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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论点并不是说，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少数派，一个统治阶级，一个无所不能的精英阶层，为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形塑了所有的历史大事。在仔细审视了这些言论后，就会发现这些言论通常不过是循环论证，就算没有如此，它们也是大而化之，对理解当代历史毫无用处。把权力精英仅仅定义为那些决定重大事件的人，并不意味着他们总是或必然是历史创造者，也不意味着他们从来就不是历史创造者。我们一定不要把我们想要定义的精英概念与关于精英的角色理论混为一谈，而后者认为精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创造者。例如，把精英定义为“统治美国的人们”，这与其说是定义，不如说是关于精英角色和权力的假设。不管我们怎样定义精英，精英的权力大小要依历史的变化而定。如果我们教条地把这种变化纳入一般定义，我们就会愚蠢地限制了一个应有的概念的使用。我们若坚持把精英定义为长久和绝对实施统治的高度协调一致的阶级，就会故步自封；若更恰当地定义这个词，则可能会使我们的观察视野更为开阔。简言之，我们对权力精英的定义不可能包容万象地容纳各地统治集团权力的程度和种类，更不用说允许我们在讨论中暗自加入一套历史理论。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在历史人物身上，甚至在创造历史的人物身上，都看不到历史变迁。例如，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人口虽经历了400代，可其基本结构变化甚微。这个时长是整个公元纪年的6.5倍，而公元纪年只持续了大约60代人的时间；这个时长大约是美国存续了5代人时长的80倍。可如今变化速度是如此之快，观察手段是如此便利，如果我们只从一个十分有利的角度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事件和决策的相互作用在历史上十分常见。

当学识渊博的新闻记者告诉我们，“是事件而不是人成就了重大决定”时，他们是把历史理论等同于财富、机会、命运或无形之手的作用。对这些旧思想来说，“事件”仅是一个现代词语。所有这些观点都力图引导我们相信，历史的发展在人的背后，历史的发展不受人的掌控。历史只是在发生，而事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我们这个时代，事情的发展更多取决于人们的一系列决策，而不是任何不可避免的命运。简单地讲，“命运”的社会学含义就是：当决策变得数不胜数，而且每一个决策都有微小的后果时，所有这些决策以一种无人预料到的方式累积起来，构成了作为命运的历史。但是并非所有时代都是命中注定的。随着决策者圈子的缩小，决策手段的集中化，以及决策后果变得重大，重大事件的进程往往取决于拥有决策权的圈子的决策。

这并不是说，在处理一个又一个的事件时这个处于同一圈子的人玩历史于股掌之中。精英的权力并不一定意味着历史不是由一系列小小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决策塑造的。这并不是说一百个小小的安排、妥协和安于天命不可能形成持久的政策和活生生的事件。权力精英的概念也说明不了决策过程：它只是界定社会领域的一种尝试，而在社会领域中，不论事件的过程性质如何，它都会进行下去。它是一个关于谁卷入了决策过程的概念。

那些决策者的预见力和控制力也可能有所不同。权力精英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基于预判和预期风险而做出的决策不会经常失误，也不意味着决策后果有时——实际上经常——不是原先想要的。决策者往往被自己的不足之处和错误所蒙蔽。

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确实出现了紧要时刻，而在那一刻，小圈子确实有时做出决定，也有时未能做出决定。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他们都是权力精英。扔在日本的原子弹是这样的时刻；出兵朝鲜的决定是这样的时刻；对金门岛和马祖岛的困惑以及对待奠边府战役问题是这样的时刻；使美国卷入二战的一系列策略是这样的时刻。我们时代的诸多历史不正是由此类时刻组成的吗？当说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重大决策的时代时，不正是指集中化的权力吗？

希腊人相信永世轮回，基督教相信拯救会来临，人类前进的脚步会稳步向前，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这样的坚定来试图理解我们的时代。即使我们没有反思这些问题，我们也很可能相信伯克哈特的“我们生活在连续不断的事件中”和“绝对的连续性是历史的唯一原理”的观点。历史只是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历史毫无意义，因为它不是已确定的秘密计划的实现。当然，我们的连续感，我们对当今时代历史的感觉，都受到危机影响。但是我们很少越过面前的危机或感觉到就在前方的危机来看待问题。我们既不相信天命，也不相信天意；我们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却坚决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我们”，一定能够塑造未来，但作为个人的“我们”，却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将不得不通过我们的行动赋予历史各种各样的含义。然而，实际情况是，虽然我们都是历史中的个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创造历史的同等权力。如果说我们都拥有创造历史的同等权力，那就是社会学上的无知和政治上的不负责任。说无知，是因为任何团体或任何个人都有局限性，首先是受到自身掌控的权力手段和制度途径的限制；我们不能平等获得现存的权力手段，对它们的使用也没有同样的影响力。如果说“我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那就是政治上的不负责任，因为在试图界定确实拥有权力手段的人为其重要决策所担负的责任上，这会难以分清。

就算是对西方社会的历史作最浅显的考察，我们也能知道，决策者的权力首先受到技术水平的限制，受到特定社会内盛行的权力、暴力和组织手段的限制。从它们之间的关系中，我们发现了贯穿于西方历史的一条清楚线索：即压迫和剥削、暴力和破坏，以及生产和重建的手段，都已逐步扩大和日益集中。

随着权力的制度手段和沟通手段彼此融合，变得更有效率，现在那些掌控它们的人已经掌控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统治工具。我们尚未达到它们的发展顶峰。我们再也不能从往昔统治集团的历史盛衰中得到一丝安慰。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是正确的：我们从无法学习的历史中学习。

我们必须从每一个时代和每一种社会结构中找到关于精英权力问题的答案。人们的目标常常只是希望，但是手段却掌握在一些人手中。我们可以用权力手段来定义权力精英，即身居高位的人。如今关于美国精英的主要问题，即它的组成，它的团结，它的权势，现在都必须要加以注意，尤其是他们那些令人生畏的变化多端的权力手段。恺撒对罗马的影响比拿破仑对法国的少；拿破仑对法国的影响比列宁对俄国的少。但是，与苏联不断变化的核心集团的权力或美国当局的权力相比，恺撒处于巅峰时期的权力算得上什么呢？这两个圈子的人一夜之间就会毁灭大城市，几周内会把几大洲变成核爆废墟。权力工具的激增和高度集中意味着小团体的决策现在变得更加重要。

但是，认识到现代社会结构的高层职位现在可以做出更多指挥决策，并不等于认识到占据这些职位的精英就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或许可以承认，扩大的和集中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结构就是被用来为指挥决策服务的，然而我们仍然感到，就像以前一样，“他们是在管理自己”，总之，那些身居高位的人的决策是由“必要性”决定的，这想必就是他们扮演的机构角色以及这些机构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是精英决定了他们扮演的角色，还是机构赋予他们的角色决定了精英的权力？一般的答案是，尽管没有一个是充分的，在不同的结构和不同的时代，精英所扮演的角色千差万别，这在精英的本质或历史的本质中找不到答案。还有一个真实情况是，如果说大多数人都能扮演赋予他们的任何角色，并通过他们的职位不负期望地演好自己的角色，那么这恰恰是精英不必做的，而往往他们并不会去做。他们可能会对社会结构及其在结构中的职位，或他们履职的方式产生疑问。

没有人要求或允许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解散议会，进而把执政官的身份变成皇帝。没有人要求或允许阿道夫·希特勒在兴登堡总统去世那天宣布自己为“领袖和总理”，巧取豪夺，把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归于一身。没有人要求或允许富兰克林·罗斯福做出导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系列决定。不是历史的必然性，而是一个名叫杜鲁门的人伙同另外几个人决定向广岛投掷原子弹；不是历史的必然性，而是一个小圈子内的人否决了海军上将雷福德轰炸奠边府越军的建议。当代精英绝不依赖制度结构，他们可能会打碎一个结构，从而建立另一个结构，并在其中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事实上，精英利用他们的一切权力手段废除和重建制度结构。当事态看上去进展顺利时，就是“杰出领导”的作用；或者当事态变得糟糕时，就是所谓的“大独裁者”的暴政。

当然，有些精英通常受其角色左右，但有些精英有时却能决定其角色。他们决定的，不仅是他们扮演的角色，还包括数百万其他人的角色。当社会结构经历划时代的转变时，关键角色及其关键作用就会蓄势待发。显然，伴随新的毁灭手段、行政统治手段和精神控制手段，美国在国际上正朝着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国的方向发展，使得美国在20世纪中叶面临了这样一个时代转折。

历史没有告诉我们，权力精英不能创造历史。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的意志总是受到限制的，但是受限制的范围从未像现在这样广，因为从未有权力手段像现在这样强大。它使我们的局势如此动荡，使我们对权力的理解和对美国精英的限制显得更加重要。现在，有关精英的性质和权力的问题，不过是对政府责任的问题，以一种更现实和更严肃的方式重提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