时代，半岛外的两大强权东罗马帝国与萨珊王朝治下的波斯帝国依旧处于长期对峙与战乱的局面，两大帝国的前疆埃及—叙利亚—肥沃月湾一线遭到战争严重破坏，造成既存东西交通孔道的衰退，并因此刺激新交通网络的开拓。联结地中海世界与东方的贸易商，无论是走海路或陆路，均需经由阿拉伯半岛，使阿拉伯半岛渐次被整合为当时国际贸易网的一环，带动了麦加、麦地那等绿洲都市的繁荣。这些绿洲都市的繁荣与财富累积，引来游牧民的入侵，入据绿洲都市而渐次成为定居民。5世纪末期，麦加被一支名为古莱氏的部族所征服，成为独占半岛中继贸易的最大势力。

贸易的兴盛扩大了麦加、麦地那等绿洲都市的权力，但利润仅限于为少数大商人家族所有，使其政治体系转变为金权寡头政治，都市内部的贫富差距渐趋扩大，绿洲都市民与草原游牧民间的经济与文化冲突也逐步加深。尽管游牧时代部族连带制度的各种运作原理，如血的复仇、人身代偿金，同盟关系与慷慨风等仍持续运作，部族共同体的社会结构也仍以部族（以及其下之次级单位的支族）作为基本单位，使得扩大中的贫富差距因而尚未分化为经济上的阶级，但绿洲都市内部的贫富差距，及游牧民与居住民之间的冲突，仍造成既存部族共同体伦理的危机与既存社会秩序的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