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思想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在世界军事史上拥有杰出的成就，它们不仅是战争经验的总结，也是智慧的结晶。

公元前21世纪（一说前22世纪），中国已经建立了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奴隶制王朝夏朝。后来夏朝的统治越来越腐朽，遭到其他部族的反抗，其中“商”强大起来，爆发了争夺统治权的“鸣条之战”，这是史料中较为明确记载的上古战争之一。鸣条之战的结果是商部族获胜，推翻了夏王朝，建立了“商”王朝。商代的军事力量相比夏朝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青铜冶炼水平的进步，为兵器的进步提供了优良的材质。商代青铜的冶炼水平虽然已经成熟，但是并未大规模地用青铜兵器装备军队，真正广泛使用青铜兵器的时代是西周和春秋时期，并一直和铁质兵器共同使用，持续到汉初才彻底被铁兵器所替代。

商周交替的时代，中国诞生了第一个谋略大师——姜太公。他不但辅佐周文王、周武王治理周部族，并且直接参加和指挥了周灭商的战争——牧野之战。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已经诞生了一批军事著作，如《军志》《军政》，虽已失传，但仍然可从《左传》《孙子兵法》等典籍中看到一些只言片语。夏商周时期的作战方式主要是车战。车战对战车的协调性要求很高，要求行动统一，严格管理，各个作战单元之间高度配合。车战的方式主导了夏商周，以及后来的春秋和战国时代，直到新的兵种骑兵出现，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春秋和战国时代是中国军事史上战争最频繁的时代，不但诞生了先轸、孙武、伍子胥、吴起、孙膑、白起、廉颇、李牧、王翦等军事家，还诞生了一大批军事著作，如《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等军事著作。尤其是《孙子兵法》对后世的影响最大，受到历代军事家的推崇，时至今日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孙子兵法》的出现，标志着封建时代军事思想的成熟，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而全面地阐述军事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从前221年秦朝建立，至1911年，中国经历了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和更迭。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先秦的军事思想依然起着指导性的作用。另外，由于各个时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的发展，军事思想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秦汉以来，兵种和兵器装备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但出现了重装骑兵、轻骑兵、攻城部队，而且出现了专门的舟桥部队和水师，这就要求步、骑、水军的协同作战，使战略战术都得到高度的发展。

在中国的军事史上，《孙子兵法》的诞生、车战转变为骑兵作战、防御性的内线作战转变为远程奔袭的外线作战、冷兵器转变为冷兵器和火器并行是四个划时代的进步。《孙子兵法》的诞生标志着军事行动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优秀的将帅能够从微妙的变化中洞察到战局的瞬息万变，对战争有了规律性的认识。柏举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淝水之战都是基于对战争的客观认识，并作出正确决策和指挥而获得的胜利。车战转变为骑兵作战，主要是马具的成熟，尤其是马镫和马鞍的发明，使得重装骑兵能够保持平衡，轻骑兵能够千里奔袭。这一划时代的贡献归功于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赵国“胡服骑射”后使得其他六国意识到了骑兵的巨大潜力，相继进行了兵种的改革。这一时期马鞍和马镫是否已经出现虽然没有直接的史料可考，但却是汉代高桥马鞍和铜铁马镫的准备阶段，为后世的大军团骑兵作战奠定了基础。秦汉之交，第一个运用大规模骑兵作战的将领是项羽，尤其是彭城之战，他率领骑兵兵团进行奔袭，开创了骑兵奔袭战的先河。他的这一作战方式在汉武帝时期得到大规模的应用，尤其是卫青和霍去病，不但是最优秀的骑兵作战统帅，更是把内线作战转变为远程奔袭的外线作战，深入大漠和敌人的主力作战，丰富和成熟了骑兵战术，如正面冲击、侧翼迂回等战术，极大地打击了中国北方的匈奴势力，为保护汉代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此后唐代李靖的破袭突厥、吐谷浑，明代徐达深入大漠扫荡北元的残余势力，均是继承了这种优秀的军事策略。宋元时代，人们对火药的性能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认识，因此火器开始作为一种兵器装备军队，中国的战争进入了火器与冷兵器并行的时代，火箭、火铳、各种抛射和投射型的“炸弹”也都诞生，如火龙出水、一窝蜂、火鸦……到了明清，火器受到更高的重视，并成立了专门的火器部队“神机营”和“火器营”。在明代抗倭战争，以及万历援朝战斗中都可看到火器的应用，显示出中国古代科技的高度发达。

在数千年的战争中，中国军事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战争观。《司马法》开宗明义提出了以“仁义为本”的战争观，认为“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为正。正不获意则权。”同时还提出了“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指导原则。另外对战争时的自然环境、外交环境、民心所向也都非常重视，显示出古代军事家的全局观念。

本书从军事人物、战争战例、军事著作、军事制度、军事技术五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古代军事的概况，并选配了数百幅贴切逼真的图片，以扩大读者的视野。在编写过程中，因编写者对史料以及军事知识的掌握有限，如有不足和错漏，恳请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