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逐鹿中原（1945—1949）(8)

当邓小平赶到西柏坡村口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都出来迎接他。自1945年8月25日邓小平离开延安，3年时间过去了，今天重逢，大家都非常高兴。邓小平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不停地问候。毛泽东注视着邓小平消瘦的脸，很有感情地说：“邓小平啊邓小平，你都快瘦成邓小猴了！”

从硝烟弥漫的中原前线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邓小平感到无比的轻松、惬意。在西柏坡，他不仅见到了中央五大书记，还见到了徐向前、聂荣臻、滕代远、薄一波等老战友和各战略区的负责人。大家高兴地交谈着，无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而兴奋。

在西柏坡，由于住房不多，邓小平便住在叶剑英家。

离“九月会议”正式召开还有10多天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找邓小平谈了几次话。在交谈中，毛泽东对中原战局的发展以及中原解放区的建设和巩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每次都很认真地听邓小平的工作汇报，还不时地提问有关问题。通过交谈，毛泽东要邓小平把进军中原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和经验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

于是，邓小平伏案，将中原解放区的情况写成报告。

这份书面报告内容丰富、实用性强，是邓小平从理论上对领导创建中原解放区的艰苦斗争所作的一次总结，为今后各部队开辟和巩固新解放区提供了一套完整而有益的经验。这可以说是邓小平到达西柏坡后送给毛泽东的第一个“见面礼”。

9月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代总参谋长周恩来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准备会议，邓小平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解放战争第三年人民解放军的建军、作战问题，形成了《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作战计划》（草案），准备提交即将召开的“九月会议”通过。在这次准备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发言，谈了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敌人的兵员要比第一年充实。我们估计，今后一年，敌人补充兵员数目不止100万，因为敌人抓兵厉害，如敌第五军等部就有一套抓兵机构，兵员补充得很快。我们还应估计到蒋介石最后还可能学习阎锡山那一套抓兵办法——兵农合一。这是值得注意的。因此，对敌人今后补充兵员问题的估计，尚需考虑。

第二，在外线作战，我们的方针主要采取的是取之于敌，这是很对的，但军委应考虑到外线作战是否能完全自给？根据两年的经验，第二年的弹药缴获少于第一年的缴获。现在战争的特点是消耗大，如豫东战役三个纵队攻击，而九个纵队打牵制战，单我们牵制敌张轸兵团的几十天作战，就消耗了一万发子弹，因此弹药发生很大困难。再有，就是人员补充跟不上的问题……

第三，中央军委提出集中统一正是时机。我们拥护中央军委统一起来，希望军委要有计划地统一计算与分配，这就好办事了。比如供应制度与标准需要统一，否则部队待遇不一，相互影响甚大。建议野战军战士的生活标准稍微提高一点——野战军战士虽然吃5分钱的菜，但尚赶不上地方军3分钱的菜吃得好，因为野战军每到一地，物价高涨，故钱多反而吃得不好。

第四，对明年渡江的准备，我们在政策方面可以说大体上有些准备与经验，但其他许多具体问题尚待准备，如思想准备、干部准备问题都是重要问题。干部怕过长江，即使是江南干部也不一定到过长江。

关于我军的纵队组成计划，邓小平认为，由50个纵队发展到70个纵队就够了。目前主要是充实现在的50个，如果每个纵队保持3万人就很好了。我野战军就有150万人，这就可以打遍天下了。在老兵没有充实前，不宜组成新的纵队。

最后，邓小平说，还有一个问题，也须在此说明，邓子恢同志来了一份电报，提出要求调一批干部的意见，包括财经、党的宣传、政权、保卫及办荣校和伤员归队等各种干部，其中有向华东提名要求调去的，有请中央军委考虑从各地抽派的，希望雨季后，这批干部能够南下。

9月8日，“九月会议”在西柏坡中央机关小食堂正式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7人，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彭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14人，他们是：徐向前、饶漱石、贺龙、邓小平、陆定一、曾山、叶剑英、聂荣臻、滕代远、薄一波、廖承志、陈伯达、邓颖超、刘澜涛；重要工作人员罗迈、杨尚昆、胡乔木、傅钟、李涛、安子文、李克农、冯文彬、黄敬、胡耀邦等10人列席了会议。这是中共中央自撤出延安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首先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报告分为8个部分：关于国际形势的估计；我们的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发扬党内民主，训练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准备解放全国后各方面工作的干部；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等。整个报告贯穿一个主题思想，这就是如何实现战胜国民党蒋介石和胜利后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与会同志围绕这个主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邓小平也发了言，在他发言时，毛泽东还经常插话。邓小平在发言中说：

对毛主席的报告，关于形势的估计和今后的计划我完全同意。

两年歼灭敌人200个旅，按这一标准推算，再有3年是可以打倒蒋介石的（毛泽东：加“根本上”）。即使蒋介石能补充一些兵力，也弱得多了。他占的地方多，恢复元气的可能就少了。这种估计在党内、在人民中宣传是可以的，要估计到人民中的厌战情绪。宣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以使人民兴奋，可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过去也说过五六年的问题，但未引起重视。

对所提的任务也无意见，特别在加强纪律性是中心环节方面。无纪律状态，最近两年来是有发展的。因为到处打到外线去，客观上有这种发展的条件。自定政策、口号，报告不忠实等，如任其发展，会造成损失（毛泽东：不听是没有的，不报告是有的，如晋绥地委一书记，两年不报告。军队的情报灵通，地方就不灵通了）。军队的报告如不忠实，就会浪费很多。军队的打仗方面做得还比较好，但也还有缺点和错误。对把加强纪律性作为中心环节提出来，过去中原局的认识不够。如克服“左”是毛主席向我们提出六大问题时问醒了的。我们特别体验到在关键问题上得到中央指示之重要。

我们对下面采取了原谅态度、自由主义（毛泽东：一是抓，一是紧，又抓又紧。我们许多事，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提高纪律性，同时要提高民主生活，否则就会造成家长制，反而不能提高纪律性。根据部队经验，提高纪律性，重要是在高级领导机关。如善于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以增加力量。有些事情，做错了，如经批准的领导要背起来；做对了是下级的。

谈五年之第三、第四年问题。前两年打胜仗是有了很好的基础，但战争到了第三年是关键，因为这时敌人比我们更大，我们的困难从整体来说，比第二年更大了。我们的兵力有了削弱，敌人有了经验。我们的弹药可以补给，但兵员的补充就困难了。我们第一、第二年各动员9万人左右，第三年就无此条件了。第三年最好能保持原来的兵力，减员2万人是最好的情况。分配给我们歼灭敌人14个旅的任务，问题并不大，应该能完成，但也有困难。困难还不在财政上，过去华东、华北在这方面是尽了力量的，应该感谢。弹药也不成问题，最近补了不少。最大的困难是兵员问题，动员太多与“生产长一寸”有矛盾。设想还有减员，要求干部去得及时一点（毛泽东：干部不向前进，军队的前进不能解决任务）。华东野战军在中原确有困难，应预为准备。前方开销不宜过大，后方保障需要及时，这样对前后方团结好一些。

对于这些困难，要在胜利中解决。节约一点，俘虏工作做好一点。外线作战，俘虏的巩固是困难的。

第三年以外，还要准备第四年，这里面问题更多。如兵力减到10万人，但要有十六七万人才能过长江，没有5万人的补充就困难了，中原本身扩兵没有把握。第四年要决定胜利，明年上半年就要有大扩兵，否则要取得胜利就会困难。第四年的准备，政策是基础，思想准备要努力，革命不革命的问题要解决。南方干部不一定愿意回南方。干部的准备，3万人的计划大体差不多了。计划300多个县、60个分区、10个区党委，我们占二分之一，我们40个团，一分区要一个营，一军区要一个团，我们的力量一分（毛泽东：原则上要分，开头要集中打，消灭区域性地方蒋军，搞它半年），估计到敌人就会挤来打。华东野战军的干部也是不足，以50万人南进（毛泽东：20万，分两支）。如20万兵力南进，准备300万白洋，票子印好一些。

此外，医院以三分之一计算，就要47所，以二分之一计算要更多。自己可以解决三分之一，还要三分之二，这是全国性的大困难。通信，一个军区得有3个电台，每纵也得有3个电台，每旅有1个，还不要求到团，请准备43套，包括机要报务人员。服装是军容、军威所系。武器的配备，924步炮由东北调来，用之于南线最适当。宣传机关、通讯社、剧团，中原一套不能拿走。第三年的工作现在就要准备，时间并不长。

“走向统一”非常重要，既能解决很多问题，又可增加效率。

在西柏坡，邓小平还时常惦记着中原解放区的工作。他经常发电报给刘伯承、邓子恢，一方面给他们报告“九月会议”的情况；另一方面又根据中共中央的新精神，对中原局的工作提出新的意见。9月6日，邓小平给中原局连发了两份电报。在第二份电报中，邓小平对中原局如何加强纪律性的问题提出了建议。他说：“我们正在开会，这次会议解决的问题颇多，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毛主席在几次会议及谈话中，提出全党当前任务，仍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四句话，但强调指出加强纪律性，即克服全党严重存在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为保障前两项任务及革命胜利之中心环节服务。”邓小平最后说：“会议不日可结束，会毕即归来。”

9月13日，“九月会议”结束了，邓小平没有在西柏坡多停留。送别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说：“我们每年见一次面，每年都有很大的变化。我们明年见面时，全国的形势一定比今年更好！”

邓小平说：“毛主席、党中央看得远。我回去后要和刘伯承同志很好地研究一下，我们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主席、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我想一定能够完成。”

周恩来对邓小平说：“你们的位置太重要了，要靠你们去消灭国民党蒋介石的命根子，消灭他的主力部队，还要去剿蒋介石的老窝呢！”

邓小平说：“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

10月上旬，邓小平从西柏坡回到了河南宝丰县北张庄。

在邓小平赴西柏坡期间，9月4日，中原局专门召开了会议，研究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的问题。9月6日，又作出《关于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决定》，并根据邓小平电报中的建议，首先检讨了自身的问题，认为过去“没有把各级不作报告以及其他方面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提到原则的高度，没有把它看成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相反地，采取自由主义的容忍态度，这是极其错误的”。在中原局的带动下，中原各区党委都先后召开了会议，认真学习，对照检查，深刻检讨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各种表现。中原野战军各部队则开展了以检查团以上干部作风为重点的运动。

就在“九月会议”结束的当天，豫西区党委便在鲁山县程村召开了全区各地、县委干部参加的扩大干部会议，集中进行整党。邓小平回到宝丰的时候，豫西区党委扩大干部会议已经开了近一个月。邓小平决定到鲁山去参加这次会议，以便尽快地把中央“九月会议”的精神传达下去。

10月14日，邓小平来到程村，受到正在这里参加会议的各级干部及农民代表近500人的热烈欢迎。

在一片掌声中，邓小平走到桌子前，向大家摆了摆手，就开始了他的讲话：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国际形势，根据自卫战争的成就，提出了下列战略任务：‘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歼灭敌人五百个旅，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

邓小平强调指出：“要保证我们战略任务的完成，中心环节是提高纪律性。过去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已到了不可忍耐的程度，一年来，我们基本上克服了或正在克服着。拿中原来说，即要把提高纪律性作为一个中心，中原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均要掌握这一中心，八九个月内要解决此一环节。全党的意志、思想、行动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要消灭党内怪头怪脑的违犯纪律的现象。”

接着，邓小平讲到了建立报告制度与提高纪律性的关系。在讲到写书面报告的时候，邓小平谈起了这次在西柏坡开会的一件事。他说：“毛主席要书面报告、综合报告。我去开会时想偷懒，口头报告就算了，但毛主席说不行，还要补书面报告，这是欠了债的。一年多前的也要补，不但要补，而且还要作自我批评。”

邓小平在回顾总结中原局的工作时说：“准备全国胜利，一个是军队向前进，一个是准备干部。战略任务的第一条便是军队向前进。第二年之所以能取得伟大胜利，即由于军队向前进。战略之所以发生根本变化，是因为我们转入进攻。我们进攻中原，进攻大别山，突击方向选择对了。我不止一次听到毛主席赞扬中原，有些人说中原路线错误或成绩不大是不对的。当然，我们也犯了急性病，但这不过是‘伟大胜利的主流之浪花’。”

邓小平还展望未来，讲起打过长江去的问题。他说：“军队向前进是必要的，不过长江能不能打倒蒋介石呢？不能！一定要过长江。要不断讲，部队干部里都要讲，地方干部里也要讲，即使有些人不过长江，也要讲可能会过，要天天讲。”“今天不是动员大家过江，但是总有一天要过长江的，遵守纪律而过江是好的。但是，还要懂得为什么要去。有两个月的时间即讲两个月，有五个月就讲五个月，几十万干部要过长江。华北是怎样解放的？是南方人到北方去解放的。北方人为什么不应该到南方去？这是礼尚往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