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守纯洁的同志交往
“同志”一词，古已有之。春秋时期左丘明说：“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说：“所与交友，必也同志。”作为独立称谓，“同志”出现于19世纪末。光绪帝筹划戊戌变法时，把变法派大臣称为“同志”。此后成为同一政治派别人员的互称。
志同道合，方为同志。思想投向、价值取向、奋斗方向一致，坚守同一的理想信念，为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才称得上同志。孙中山在其《总理遗嘱》中呼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党内一律称同志，是我们党的一项政治规矩。早在1920年，毛泽东和蔡和森的通信中就以同志相称、相勉。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并赋予其新的含义。
新中国建立后，“同志”这个称呼被全社会接受并广泛采用。“同志”称呼体现着党员之间关系的纯洁质朴，传递着相互之间的民主平等、尊重信任。其间，出于对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尊敬，出现了称呼职务的现象。1951年，毛泽东在审阅李达的《实践论解说》时，将书稿中的“毛主席”字样通通圈出，改为“毛泽东同志”。1958年11月，在与刘建勋、韦国清的通信稿中，毛泽东将标题的“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1959年8月3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杨尚昆等人，建议党内一律用“同志”称呼，不要以职务相称。“同志”一称，标志着凡是出以公心，有着共同信念，为了一个共同的崇高志向而奋斗的人，都聚集到了一面旗帜之下。
1965年12月14日，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至此，“同志”这一称呼已不单单只是一个称呼，而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克服和抵制旧社会腐朽习气和官僚主义作风的一种方式。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再次指出：“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党内互称同志，也使得“同志”这一称呼在群众中传播流行、深受认同。1984年，《武汉晚报》载，“小平同志：我这样的称呼，似乎不太礼貌，若有不妥之处，请给予责备。”这是1984年4月武汉一职工向邓小平写的申冤信。邓小平在信上圈阅道：“头一次看到这样的称呼，我很喜欢，酌重处理！”
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元，一些人模糊了认识，习惯于用官职来称呼其单位领导，“同志”称呼使用逐渐减少，即使是在党代会、党委会和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这样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中也很少称同志，党内称呼出现官衔化、江湖化、庸俗化等不好的倾向。本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大家走到一起，同在一片蓝天下，朝夕相处，工作交往频繁，但相互之间却如同雾里看花、模模糊糊、朦朦胧胧，关系变得微妙而复杂；有些单位派性严重，扭曲了正常的同志关系，亲亲疏疏，拉拉扯扯，互存戒心、猜疑、提防，甚至互相拆台，白天工作流汗，夜里失眠流泪。
从已查处的案例看，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官气十足”，已没有同志的意味：有的党员干部迎合与恭维领导，以求自保或获得更多的利益，有的领导把党员干部当“家臣”，视工作岗位为“私人领地”，对所管辖范围的党员干部颐指气使、专横跋扈、骄纵妄为、“官大一级压死人”，严重扭曲了党内正常的同志交往。
颐指气使，是指不说话，只用面部表情来示意，形容有权势者指挥别人的傲慢态度。2015年12月，因严重违纪，湖南省株洲市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谢清纯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纵观其堕落的轨迹，除了私欲膨胀、迷信“大师”，还存在作风霸道的问题。在任醴陵市委书记期间，他听不得不同意见，什么事都要自己说了算，对下属颐指气使，甚至曾在班子会上对市长说：市委只有一个书记是我谢清纯，你是副书记，到底听谁的？
有的领导干部搞独断专行、颐指气使的“家长制”作风，秉持“我的地盘我做主”的理念，目中无人，极其霸道，容不得不同意见。特别是有些单位“一把手”不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三重一大”事项不经过集体研究，或虽经集体研究，但在意见有严重分歧时搞“一把手拍板”，归根结底仍是“领导个人说了算”。凡此种种，严重违背了党的性质和宗旨，折射出官僚主义的特权思想，本质上是党性修养弱化，破坏了党内民主，损害了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在这种家长制作风的驱使下，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忘记了党性原则和党纪国法的底线，必然形成负面的示范效应，助长各类不正之风，进而衍生出违纪违法问题。
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独断专行，要求别人唯命是从，这样的“家长制”作风在不少落马的党员领导干部身上都曾出现。因腐败而被查处的河南省宜阳县原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高建海行事独断专行、特别强势和霸道，凡是他说的话，就是“圣旨”，即使是错误的，也没人敢说半个不字。这哪还有一点同志的气味？
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无视规矩和程序，以言代法，要求下级办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有的喜欢以“老大”自居，在党内称兄道弟，搞人身依附关系，将党内同志关系庸俗化。有的利用干部岗位交流等机会，将“圈里”兄弟调任到重要岗位。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同志之间关系清清爽爽，就是整洁干净、明明白白，无不可告人的秘密，无拉拉扯扯的暧昧，无利益交织的混沌，无钩心斗角的龌龊。总书记倡导的“清清爽爽”做同志，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是党员干部队伍改善党风政风的当务之急，势在必行，也切实可行。
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坚持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党内一律称同志。”对党内称呼问题作出了明确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能搞家长制，要求别人唯命是从，特别是不能要求下级办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规范和纯洁党内同志交往，领导干部对党员不能颐指气使，党员对领导干部不能阿谀奉承。”这些明确要求可谓振聋发聩、意味深长，折射出党内生活的民主气氛。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是党内政治生活健康规范的重要保障。
党员领导干部是党内政治生态的风向标，在规范和纯洁党内同志交往中发挥着引领作用。党性弱化导致的权力观错位，是颐指气使不良作风形成的主要原因。构建纯洁的党内同志关系，保持健康的同志交往，必须改进作风，增强思想道德修养，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祛除官僚习气。
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规范和纯洁党内同志交往、厘清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这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体现。重申互称同志的要求，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之意，也是尊重每个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的要求。共产党员、党员领导干部的职业不同、岗位不同、职务有高有低，只是工作分工的不同，本质上是民主平等关系，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平等权利。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党内平等，应当平等相待、一视同仁，平等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其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正如《准则》所要求的那样：“必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干部过于看重自己的头衔、过于在意官职称谓，就容易滋生官僚主义。要牢记干部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不可忽视“同志”二字的含义，牢记自己应尽的义务和所承担的责任。我们既然是一条战壕里的同事战友，就要做肝胆相照的同志，不可高人一等、目空一切，不宜以势压人、盛气凌人。只有工作上的相互配合，没有人身上的相互依附。不要自以为职位高、资历深，就可以搞特殊化。
称呼里面有党性、有形象。革命战争年代，一声声“同志”的称呼曾给予每名党员莫大的鼓舞和坚定的信心。如今，新的长征路上任重而道远，仍然需要每一名党员、干部同心同德、同向同行，认清小圈子、小宗派的危害，强化党性意识和规矩意识，带头讲正气、正风气，摈弃哥们儿义气，警惕阿谀奉承。要保持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和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优化政治生态，充满灿烂阳光，没有钩心斗角、明枪暗箭，杜绝内耗内讧、尔虞我诈，坚决反对投机取巧、攀缘汲引，搞小团伙、小圈子，乱接“天线”，坚决反对搞人身依附，坚决反对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坚决反对以单位画线、以地域画线，不搞小圈子和人身依附，不把同事、同志关系庸俗化、帮派化，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和政治生态，使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能心情舒畅地工作，发挥自己的才干和潜能，创造卓越的业绩。
小圈子：滋生腐败的温床
人与人如果交往过密，相互间没有制约，在涉及与利益相关的问题时，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受感情的牵制和影响，甚至以“铁哥们”相待，就会导致以“我”为原点画圈圈、搞团团伙伙，出现妨碍作出正确处置意见甚至泄露组织机密等严重问题。
“小圈子”是破坏政治生态的顽症。“小圈子”现象亦即帮派、宗派，对外具有封闭性，古人称之为“朋党”。古人云：凡有所近，必有所远；凡有所亲，必有所疏。在一个组织内部，领导者如果只亲近少数人，必然会伤了多数人的心，疏远和失去更多人。久而久之，必然失掉人心，还会给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以可乘之机。党内决不允许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圈子”、小宗派那一套。
习近平同志指出，在长期实践中，党内政治生活状况总体是好的，但一个时期以来，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这些问题，严重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
周永康大搞权钱、权色交易，严重损害党和人民的事业，也带坏了一批干部。我们要深刻反思周永康案的沉痛教训，而且要彻底肃清周永康案造成的影响。中央政法委强调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决不允许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
辽宁拉票贿选案是一起严重破坏人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触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底线，严重丧失党性原则，完全背离党的宗旨，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巨大损失，其涉案人数多、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案件发生的背后处处折射出“圈子”“帮派”的影子。中央巡视组在对辽宁的“回头看”反馈意见中指出，辽宁的政治生态已遭到严重破坏，圈子文化盛行，一些领导干部肆无忌惮拉帮结派，全省上下不同程度存在小圈子、帮派现象，各种势力相互比拼，形成人身依附关系。辽宁贿选案把权力视为一种资本和人生价值目标，采取种种不正当手段谋求官位，其教训深刻、触目惊心、危害严重。
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准在党内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严禁在党内拉私人关系、培植个人势力、结成利益集团。对那些投机取巧、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的人，要严格防范，依纪依规处理。”
“小圈子”是指滥用手中权力的人，与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人划定的小范围，形成的小天地，结成的小团伙。“小圈子”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宋代欧阳修有言：“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则以同利为朋。”拉帮结派的始作俑者有之，寻求庇护的主动投靠者有之，官员之间“惺惺相惜”者有之，寻求小团体利益的最大化是他们的目的。至于大局意识、整体利益，他们是不关心的。
结圈之人心态各异，目的无二，就是为了从圈里获得好处，达到权力的利益共享。小圈子有时确实能给跟班的小弟带来圈外人得不到的短暂利益。但实际上，这种利益虚假而不真实、暂时而不长远。中国有句老话：“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一旦你视为靠山的上司调走了，或高升了，他有多大的概率带你一起走呢？到时候领导走人了，留下你这个群众关系不好的人去面对新领导，以后的日子可就难过了。
“小圈子”问题由来已久，危害甚烈。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个别领导为中心，形成以秘书、亲戚、同乡、同学、战友或上下级等为链条的利益圈子。圈子里的人互相荫蔽提携、结党营私，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
山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职务晋升、岗位调整、企业发展等事项上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458万元。2016年10月19日，聂春玉因受贿一审被判15年有期徒刑。他自己跑官、买官、卖官，也把整个班子带坏了。聂春玉在吕梁任职期间大肆买官卖官，严重程度相当突出，共有5名地厅级干部、83名县处级干部因违纪问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17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近些年来，有的领导干部与不法商人结交，把官场当成势力场，形成利益圈子，相互利用，权钱交易。从揭露出的不少腐败案件看，是蛀虫联手作案的“团伙”。他们采用内部串通、内外勾结的方式合伙密谋，长期作案，形成一个官官相护的利益共同体，有计划地秘密侵吞公款，形成窝案、串案，往往是揪出一个贪官，接着是“拔出萝卜带出泥”，牵出一串贪官。作案人一个个被拎出来，刨根究底，这些腐败分子大多是小圈子中人，平日里臭味相投、沆瀣一气，牟取私利把他们拴在一起。前不久，因兰州市原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内讧”而被反腐风暴刮倒了一批腐败分子，就是一个例证。
有的领导干部把赌博变成拉帮结派的纽带，作为升迁晋级的捷径，当作行贿受贿的妙术。河北省阳原县原县委书记张某好搓麻将，久而久之，将一帮经常故意输钱的“麻友”委以重任，成了他的“麻将常委”，整个县城被他们这一伙闹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最后“麻将书记”也被送上了法庭。
吕锡文担任北京市委领导后，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些小圈子。她爱打网球、爱好中医养生，身边就聚集起了“网球圈子”“养生圈子”。她的丈夫是做红酒生意的，他们家定期举办品酒会，于是又形成了“品酒圈子”。这些圈子实质上都不是围绕着兴趣爱好，而是围绕着她的权力形成的，这都是违反党的纪律和规矩的行为，而吕锡文并不把这当回事儿，日积月累，终为“圈子”所累，受到党纪的惩处。
许多事实一再告诫人们，“小圈子”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小圈子”以休闲为媒介，以利害得失为标准，见利而争先，利尽而交疏，以谋私为目的。古人云：以势相交，势倾则绝；以利相交，利穷则散。建立在利益交易基础上的“小圈子”终究是靠不住的，一旦出现问题，急于自保，避之不及，原本同盟关系会瞬间崩塌。
“小圈子”有宗派之嫌，破坏团结，涣散人心，滋生腐败。邓小平1989年曾讲过：“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哪！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领导干部一旦思想上放松，底线失守，让自己的兴趣爱好卷入政务活动，演变成权钱交易，就构成了贿赂。
“小圈子”是以权力为轴心编织成的关系网，其本质就是利益联盟。表面得利隐藏的是危险，眼前风光埋下的是祸根。“小圈子”的非正义性，注定了进圈子就要行走于违纪违法的边缘。产生这一毒瘤的原因很多，但根本症结在于一些人权欲膨胀，培植依附自己的势力，编织攫取利益的网络。要彻底铲除“小圈子”现象，除了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外，还应从思想上兜底刨根，认清其危害，肃清其影响，铲除圈子文化滋生的土壤，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人人自重自律，个个拒绝苟且，讲原则不肯马虎，守纪律决不糊涂，“清清爽爽”地共事，明明白白地做人，勤勤恳恳做事。
党内不允许搞人身依附
我们党历来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不良风气。在延安整风时，反对“三风”，其中之一就是宗派主义。反对的宗派主义有各种表现，其中搞小山头、闹独立性的实质就是拉帮结派，曾给党的事业造成过不可估量的损失。毛泽东明确指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对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
党员领导干部如果热衷搞小圈子、小宗派，把封建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渗入党内生活，在帮派团伙中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将利益交换的商品关系带进党组织，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帮派的人谋利，就会严重玷污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心里就不会有党的事业，党的干部选拔任用的公信力就荡然无存，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公信力就会彻底消失，就会出现“塔西陀陷阱”。
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在党内搞人身依附关系：将公权私有化，把党的干部当作私有财产，对“自己人”大加庇护，对违背自己意志的党员、干部轻则疏远，重则打压。这种不良作风如果不能及时祛除，必然愈演愈烈，最终步入违纪乃至违法的深渊。
大量案例证明，党的肌体内一旦形成小山头、小圈子、小帮派，就会带来严重危害。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针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不良风气，发出严格的“禁令”：“任何人都不准把党的干部当作私有财产，党内不准搞人身依附关系。”“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能搞家长制，要求别人唯命是从，特别是不能要求下级办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下级应该抵制上级领导干部的这种要求并向更上级党组织直至党中央报告，不应该对上级领导干部无原则服从。”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查处了一些中高级领导干部，其中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即习近平同志指出的“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形成了山头主义和利益集团，彼此进行各种利益交换。周永康在四川和石油系统，令计划组建“西山会”即是如此。
据反腐记者罗昌平揭秘，不晚于2007年，一个名叫“西山会”的高官圈子悄然成型，主要成员由晋籍高官组成，除了官员，只有个别获得身份认可的同籍商人，才能拥有埋单的资格。据称，已经落马的高官刘铁男、令政策、申维辰、陈川平等都是“西山会”成员。
大量的事实证明，“小圈子”是滋生歪风邪气的温床，是毒害干部心灵、破坏党的团结的腐蚀剂，危害不容忽视。一个单位倘若“小圈子”现象恶性发展，就会导致投机钻营之徒官运亨通、春风得意、是非不分、赏罚不明、好人受气，必将腐蚀党的肌体，玷污领导干部应有的良好形象。
由此观之，我们对这种“小圈子”现象要有理性的认知，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应听之任之、放任自流。共产党员、党的干部是党的人，干部是人民的干部，绝不是哪个人的家臣，也不是哪一派的门客，决不能无原则地顺从圈子意志。依附心理带来的是包袱，捷径思维通向的是邪路。攀龙附凤、拉拉扯扯的后果，最终逃不脱拔出萝卜带出泥、树倒猢狲散的命运。
《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9日刊登《上级下级，纯洁党内同志交往》文章认为，如果说上级领导对下级领导搞家长制、要求别人唯命是从，是一些落马领导干部内心膨胀最终走向毁灭的“助推器”，那么，下级对上级领导的无原则服从，则把一批干部裹挟着推向违纪违法的深渊，这也正是他们的可悲之处。
油气田合作开采权的审批，有着一套严谨的程序审查。但多名中石油原高管为满足中石油原董事长蒋洁敏的要求，把一整套制度都抛在了脑后，违规为他人取得9个油气田区块的合作开采权，致使他人非法获利达30多亿元。
苏荣案中第一个被查实的线索，是涉及南昌钢铁集团改制过程中资产贱卖的问题。苏荣指示省国资委必须选择某一家特定企业为合作对象，又硬性要求降低国有资产评估价格，贱卖给这家企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接近10亿元。这背后，是苏荣的妻子和女儿收受了这家企业的巨额好处费。尽管要执行这个指示，必然要违反相关程序和规定，但由于这是省委书记的指示，很多人还是按苏荣的意愿去做了。当时冶金集团的一个董事长反映了南钢这样去改革的话，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苏荣马上就打击报复他。
习近平同志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领导干部要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搞“五湖四海”，不能以我画线、搞人身依附、亲亲疏疏、团团伙伙。应坚持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放开眼界选人才，倾听群众的真实反映，任人唯贤，知人善任。
小圈子、小宗派就其实质来说，是借助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特殊利益联盟。有的人满脑子只有“我”，把个人和圈子利益摆在第一位，以至于只要自己得益，牺牲党的利益都毫不在乎。为求仕途之发展，迷信“背靠大树好乘凉”“朝中有人好做官”，于是攀高枝、抱大腿、找靠山，热衷于搞什么“同学会”“战友圈”“乡友团”，以利禄为诱饵，编织利益共同体。有的人以权势为靠山，投奔门下；有的人以派系为攀附，形成了小圈子、小宗派。搞小圈子、小宗派者任人唯亲，以封官许愿、晋升等手段来笼络人心、称兄道弟、拉拉扯扯。党员干部必须透过虚妄看到本真，小圈子、小宗派违反党纪党规，害人害己，败坏党风政风，破坏政治生态；无视政治规矩和纪律，以江湖气替代本该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共产党内不允许这种坏风气蔓延，小圈子、小宗派必须坚决反对、遏制和远离。
搞人身依附的“家长制”做派，也容易导致集体腐败、区域腐败。习近平同志曾指出：“党内绝对禁止搞宗派活动，搞小圈子，不允许拉拢一部分人、排斥一部分人，抬一部分人、压一部分人。”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
一些地区和部门“用小圈子里的人”已成为安排使用干部中的规则，在组织之外自成中心，由过去的同学、同事、同志，渐渐变成互相勾结、利用，具有人身依附性质、共享既得利益的同伙，不称“同志”叫“老板”，不要团结要结团。圈内人相互吹捧，能看到频繁谄媚的笑脸，无话不谈、无事不议，正当渠道不听，专听小报告、偏听偏信。小圈子紧紧抱团、一致对外、排斥异己。靠山容易成为“火山”，干事业要靠班子不靠圈子，靠团队不靠团伙，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到头来会栽跟头的。
习近平同志强调：“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周永康、聂春玉等人及其“小圈子”的集体落马，给了我们严重的教训。庸俗化的交往发展下去，可能最终导致严重的问题。“圈中人”一旦失去权势，失去利益驱动力，也就不成为“圈中人”了。吉林省委原副秘书长张新民入狱后的当年春节，往年踏破门槛的“朋友”“老乡”不见了踪影，原有的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变为“门前车马稀”。
在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反腐倡廉正在向纵深推进，“圈子文化”滋生的环境正在逐步改变。每一个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要从信仰和党性的高度，深刻认识“小圈子”的危害，从灵魂深处清除“小圈子”的影响，彻底划清与“小圈子”的界限，不做吃吃喝喝的哥们儿，坚决摒弃江湖义气，不做有奶就是娘的酒肉朋友，牢固树立“组织才是靠山”的观念，始终做到对党忠诚。
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坚定的理想信仰，是引航的灯塔，前进的号角，力量的源泉。自古以来，多少仁人志士，勤于进取，甘于奉献，勇于牺牲，就是因为他们有理想、有信仰。岳飞、文天祥、瞿秋白、方志敏……“以身殉志，不亦伟乎！”书写人生美好的成功乐章，永远属于具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的艰苦奋斗的人们。
翻开一部恢宏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就可以看到，从诞生的那天起，“为共产主义真理而献身”，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最崇高、最神圣的理想和信念。无数先烈正是靠崇高理想的指引，靠坚定信念的鼓舞，为了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心甘情愿地为之英勇斗争，前赴后继，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
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全体党员必须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把理想信念的坚定性体现在做好本职工作的过程中，自觉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苦干实干，在胜利时和顺境中不骄傲不自满，在困难时和逆境中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赞誉和诱惑考验，经受住各种风险和挑战考验，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管理学上有一个典型案例，说同样在做砌砖的工作，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件为砌砖而砌砖的话，那么你就会越干越没劲，越干越单调，因为老重复劳动，难受。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为一幢宏伟高楼大厦添砖加瓦的时候，那么你就会越干越有热情，越干越有梦想，越干越能把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激发出来。梦想对我们的奋斗至关重要。中国梦给中国社会的奋斗赋予了很深远的意义。让我们大家感觉到有奔头。
党章要求党的干部必须“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立志改革开放，献身现代化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艰苦创业，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习近平同志指出：“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中国梦的提出，就是向全党全社会发出了高扬理想旗帜的战略号召。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是我们党具有先进性的根本标志。
我们共产党人的最大梦想，就是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心里始终装着伟大目标，不管别人说三道四，怎么也不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只要我们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习近平同志在论述理想信念问题时使用了“凝魂聚气”“强基固本”“返璞归真”“固本培元”等词汇。
周恩来经过“推求比较”，最终认定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道路。他郑重宣称“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他始终信仰坚定、理想崇高，这是他毕生奋斗的力量源泉。周恩来说：“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誓言。直到他生命垂危之时，还与陪伴在身边的邓颖超低声吟唱：“这是最后的斗争……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崇高的理想和追求是人生动力之源。伟大的目标可以产生强大的动力。党员干部学有所得，业有所长，卓有建树，理想和追求是最根本的动力源泉。列宁说：“革命理想，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而是一个人生命的动力。有了理想，就等于有了灵魂。”理想作为人们一切行为的自觉动机，以其高度的科学性成为引导人们努力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理想信念为人生实践提供动力和毅力，是人生的力量源泉。一个人有了自觉的理想和信念，方向明确，意志坚强，热情高涨，有所作为，让党的旗帜在每一个基层阵地上高高飘扬，战胜各种困难和挫折，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心甘情愿地拼搏进取，即使牺牲自己的一切也在所不惜。
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最根本的是以理论武装培植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崇高信仰、坚定信念不会自发产生。要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理论是管方向、管全局的，也是管思想、管灵魂的。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精神上的高尚与亮节，来源于理论上的深刻和彻底。党员、干部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必修课，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优化思维方式，提高理论水平，把坚定的理想信念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保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清醒认知和执着追求，注意用理论指导自己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问题，坚定共产主义理想，逐步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规矩不是稻草人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没有规矩的约束和保障作为前提，自由就是一句空话，就没有自由可言。懂规矩、守规矩，不仅是工作之所系，大局之所需，也是个人幸福之保证。
焦裕禄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共产党人遵守规矩的楷模。一次，焦裕禄同志发现大儿子去看戏，问道：“戏票哪来的？”孩子说：“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收票叔叔没有收票就让我进去了。”焦裕禄知道了，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并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还。之后，他亲自起草了《干部十不准》。
一次，有位从外地调来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和县政府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连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换一套新的。有人问：“钱从哪里来？能不能花？”这位干部分管财政，他说：“花钱我负责。”焦裕禄严肃地指出：“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他接着说明了自己的意见：“灾区面貌没有改变，还大量吃国家的统销粮，群众生活很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画圆离不开规，画方少不了矩，规和矩好像是对画圆画方行动的约束。但实际上，有了规和矩才能画圆就圆，画方就方。必须明白规矩是不可侵犯的，懂得越过红线定会受到惩处、付出代价；必须在“认真”二字上下功夫，言行守规矩，克服侥幸心理、从众心态、特权思想，一言一行不越位，任何时候不出乱规矩、坏声誉的事；用权讲规矩，凡事有理有据、程序正规，决不能凭个人好恶随意为之。
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党的各级组织必须担负起执行和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责任，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要坚决批评制止，不能听之任之。”
近些年来，有些政策规定是约束性的，有些明确是刚性要求，却成了“稻草人”，成了摆设。有些党员干部不守规矩、口无遮拦、随心所欲、毫无顾忌，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如，重大事项不请示报告，没有程序意识，工作越位，“迈过锅台上炕”，或“先斩后奏”；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对中央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借着老乡会、同学会、战友会等场合，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称兄道弟、勾肩搭背。什么“石油帮”“秘书帮”“山西帮”，其背后都或有大老虎坐镇。有些干部走向腐化堕落，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从根本上看都是不守规矩的结果，不遵守党和人民立下的规矩，在不该伸手处伸了手，造成恶劣影响。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有了规矩不执行也成不了方圆。言论自由不等于自由言论，更不能无原则无底线。
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都要讲政治、讲原则、讲规矩，不能搞假大空，不能随意化、平淡化、庸俗化。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树立规矩意识。2012年11月16日，刚刚履新的习近平同志就强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审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习近平同志在这个会上讲话指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要定规矩。那么，定规矩要干什么，做些什么事呢？他说：“定规矩，就要落实一些已经有明确规范的事情，就要约束一些不合规范的事情，就要规范一些没有规范的事情。”
2013年在西柏坡，习近平同志说：“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那里有中国共产党1949年就立下的“六条规矩”：“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再一次重提规矩尤其是政治规矩。
就概念而言，“党的规矩”的外延比“党的纪律”大：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是不成文的、相对柔性的规矩，同样应当而且必须遵守。在这方面，习近平同志有精辟阐述：“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党内很多规矩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反映了我们党对一些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科学总结，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
在强调规矩意识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引用了一个重要概念：“破窗效应”。他说：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
“破窗效应”是犯罪学的一个定律，是关于环境对人们心理造成暗示性或诱导性影响的一种认识。其含义是，如果有人打坏一幢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坏其他的窗户。一面墙，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有被清洗掉，很快就布满不堪入目的东西。习近平同志引用这一定律告诫党员干部：没有规矩不行，有了规矩必须认真执行。作为党员干部，无论在什么场合，都要心存敬畏之心，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时刻用党的纪律和规矩这把尺子去量量自己的言行，牢牢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
加强党的规矩的修养，必须自觉接受监督。我们的权力由人民赋予，因而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组织的监督、群众的监督、舆论的监督，是对权力运行的提醒和督促，促使党员干部及时修正错误。因而监督是爱护和保护，是被监督者的福分。应习惯于在监督下工作，自觉做懂规矩、守规矩、用规矩的表率。
忠诚比能力重要
忠诚，从词义上说，“忠”，就是崇敬和恪守；“诚”，就是言而有信、言行一致。忠诚贯穿于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是被人们最为看重的品德之一。
忠诚是一个人非常重要的品质，比能力重要得多。自古以来就有“忠孝礼义信”，成为国民道德之规范，也是今天仍然传承和借鉴的。“忠”位居其首，举足轻重。只要忠诚于自己所选择的事业，能力可以培养成有能；但如果不忠，背信弃义，能力只能成为危害事业的武器。如果一个人有能力而不忠诚，就不会得到组织的信任，就不会得到可持续发展。
《论语》提到“忠”这一道德规范共有15次。子路向老师请教如何为政？回答是：“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在位时不要疲倦懈怠，执行政令要忠心耿耿、尽心竭力。《忠经》有云：“天下至德，莫大乎忠”，即看人之大节，识官之大德，关键是看忠诚，把忠于信仰、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作为必备的政治品质和毕生操守。
如果说，人的智慧和勤奋犹如金子般珍贵，那么，还有更为珍贵的东西便是忠诚。“忠诚所感金石开，勉建功名垂竹帛。”忠诚能够感动金石那样坚硬的东西，能勉励自己建功立业，名垂青史。忠诚胜于能力，忠诚可以受益终生。
每当读起历史上忠诚履职、忠诚报国、忠诚为民的故事，总是让人敬仰、感动不已、回肠荡气、刻骨铭心。商朝比干冒死而忠谏纣辛；楚国人卞和拾玉璞而执着献君王；诸葛亮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岳飞精忠报国，一首《满江红》气壮山河；袁崇焕刚强英烈，带出一支死战不屈的精锐之师，“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忠诚是一种操守，也是一种坚守，俯仰立信于天地，行止无愧于良心，扛住压力，抵制诱惑。忠诚这一品德、品格、品行，是共产党人坚强党性的牢固支点，是一种高于云天的信念。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战争年月，无数共产党人浴血奋战，视死如归。新中国成立以来，成千上万的英雄模范一腔赤胆，无限忠诚，让人敬佩。
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如实向党反映和报告情况，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反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反对隐瞒实情、报喜不报忧。”
朱德早年参加了反清革命的同盟会。朱德在滇军中由少尉排长干起，在讨袁和军阀混战中一直升至少将旅长，名震川滇，但是他对黩武争权深感厌倦，于是主动离开月收入大洋数以千计的滇军。
不久，朱德千里迢迢从云南赴上海，找到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就不会来找共产党了，我可以回到军阀部队中去，可以成就个人的功名利禄，但我正因为要抛弃这些，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所以，我才选择了共产党！”尽管这次朱德被拒之门外，但是他没有失望，以一颗忠诚之心跨出国门到德国柏林，找到了旅法党支部负责人，最终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朱德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交给了人民，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戎马一生，功绩卓著，忠职勤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元帅。朱德逝世之后没有给子孙留下什么钱物，他把节余的工资都交了党费。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纪念朱德同志，就是要学习他无限忠诚、光明磊落的坚强党性。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全党同志一定要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同党同心同德，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竭尽全力完成党交给的职责和任务。
忠诚是立人之脊梁，立事之规矩，是一种不求回报的境界。忠诚比能力重要得多。忠诚是一切社会角色的道德底线。不论是做人、做事还是做官，这都是一个职业伦理要求。
方志敏在十几年的革命生涯中，表现出了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也表现出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1935年1月间，方志敏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皖南失利。在返回赣东北根据地作短暂休整的途中，遭到7倍于抗日先遣队的国民党军包围，7次突围都未获成功。1月29日上午，由于叛徒出卖，方志敏不幸被俘入狱。方志敏度过了6个月的铁窗生涯，严词拒绝敌人诱降，在狱中备受折磨，又患了重病，却一天也没有忘记党和人民的事业。他利用敌人要他写“自白书”的笔墨，写下了充满深情的《可爱的祖国》等10多篇共13万字手稿，为党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革命遗产。8月6日，方志敏慷慨就义，时年36岁。
党员干部是管理者，也是领导者。只有增强忠诚意识，培养忠诚品德，立场坚定，才能坚持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不忘公仆的责任，才能以党员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尽职尽责，不辱使命。
云南省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1988年退休后，放弃了优裕的生活环境，扎根施甸县大亮山兴办林场。他这一干就是22个春秋，植树造林5.6万亩（3733.33公顷），林场林木覆盖率达97%以上，为当地自然带来了福祉。2009年4月，杨善洲将活立木蓄积量价值超过3亿元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
困境最能考验人的忠诚度。尤其在竞争激烈的境况下，许多领导在用人时，不仅看重能力，更看重品质。而个人品质最关键的就是忠诚度。对那些能够勇敢地为集体、团队承担困难、经得住考验的人，是令人敬佩的。这个时候，忠诚所带来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
忠诚能在逆境中昂扬，在寂寞中坚守，忠诚可以受益终生。高明的领导宁可用忠诚而无能的人，也不用不忠而有能的人。一家著名企业曾做过问卷调查，其中问道“您认为职场中人应具备的素质是什么？”他们都选择了“忠诚”。忠诚是置于能力之上的重要因素。忠诚的人尽职尽责，即使能力暂时不强，也会获得上司、同事和下属的信任，成为上司重点培养的对象，容易获得晋升。
一个人没有了忠诚，就没有资格奢谈道德、情操、气节、教养。如果丢掉了忠诚，就丢掉了做人的尊严，丧失了立身之根本，就不会得到人们的信任，没有了发展的机遇。有的人把忠诚当成口号，却不能言行一致，这是因为忠诚还没有在他内心筑牢。“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一个失去了忠诚的人，就失去了人们对你最根本的信任，最终怎么会有好结果呢？因此，不要为自己所获得的暂时利益沾沾自喜，因为你失去的可能远比获得的多，而且你所获得的东西可能最终还不属于你。
人有诸多的品德要求，忠诚是一种最为本质的东西，乃人格之本、品质之要。接到上级布置任务的指示或命令，先诚挚地回答一声“是”，立即停下手中工作，准备记录本，走到上司面前，边听指示，边概要归纳记录要点，准确领会上级旨意，掌握任务的目的及作用，实施步骤及行动计划。如有疑问或不明白的地方，不要在下达命令时插话，切实做到全部理解指示的内容之后，对不清楚的疑点再问清楚。
面对领导的旨意，接受后要迅速地行动，及时反馈工作进展情况，出现问题时要随机应变加以解决，出色地完成任务，及时汇报完成情况，让领导认可和满意。
将业绩和功劳归于上级领导有方，并不意味着你没有功劳，你的出色业绩大家都心知肚明。上司也会有疏忽和出错的时候，作为下属应主动给领导补台、揽些责任、不去拆台，为以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上司会心领神会、心怀感激，赞赏你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方法，以后有什么好事会首先想着你。
增强大局意识
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只有认真、务实是不够的，还必须增强大局意识，有战略思维，了解战略大局，总揽全局，顾全大局，自觉地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做好本职工作。
习近平同志2014年2月26日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汇报时说：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总书记的话语值得我们深思和品味。“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就是大局意识不强，只顾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个人或小团体，不顾与自己没有多少利益的大局、全局。要从大局的角度、战略的高度思考问题，要有“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努力协同发展，形成“1+1＞2”的整体效应。
“一亩三分地”有个典故。清朝时，皇帝为了解农时、熟悉节令、显示自己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便在皇宫内划出一块土地，每年在这里演示“亲耕”，世代沿袭。这块地恰好一亩三分，于是人们把“一亩三分地”视为与自己工作生活相关的事情，也指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司马迁对李广将军的赞扬。“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飞将”指的是指李广，意思是只要有李广将军在，匈奴人就过不了阴山。
李广一生跟匈奴打过70多次仗，战功卓著，而且品德高尚。汉武帝派大将卫青北伐匈奴，李广已经年过六十，即使靠着老本也能够安享晚年，但是他仍然请缨出战，随卫青出征。在与匈奴作战时，李广顾全大局，不顾自己年老，把生死置之度外，主动承担诱敌深入的重任。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令人敬佩。
顾全大局，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为人处世之要义。张思德是三过草地的老红军，班长当了7年，一整编，又成了战士，但他顾全大局，正确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自觉接受组织挑选，服从组织安排：“当班长是革命工作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工作需要。”
增强大局意识，是党性锻炼的重要内容；远离宗派主义，是党规党纪的明确要求。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明确指出：“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心中有了大局意识，就不会纠结于个人和宗派的那点蝇头小利，就不会成为不正当关系的编织者和参与者。
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领导班子成员必须增强全局观念和责任意识，在研究工作时充分发表意见，决策形成后一抓到底，不得违背集体决定自作主张、自行其是。坚决反对和纠正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等错误言行。坚持讲原则、讲规矩，共同维护坚持党性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识得大体，方成大事。党员干部的重要素质，就是能够识大体、顾大局，不可囿于局部和一时，不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因为每一个母系统都是由若干个子系统组成的。一方面，没有子系统的优化，母系统就不会优化，就是空洞的；另一方面，离开母系统，子系统就失去了持续发展的保障。
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往往对于与自身相关的局部事物看得重一些。有的领导干部思想狭隘，思考问题、谋划工作有时考虑本系统本部门利益较多，缺乏服从大局的整体意识；有的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为了个人利益、局部利益，不惜牺牲整体利益。这些问题都是同国家的根本利益格格不入的。“目无全局的将领，即使争得一城一池，最终难免全军覆没；目无全局的棋手，纵然围得一子一目，终究难逃满盘皆输。”
不怕职务低，就怕觉悟低。只有识得大体，方堪大任。“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175页）党员干部应视事业重如山，多考虑做事，少考虑做官，看个人得失淡如水；只有任劳任怨地做好工作的义务，而无向组织讨价还价的权利。如果摆不正个人和组织的关系、个人与大局的关系，太计较个人或局部的得失，就会得不偿失；个人的想法一旦实现不了，就对组织不满，怨天尤人，就会影响前途。
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用统揽全局的眼光来谋划工作，在分析问题、处理问题时，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把问题放在大局、全局中去分析、比较和判断，牢牢把握工作中的重点，统筹兼顾，整合工作资源，把自己的一言一行同上级的要求、大政方针联系起来，带头模范执行上级的重大战略决策。凡是利于全局的事情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凡是损害大局的事情就坚决不办，坚决摒弃那些单纯追求个人政绩，而放弃原则、不听招呼、不顾全局、做出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
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共产党员、党的干部是党的人，不论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都要时刻与党一个心眼，必须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时刻与党并肩战斗，与党站在同一条战线，协同作战，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确保党和国家工作部署的贯彻落实，切莫局限于眼前利益，不要只想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克服私事先于公事、部门的事先于整体的事的现象，绝不能从本团体利益出发，不顾大局，不顾整体，借口单位和部门的特殊性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自觉从大局看问题，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摆布，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有利大局、符合整体，事情再苦再难也要干好，宗派主义、圈子文化，对自己好处再大也要远离。
要登高望远、谋划全局、把握大势、顾全大局，自觉服从和服务大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法律法规，坚决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借助他人的优势，补上自己的短板，多打一个个胜仗，取得一项项成果，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交往勿忘修德
道德修养需要经过漫长的艰辛的过程。孔子自述了他从青少年直至老年不间断修养的轨迹，始终在努力进德修业，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新的变化，进而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德，乃立身之本、为政之要、润才之源、领才之魂，是一道无声的道德律令。“人可以一生不仕，但不可一日无德。”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立德、立功、立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历代志士仁人的追求。立德和修身是排在第一位的。
领导干部良好形象不是先天带来的，不是自然形成的，也不是包装出来的，主要是来自后天的道德修养和党性锻炼。正如刘少奇所言：“必须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加强道德修养的过程是不断丰富自身内涵、实现品质升华、提升人格魅力的过程，是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不断得到强化和提高的过程。
习近平同志曾在《求是》杂志2004年第19期上撰写题为《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的文章，称领导干部要做到“权为民所用”，就必须法德并举，既要依法用权，又要以德用权，归根到底用权要讲官德。习近平同志指出：“为‘官’者必须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时刻注意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在道德修养方面成为民众的表率。”
从政道德体现着党员干部的世界观、权力观和事业观，是良好心态的源泉，驾驭智谋之主宰，是事业成功的首因，引领群众前行的旗帜。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是干部成长成才的重要因素。”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德行就是力量。一个官德高尚的人，自可以威光照人，神采慑人。
因此，党员干部若有好形象，一定要先修德。与人交往，“以金相交，金耗则忘；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以情相交，情断则伤；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人际交往也好，都应以诚相待、以心相交！与高者为伍，与德者同行，以善为念，心存至善，学会感恩。
习近平同志指出：“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德乃官之本，为官先修德。”（《领导干部要带头树立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伏尔泰说过，造就政治家的，绝不是超凡出众的洞察力，而是他们的道德。良好的道德品格是造就优秀领导者的基础，而不好的道德品格往往成为领导者成功的羁绊。
党员干部要先做人，后做“官”。做人是做官与做事的前提，也是做官和做事的保障。我们一定要把常修为政之德放在做人的首位，作为一生永恒的课题来坚守；一定要做一个正直、善良、诚信、勤勉的人，当一名忠诚、为民、务实、清廉的官。
道德决定着成功与幸福。道德是良好心态的源泉，是驾驭智谋的主宰。老子有言：“含德之厚，比于赤子。”——道德深厚的人就像天真无邪的婴儿一样受人喜欢。“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执政者要以德施政，善待民众，以自身的道德行为去教育和感化百姓，以赢得百姓的拥护。“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荀子》）
道德修养贵在“慎独”。慎独是一个人圣洁的内心世界的反映，是古代儒家创造的、有民族特色的修养方法。《礼记》有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一个人不能在别人看不到、听不到的地方，放松自我要求、无所顾忌，也不能因为是细小的事情而任性胡来。
慎独慎微，贵在一个“恒”字。“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要做到心中有戒，时时、事事、处处慎独，则无败事。我们应当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在别人看不到、听不到的情况下，也能坚持道德节操，恪守领导干部道德规范，一丝不苟，洁身自好，心存敬畏，莫把小事不当事，忽视小事会出事；净化工作圈、生活圈、交友圈，以人为镜，不搞阳奉阴违，没有半点虚假，不欺人，不欺己；减少浮躁，砥砺意志，“任你红尘滚滚，我自清风明月”，展现出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人格力量。
砥砺道德修养，须有羞耻之心。这是“立人之大节”“治世之大端”。有羞耻感是有道德责任感的一种表现，没有羞耻感的人肯定缺乏道德情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耻明耻历来是律己修身的先决条件。孔子把培养知耻的君子作为教育的重要目标。他在回答子路关于怎样才算“士”的提问时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孔子提出“知耻近乎勇”。
应增强荣誉感和羞耻感。孟子曾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管子把礼、义、廉、耻当作“国之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近代思想家龚自珍也认为：“教之耻为先”，意思是教育应当把培养人们的知耻之心放在第一位。知道羞惭或对自己不光彩的行为感到惭愧、难过与不安，本质上是对荣誉的一种肯定及对耻辱的一种厌弃，蕴含着向善的可能性及勇气，因此是值得称道的。俄罗斯谚语说：“不知羞耻的人，绝不会有美德。”每一件小事都不糊涂，每一个细节都不忽视，始终保持清醒理智，管住自己的脑，不绞尽脑汁谋私利；管住自己的嘴，不乱吃不该吃的东西；管住自己的手，不拿不该拿的钱物；管住自己的腿，不去不该去的场所；不因失意而失志、不因腾达而失节、不因日久而失省、不因卸职而失德。
加强道德修养，体现在每一个行为和每一件事情上。毛泽东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说明一个人只有平时不弃小善，多做好事、多干实事，才能形成高尚的品德。要从小事上做起，从平时做起，“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防微杜渐，“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要走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怪圈，积小德养大德，不断增强是非面前的辨别能力、诱惑面前的自控能力。
加强道德修养，应乐于见贤思齐。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华神奇的热土上，涌现出雷锋、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等许许多多的先进人物。他们的奋斗经历和感人事迹，具有很强的示范和导向作用。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方正清廉走人生，不断超越自我，让创造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愚昧、丑恶、腐败现象远离身边。
自律自敛是强者
“自律”一词，源自希腊语，其原始含义为，法则由自己决定。《辞海》中解释为自我约束力。自律就是在没有外在监督下的一种自觉主动行为，是通过自我约束、自我调整，把自己的行为限制在制度法规和伦理道德允许的范围之内。要善于约束自身言行，控制内心情感，保持良好心态，“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
一天，晏婴下朝回家，正在房内休息，忽然一个年轻漂亮的婢女轻轻推门进来大献殷勤。见他毫无反应，便十分露骨地献媚说：“奴婢本是东郭人，久慕大人，自愿献身，终生服侍大人。”晏婴一听，顿时拉下脸来，严肃地规劝她好自为之，千万不要妄生杂念。那婢女又羞又愧，只好低头匆匆离去。
《警世通言》中的《赵太祖千里送京娘》，把赵匡胤的形象描写得极为出色：赵匡胤至华山，救了随父来华山进香被强盗抢掳的少女京娘。赵匡胤怕她还会遭难，便护送她返家。为了行路方便，二人结成兄妹。一路上京娘敬佩赵匡胤的仗义助人，对他表示了爱慕之情，要以身相许。但赵匡胤始终对京娘心无邪念，坚守了兄妹之礼，以兄妹不可乱伦的道德拒绝了京娘的爱，把她送回了家。
如果一个人不能自律自治，则一切美好的理想，均属奢谈；一切完满的计划与周密的设施，亦将流于形式。人而不能自律，必多偷懒，遇艰难困苦时，辄会多方设法逃避其责任。
自律就是通过自我约束、自我调整，把自己的行为限制在制度法规和伦理道德允许的范围之内。自律自治，管好自己，是为政者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加强思想磨炼及思想改造的过程，是加强党性修养、提高道德水平的阶梯。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恪守廉洁自律准则，公私分明，保持人民公仆本色，是履行工作职责、延续政治生命的前提条件。
怎样当领导？这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当领导先做好人，不应热衷于升迁，为“升官”而不择手段，全身心沉迷于其中；不要迷恋于权势而迷失于道德，丧失了人格。进则兼济天下，实现抱负；退则独善其身，流连林泉。如果不注意节制自己而目中无人、趋炎附势、排斥异己、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必然会遭到人们的反感乃至唾弃。
因受贿罪被判刑13年的眉山市市委原常委、副市长余治平在悔过书写道，拒绝别人的“好意”，甚至上交贿款，不仅得罪人，还会被视为异类，认为是神经不正常、脑袋有毛病。上级领导的赞许声频频而至，四面八方的鲜花与掌声应接不暇，连续三年年度考核优秀的大好局势让他忘乎所以，开始以人才、功臣自居，逐渐放松了自律要求，也失去了对是非的辨别能力。对企业家们以拜年名义送来的钱物都一一笑纳，把“礼尚往来”视为正常现象，在“兄弟”情谊面前放松了廉洁自律的警惕意识，廉洁意识开始土崩瓦解，最终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底线，跌入了万劫不复的犯罪深渊。
一个懂得自律的人，才能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首先要严格约束自己，不因为种种原因而放松要求。一个党员干部若称职，很重要的一点是严于律己。无论如何，自律意识不可失。如果，放纵个人欲望，追求物质享受、生活奢靡，就会在“糖衣炮弹”面前败下阵来，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不归之路。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2013年6月28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应习惯于在监督下工作，自觉做懂规矩、守规矩、用规矩的表率。
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加强自律、慎独慎微，自觉检查和及时纠正在行使权力、廉政勤政方面存在的问题，做到可以行使的权力按规则正确行使，该由上级组织行使的权力下级组织不能行使，该由领导班子集体行使的权力班子成员个人不能擅自行使，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决不能行使。”
金须火炼方知色，人临利害乃见心。在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党员干部必须坚持党性原则，无条件地服从整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换取整体利益。工作多做一些不要觉得吃亏，待遇稍差一点不要感到委屈，要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勇挑重担，以个人的辛劳换取人民的富裕，不向党讨价还价，不能搞所谓等价交换，更不能把权力商品化，搞权钱交易。
领导干部应当以严格自律的态度对待个人名位，努力做到淡泊名利。1955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前夕，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听说要授予自己大将军衔，向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谦虚地从德、才、资、功方面，指出自己与大将军衔的不相称之处，并恳切地说：“……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毛泽东高度赞扬这份《降衔申请书》，对军委其他领导人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中央军委决定，仍授予他大将军衔。许光达不得不接受了衔级，但最后坚持给自己降低了一级薪金待遇。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是处理好人际关系、从事好工作的有效途径。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员的思想品质修养应当是：在同志关系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把困难留给自己，把荣誉让给别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党内团结上，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平等待人，求大同存小异，反对吹吹捧捧，拉拉扯扯，结党营私，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拨弄是非，表里不一。他认为，为了维护党内团结的大局，可以“委曲求全”、宽容，受到“误解”“冤枉”“屈辱”也毫无怨言……这些谆谆教诲语重心长，在新的历史时期并没有过时，应当加强这方面修养。
多责备自己而少责备别人，就可以避免别人的怨恨。因此，要在上一级或下属面前勇于承担责任，对下属友善、爱护、不苛求，出了问题不动辄指责别人，多从自身找原因。不能进行自我克制，就不会是真正的人。富兰克林说得好：“我们之所以不能自我克制，关键是欲望太强了。”千万不要纵容自己，给自己找借口。自律自治，慎独慎微，时间长了，便养成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便会提升人生的境界。
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时刻牢记“我是党的人”，把自己百分之百地交给组织，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党员是党组织的细胞，服从安排不讲条件、执行决定不打折扣是起码的要求。邓小平晚年时，女儿曾问他长征是怎么过来的，他的回答只有三个字：“跟着走！”党章将“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列在“四个服从”之首。始终把组织放在心中很高的位置，相信组织、服从组织、依靠组织，个人才能有一番作为，才能有可持续发展，在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发展的交响乐中奏出人生最美好的乐章。
莫搞阿谀奉承
阿谀，就是用言语恭维别人；奉承，就是恭维、讨好。阿谀奉承就是拍马屁，说恭维别人话，竭力迎合别人。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党内不准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谀奉承。”
阿谀奉承、“拍马屁”者，古已有之，可谓历史悠久而又绵长。“拍马屁”原是一种礼俗。据元史载，蒙古人平日牵马与人相遇时，习惯于互拍对方马的屁股说：“好马，好马”，以示赞赏和友好，并没有谄媚奉承之意。后来有些人趋炎附势、巴结权贵，不管权贵的马怎么样，都貌似内行地拍马屁股，连声称赞。
有篇妙文描述了阿谀奉承的媚态和特技表演——一文士死见冥王，王忽放一屁，士即拱揖进词曰：“伏惟大王，高耸尊臀，洪宣宝屁，依稀丝竹之音，仿佛兰麝之气。”王大喜，命牛头卒引去别殿，赐以御宴。至中途，士顾牛头卒曰：“看汝两角弯弯，好似天边之月；双目炯炯，浑如海外之星。”卒亦喜甚，扯士衣曰：“大王御宴尚早，先在家下吃个酒头了去。”
为了博褒姒一笑，周幽王竟然悬赏求计。没有谋略、专会拍马、出鬼主意的奸臣虢（guó）石父，献上一计：当今天下太平，不如点燃烽火（古代的警报系统），叫诸侯们上个当、扑个空，娘娘在烽火台上观看，一定会笑的。幽王眯着眼睛说：“此计甚善！”……结果幽王丢了江山，也没保住美人。
宋代有名的宰相寇准，在一次宴会中，长而美的胡须上沾了一点脏东西。尚书丁谓眼睛特别管事，连忙起身离席，上前恭敬地为他拂去。丁谓本想得到上司一点好感，不料寇准勃然变色道：“你身为大臣，而为人拂须，何其谄也！”寇准的凛然正气，从这一声大喝中喷薄而出，这实在是治疗谄症的一个绝妙好方。
明初翰林学士解缙，19岁中进士，后来主持编纂《永乐大典》，为一代雄才，同时也因会阿谀奉承而闻名。一次他和明太祖朱元璋一块儿钓鱼，朱元璋没钓着，心里不高兴。他即刻献诗一首：“数尺丝纶入水中，金钓一抛荡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这个吹捧有点肉麻，实不可取。
从邓通、董贤、李辅国、杨再思、和珅、李莲英等人善于溜须拍马的行为来看，他们都不是忠厚善良之人。他们在主子面前，事之如奴仆，动之以忠情，看似辛劳笨拙，其实是一种极致的机巧和狡黠。正如巴尔扎克所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手法里面，奉承是最巧妙、最狡猾的一种。”
有的人在有权有势的人面前奴性十足，以媚态逢迎上司，以声色犬马迷惑上司，以金钱贿赂上司，而在下级和百姓面前却变成又一副面孔：骄慢、专横、跋扈。其“官经”用一句话概言之，亦即“宦官式的思维”。
历史上无才却被宠而拜官封侯，其原因或因美貌，或因谄媚。其结局如何呢？明代洪应明所言：“谗夫殷士，如寸云蔽日，不久自明；媚子谀人，似隙风侵饥，无疾亦损。”
趋附谄媚是人格不平等的产物。中国封建官场上阶梯式的等级制度，为其提供了生存条件和表演舞台。封建君主的唯我独尊和独断专行，臣属的奴化意识，野心家的权力欲望，成为趋附谄媚者生存的重要基础。
重权之下必有恭维者，利益之后必有追随者。“领导没讲我先讲，试试话筒响不响；领导没尝我先尝，看看饭菜凉不凉。”听上去有些夸张，却活灵活现描摹出了阿谀奉承的官场坏习气。
要改变阿谀奉承、吹吹拍拍、趋炎附势的坏风气，首先要从被拍者做起。领导者应该对“拍马屁”现象进行冷静深思，分析、过滤。有的领导虚荣心太强、好大喜功，喜欢听好话，当然就会有人“讲好话”，有意识地讨好；有的领导喜欢别人奉承，当然就有人投其所好地去“拍马”，抬轿子的人就有可乘之机。
俄国作家克雷洛夫说：“阿谀奉承者的特征是：当你背运时，只要有对于你的流言蜚语，他就到处宣扬，不论你尽力做了多少好事，他决不会说你一句好话；可是你一旦红运高照，第一个登门道喜的准是他。”对惯于阿谀奉承、恭维献媚的人的话，做到心中有数，不要被它的“芬芳”所陶醉，心存警惕意识，与他保持距离，不能被这些不正派之人牵着鼻子走。应增强自身的免疫力，耳聪目明，明辨是非，防止被别有用心的“马屁精”拉拢和腐蚀。
如果让阿谀奉承者吃香，正人君子受气，那么干部队伍中就无法形成正气，领导者就会失去信任。不能听取一味吹捧，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倾听真言，摈弃假语。对于陷害好人的恶语，不能相信，果断给予批评和教育。领导者的一个过人之处，就是抛开自己的喜好与志趣，以整体利益为重，忍痛舍弃那些令自己“喜爱”的奴才、媚才，果断发掘那些令自己“讨厌”的高才、不好用的人才。对那些阿谀奉承、巧言可悦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鉴其德、察其能。如果他确是个无能之辈，而且专善阿谀奉承，该让他走人，何必留下这么一颗不定时炸弹，及时让他走人比什么都强。
做人、从政靠溜须拍马，出卖人格，谁得势就依附谁，利用别人权势提升自己地位，谁失势就舍弃谁，虽得宠于一时，但不会得益于一世，而且会丧失人格，带来坏名声，不亚于拿珠玉去换取砖瓦，实在不可取。
“人生芳秽有千载，世上荣枯无百年。”为官者的一举一动，或高尚，或无耻，皆如日月之明蚀，对上至同僚下至百姓影响既深又广。因此，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自尊自重，自警自励，切莫忘记做官先做人！
重提“兼听则明”
由于受自身认识的局限性的影响，受客观事物的复杂性之制约，有时决策会出现难以取舍，或出现偏差，乃至失误。而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使作出的决策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就应当而且必须广开言路，兼听多方面的意见，而不是惧怕、抗拒他人的意见。
历史上的各朝各代，凡是国势强盛、百姓安乐的年代，为政者都相对说来比较开明。如唐朝前期的“贞观之治”。一次，唐太宗问谏议大夫魏徵：“作为一国之君，怎样才能变得圣明，明辨是非，不受蒙蔽呢？”魏徵回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从前帝尧向民众了解情况，能将三苗作恶之事及时掌握。帝舜耳听四面，眼观八方，所以当时虽有坏人，也不会受蒙蔽。秦二世身居宫中，偏信赵高，结果在望夷宫被赵高所杀。梁武帝偏信朱异，在台城被软禁饿死。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到处起事，他一点也不清楚，结果死于扬州的彭城阁兵变。所以人君广泛听取意见，采纳正确主张，才能不受欺骗。”
从此，唐太宗鼓励大臣直言进谏。李世民建立了前朝所没有的新制度：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及时了解朝政的内幕而及时进谏，使宰相及其他官员不敢谎报政绩。李世民能够完善谏议制度，并能做到从谏如流，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这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之举，使得贞观时期官员向皇帝进谏蔚然成风。
毛泽东曾在《矛盾论》中指出：“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8页）“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出自于《旧唐书·魏徵传》，语出唐朝名臣魏徵之口。魏徵是唐初杰出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以刚直不阿、敢于进谏、善于进谏闻名，进谏的水平很高，是我国历史上有才干的人物。他先后四次上疏唐太宗，列举历史上的事例说明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
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各种不同意见都必须听取，鼓励下级反映真实情况。”有的领导干部缺少民主作风，认为自己“一贯正确”，听不得半点“逆耳之言”，只要别人的言词稍有不恭，就表示反感，甚至发火；有的在社交中爱用不信任的目光审视对方，无端猜疑，说三道四；有的爱与别人抬杠，不管是非曲直，总说出同别人相反的看法，“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有的对人和事冷漠、态度孤傲，使人不敢接近，更不敢进言。若听到批评，如坐针毡、不能容人，就无法进步了。
发扬民主、察纳雅言、闻过则改，是从政道德意识的具体体现，是能够及时认错、迅速改正的关键，因为从内心意识到自己身上有许多不足、许多毛病，而不是文过饰非、固执己见，并随时准备改正，不断提高执政素质，才能从内心欢迎和感激别人的批评，及时而迅速地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兼听要有耐心，没有耐心则听不到真言。兼听，是交往中颇为高深的艺术，也体现一个人的良好修养和民主作风。下属和群众某些不同意见，往往蕴藏着真知灼见。放下身段，听取意见、博采众长、汇集别人身上的闪光点，他的身上就增添了光辉。
许世友原在红四方面军任军长，对“批判张国焘扩大化”产生了过激行为，策动部分红四方面军官兵带武器出走，他还骂毛泽东，扬言要带枪去见毛泽东，“毙了他！”引起群愤，群起而攻之，结果被关进禁闭室。
出众人所料的是，毛泽东坦然自若，不但准许把枪还给他，而且发给他子弹，让他携枪来见。相见之后，毛泽东了解了许世友骂他恨他的思想动机和由来，解开了误会，沟通了思想，融洽了情感，非但没有治许世友的罪，还和他结成了知心朋友。毛泽东妥善处理这件事，起到了“兼听则明”“闻过则喜”和“言者无罪”的示范作用。许世友佩服得五体投地，倍感毛泽东的伟大，一生忠于伟大领袖，至死不渝！
最拙劣的赞美也要比最高明的批评好听，然而十句赞美不如一句批评的话给你有价值的东西多。正如《史记》中所说：“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也正如裴多菲所言：“我宁愿以诚挚获得百名敌人的攻击，也不愿以伪善获得十个朋友的赞扬。”多听不同意见，多听劝告，有益无害，别一条道跑到黑。英国培根说得好：“最能保人心神之健康的预防药，就是朋友的忠言和规谏。”应当摈弃“爱吹不爱批”的庸俗之气，奖励敢于坚持真理、主持正义的好同志；对于一味顺从、从不提意见的下属，对一听到批评意见就怒发冲冠的同志，予以批评帮助。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时，惠州地区检察分院麦子灿给他写来一封批评信，措辞用语之尖锐、尖刻，非一般人所能承受。习仲勋在会上却自曝来信，他说：“这封信写得好，还可以写得重一点。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不要怕听刺耳的话，写信的同志相信我不会打击报复他，这是对我们的信任。”这种善于兼听、闻过则喜的境界，体现了习仲勋同志海纳百川的雅量、从善如流的智慧、虚怀若谷的胸襟。
兼听民意，容纳不同的声音，是尊重对方、沟通协调的桥梁，是博采众长、补己之短的良方，是办好事情、避免失误的法宝。领导者一定要善听“谔谔之言”，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透过别人的眼睛看世界，尊重多数人的意见，虚怀兼听，察纳雅言，融汇众人智慧，实行民主集中制，将大家的真知灼见融进民主决策和工作进程之中，才能不被蒙蔽。下情上通，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不断创造新的业绩。
坚持原则敢批评
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自身矛盾和问题的法宝，是一项重要的建党原则，是党巩固和发展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共产党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很重要的一点是得益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
一个单位、一个团队同志之间相处不能总是“相安无事”、虚与委蛇，而应当相互帮助、相互提醒。恩格斯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看作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是工人阶级政党有巨大内在力量的表现。恩格斯指出：“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有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用专章论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足见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既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和保持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的重要保障。健全党内政治生活，就要经常、广泛、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不懈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用好。
习近平同志指出：“这些年来，在不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开展自我批评难，开展相互批评更难。之所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党性原则不强，为私心所扰、为人情所困、为关系所累、为利益所惑是主要原因。”他说：“现在，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确实很复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把党的优良作风给丢掉了。‘观于明镜，则疵瑕不滞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只要出以公心，态度诚恳，讲究方法，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有利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益于党的事业，有益于党员、干部的健康成长。“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对错误的行为进行批评，包含着情谊和关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楷模，体现了宽阔的胸怀和崇高的风范，受到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在20世纪40年代的革命圣地——延安，人民群众都颂扬领袖毛泽东。可是，在这一片赞扬声中，竟然有个驮盐的老乡骂毛泽东。一追查，原来是这位老乡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赶着毛驴去外地驮盐时，正值隆冬季节，到了晚上没地方睡，在冰天雪地里连续挣扎了三夜，憋了一肚子怨气，骂人的话也就溜出了口。毛泽东听到这件事后，对追查人员说：“老乡没有罪，应该给他记一功。他骂得好，骂中了我们的官僚主义。”后来，毛泽东抽空接见了这位骂他的老乡，主动征求他的批评意见；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在运盐路上设置驿站的问题；用这件事来告诫全党，一定要倾听群众的呼声。
1942年在延安整风和审干中，有人违背整风精神，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伤害了一些好同志。毛泽东发现这一问题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主张弄错了的必须平反，逮捕了的无罪释放，恢复名誉。与此同时，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1945年初，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毛泽东把右手举到帽檐下，向被戴错帽子的同志赔礼说：“现在我把戴错了的帽子给你们取掉，向你们行个礼，赔个不是。”这时，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感动得热泪盈眶。（《老一代革命家风范300例》，东北工学院出版社，第154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有利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益于党的事业，有益于党员、干部的健康成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楷模，体现了宽阔的胸怀和崇高的风范。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又为此作了自我批评：我们在肃反运动中走过弯路，我也走过弯路。这次整风审干，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我向你们道歉！
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指出：“有了错误，一定要自我批评，要让人讲话，让人批评。”并诚恳地说：“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林彪叛逃折戟后，毛泽东谈到“文革”中发生的政治事件说：“我看贺龙的案子搞错了，我负责恢复他的名誉。我当时对贺龙说，你是二方面军的旗帜，我保你，我是保他的。”谈到此处，毛泽东侧身对周恩来说：“你也是保他的。”周恩来重重地点头。说到“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毛泽东说：“杨、余、傅都在翻案，这些人的问题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罗瑞卿，林彪说他搞突然袭击，林彪对罗瑞卿也是搞突然袭击的。在上海，是我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
一个人听到批评是好事，正确对待批评才能改进工作、完善自我。批评不是无情无义的表现。清醒自觉的人必能勇敢直面批评，把批评当动力；虚怀若谷的人定会做到“闻过则喜”，把批评当爱护。
如果错了不知错，害怕向别人承认自己错了，觉得听到人家指出自己的错误是一种耻辱，不听善言规劝，或糊涂固执、自以为是，把批评当指责，老虎屁股碰不得，只能荆棘丛生，挫折多于顺利，远离成功的目标。如果说，批评是我们克服自身缺点错误、取得进步的外在动力，那么，自我批评就是内在的驱动力。外在的推动只有通过内在的驱动，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进而改正缺点错误。斯大林说：“自我批评之于我们，简直是和日光、空气、水一样重要。”因此，我们应努力创造引发被批评者内省和自我批评的良好氛围。作为党员和干部本身，发生缺点错误，应主动接受批评，主动作自我批评，这样做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益。
陈云指出，只要态度正确，有错误也不要紧。“假如你有错误，人家讲了，就请教请教，问一问人家怎样看法，纠正一番，以后可以少犯错误。”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他解释道：有时候愈要面子，将来可能愈要丢脸。只有不怕丢脸，诚心诚意改正错误，将来可能还有些面子。
“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英国史学家卡莱尔所说：“最大的过错，便是错了还不知错。”拿破仑所言：“不会从失败中寻找教训的人，他们的成功之路是遥远的。”敢作自我批评，“一道彩虹连两心”，凝聚力和号召力就强，就会立于不败之地；不作自我批评，就很难做到带动群众开展好批评和自我批评，其凝聚力和号召力也无从谈起，恐怕难免有一天会倒台。
近一个时期，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有的同志不敢从严要求、从严管理，怕得罪人，重关系，讲人情，关系大于党性，人情大于党纪国法。有的同志世故得很，圆滑得很，在需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一味地“和稀泥”。有的同志对上级说恭维话，对同级说过年话，对下级说表扬话，对棘手的问题说含糊话，互相“关照”，投桃报李。有的同志喜欢“老好人”的唯唯诺诺，只讲人情关系，不讲党性原则，相互之间热衷逢迎讨好、互相吹捧，遇到矛盾绕道走，有的同志看到领导和同事的毛病和错误，“口将言而嗫嚅，足将举而趑趄”，话到嘴边留半句，或缄口不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了小团体利益而讲违心话，办违心事……
我们党要把自身建设好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形成制度，提高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必须坚持不懈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用好。”“批评必须出于公心，不主观武断，不发泄私愤。坚决反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庸俗哲学和好人主义，坚决克服文过饰非、知错不改等错误倾向。”
邓小平说：“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主要领导人，威信建立在什么地方呢？建立在思想、工作、言论的正确上，建立在民主作风上，建立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上。”他指出：“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明确提出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利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发扬党内民主、增进党的团结的法宝，是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党员干部如果不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不能说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如果领导班子不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能从内在的动力上解决好自身存在的问题。
真正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起来，是高质量开好民主生活会的重要标志。要推心置腹，批评交心，“当面锣”“对面鼓”，直面问题，触及思想深处、触及问题实质，不搞“隔靴搔痒”。尤其是党政“一把手”，要先把自己摆进去，以不怕“炮轰”的胆魄，敢于揭自己的短、亮自己的丑。要坚持会上讲、当面说，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以理服人、以诚动人，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
由于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不可能完全一样，各种问题的具体表现也有不同。邓小平说：对“每个人错误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90页。）因此，要从实际出发，对问题的性质、程度做实事求是的分析，确定哪些问题在批评之列，哪些问题在纪律、法律处理之列，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即使是违纪行为，还要区分不同的态度。对自己的违纪行为能主动讲清楚，认识深刻、认真纠正的，可以从轻处理或不予处分。我们要深刻体会党组织对党员干部诚挚的关怀爱护之情。如果有问题而不自查自纠，讳疾忌医，如果领导干部侵犯党员民主权利，压制党员批评，那就应当赶快醒悟，主动检查自己的错误，不辜负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
习近平同志曾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党性，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这个武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以此促进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促进党内生活的严格规范，促进党性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切实提高领导班子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
解决自身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是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腐败有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时指出问题，阐明危害，讲清后果，就能预防和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和蔓延。
切忌口无遮拦
说话表面看很简单，两片嘴唇一碰，语言便生成了。但在缤纷复杂的现实生活中，领导干部谨慎说话，真正把话说好，让人接受，不被人误解，还是口无遮拦，关系着交往的成功与否。
言语不检往往是祸端之源。《尚书·说命》记载：言从口出，一旦不合乎礼仪，就会招致羞辱。《诗经》中有“有欺不可为”的警句。白玉破损了，可通过磨砺来修复；言语失当了，就无法补救了。《荀子·正名》有言：“无稽之言，不见之行，不闻之谋，君子慎之。”作为领导者，说话必须谨慎，充分考虑客观条件，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切忌信口开河。
有一次，鲁国的国君对庄子说：“我国很多有本事的学者，都是穿着学者的服装。”庄子说：“学者服装并不代表有本事，有本事的人不一定穿学者服装哦。”鲁国的国君不信，于是庄子说：“您可以发布一个命令：凡是没有懂天文、通地理、明道理的本事却穿学者服装的人，一律处死。看看还会有多少人穿学者服装。”
国君发布命令后，不到五天，鲁国就没有人敢再穿学者服装了。又过了几天，有一个人穿着学者服装站在宫殿门前。鲁王把他召来一问，果然他精通天文地理，谈到国家大事，也有其独到见解。
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谨慎说话就是慎重考虑，话到嘴边留半句，小心地说话，说话要小心；经过深思熟虑后说话，把话说得有分寸、很得体，符合自己的身份；不去议论别人的短处，不传闲话，不妄议政策，不添油加醋；力图说真话，不能说真话则保持沉默。
应把慎言当作修炼德行、砥砺操守的重要内容。慎言，即所谓君子讷于言、“贵人话语迟”也，就要做到实事求是，不说假话、大话、空话。如同朱熹所言：“真正大英雄人，都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微信中有篇文章认为，男人的精神深度在于他有深厚的涵养，尽管看得准看得深，但不轻易表态，他懂得什么地方可以说，什么地方不可以说，什么时候说有人听，什么时候说没人听，该说时他不仅知道说什么，还知道怎么说。所以他要么沉默寡言，要么语惊四座，决不轻信传言，更不会散布谣言。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矣”，这是《宋书·傅亮传》说的箴言，并有一段论证：周文王处事小心谨慎，《大雅》中歌颂他有福气；子路好勇无谋，冒险涉水过河留下痛苦的箴言。《虞书》有谨慎自守的赞美，周庙铭刻在皇帝座位之侧。
《元史·许衡传》说：“凡是一言一行，都要研究怎样说、怎么做，以及为什么这样说、这么做，不受个人爱好所影响，不被厌恶所蒙蔽，不听凭一时高兴，不出于一时愤怒，做到胸襟开阔，心术端正，反复思量，慎重处理，即使有不准确之处也很少了。”
黄四年轻时，因为在背后说领导的坏话，吃过大苦头。当年，黄四为了分房子的事，窝了一肚子火。去单位边上的浴池洗澡时，正遇到同事小张，两个人一边泡澡，一边闲聊，话题不知不觉扯到局长身上。黄四聊着聊着，便骂局长不公正，狗眼看人低，狗屁能力也没有，只知道拍上头的马屁……黄四正骂得起劲，雾气中，一个身影从水池另一端慢慢移过来，到黄四身边，突然站起，溅起黄四一脸的水花，扬长而去。黄四正要发作，瞄了那人一眼——眼神直了、舌头硬了，那不是别人，正是局长！结局显而易见，黄四坐了冷板凳，一坐就是七八年。
有一位下属由于说话之前不考虑，说错了话，得罪了领导。一次，他去给领导祝寿，当着众人的面说道：“希望蒋厂长将来能大富大贵、儿孙满堂。”蒋厂长的独子刚刚在车祸中去世，其妻子已计划生育，没有再生的能力，而这位下属忘记了这个茬儿。蒋厂长以为他故意嘲笑自己断子绝孙，于是不顾贵宾云集，摔杯而去，弄得他很难堪，不好收场。
“逢人只讲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这句老话不无道理。在人际关系复杂的情况下，与某些与己关系较疏的人，交谈时要谨慎一些，你如果口无遮拦，随意议论他人的长短，兜售自己的某些隐私，或亮出自己的某些底线，有的人就会散布谗言、流言、诬言，使你深受其害。
说话谨慎是君子，话说得少是好人。应把谨言慎行作为一种责任、一种修养，防止“失语”现象。祸乱的产生原因之一，是以言事为阶梯的。《书经·说命上》有引起羞辱的告诫，《诗经》有说话失误的悔恨。汉代隐士严君平说：口舌是“灭门之斧”。
有时说话的人并无恶意，对听者而言，却可能是伤及他的自尊心之语；一句话是同一个意思，出自两个人之口，听起来也有区别。因此，宋代苏洵说：“君子慎始而无后忧。”——君子一开始就谨慎小心，便不会有任何后患。说话、办事谨慎可以少出差错，减少许多烦恼和懊恼。对别人疑神疑鬼，不如自己谨慎地为人处世。
把过去的事全告诉别人，往往效果不好。有人在你面前说某人坏话时，你只微笑。与人握手时，可多握一会儿。见到别人时，先打招呼。身为领导，在酒桌上，无休无止地谈论工作，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或评论某人是非，会影响酒席上应有的气氛。应主动敬酒，说些祝愿的话，或赞扬、鼓励的话，聊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呈现和谐气氛。
在个人成长进步比较顺利的时候，在某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和突出成绩的时候，在有了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经验、能够处理复杂情况的时候，在几历风险、战胜险风恶浪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谨慎从事，敬以持躬，不要有丝毫的疏忽，切莫只图一时之快，不注意言语的轻重对错，任性而为，要低调做人，不耍小聪明，让自己始终处于冷静的状态，保持“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在“低调”的心态支配下，兢兢业业，才能做成大事业。应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切莫恃权，跳出历史“周期律”。
一个处事谨慎的人，必然是头脑清醒的人，在是非面前不糊涂。古人云：“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大意是，做有心人，多看别人如何做事情，有疑惑不清的暂时保留，留待以后向别人请教。对把握的事情认真去实施，就能减少后悔。
“风流不在谈锋胜，袖手无言味最长。”为人处世宁肯保持沉默寡言的态度，宁可像乡下人有些笨拙，也不可自作聪明。天地无言，山川无言。山川以其静默呈现天地之大美，倒显出另一种令人震撼的伟力。南宋大臣张九成说，对身边的人，非因公事不要随便与其多说话。诗云：“缄口金人训，兢兢恐惧身。出言刀剑利，积怨鬼神嗔。简默应多福，吹嘘总是蠢。”
管好自己的嘴，讲话不要图一时痛快、信口开河。常言道：“会说话的人想着说，不会说话的人抢着说。”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如果彼此比较信得过、合得来，可以多谈一些、谈深一些，但也不可超越底线。有的领导干部高兴时、得意时、得势时，不看时机，不看场合，不该说的也说，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胡乱地说些不中听的话、不讲分寸的话、违反原则的话、污秽的话，就会引起很大的误会和矛盾，结果带来不好的影响，授人以柄吃大亏。
领导干部履好职尽好责，要体现出“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情感，约束自己的言行，言必适时，言必适情，言必适度；从老百姓的思维角度去想问题，注重情感交流。要言之有礼，言之有情，实话实说，老话新说，言而有信，莫以“官大”而失言，莫以“官小”而乱言，不该说的不说，不该讲的不乱讲，别让群众感到厌烦。
与人交谈，尽量多使用“是”“没错”“我同意你的观点”等肯定语气，切勿使用命令式语句。最好多用征询式语句，诸如：“你说呢？”让人感到被尊重。应多用陈述句和疑问句，少用一些绝对肯定或感情色彩太强烈的语言，少用或不用祈使句和反问句，以表示尊重对方；多用一些“可能”“也许”“我试试看”和某些感情色彩不强烈，褒贬意义不太明确的中性词，以便自己“伸缩自如”。比如，当不同意别人的意见或要求时，不宜惯性地说不行、不可能，会让人感到你不尊重他，不妨换个说法“可以考虑”“让我想一想吧”。
对别人的毛病不要吹毛求疵。有的人专门喜欢表示自己与别人意见不同，有意无意地与人为难。对于你不知道的事情，不要冒充内行。你知道多少，就说多少。承认某些事情的无知，别人会认为你不虚伪，没有吹牛。不懂装懂是一种不老实的自欺欺人的行为。
要养成不指责别人的习惯。指责是对人自尊心的一种伤害，它会促使对方起来维护他的自尊，为自己辩解，甚至会寻机报复。说人坏话，对人羞辱，揭人疮疤，恶语伤人，会招人痛恨。
任何时候都不要在他人面前吹嘘、炫耀个人的成就。尽量不要和人争辩。喜欢和人争辩，即使对方表面上屈服了，心里也容易产生隔阂，甚至会损害别人的自尊心，对你产生反感。坦诚虽好，但不要太直白。对方谈话中不妥当部分，固然需要加以指正，但妥当部分即须加以显著的赞扬，对方会因你的公平而易于心悦诚服。改变对方的主张，最好能设法把自己的意思暗暗移植给他，使他觉得是他自己修正，而不是由于你的批评。对于那些无可挽救的过失，你应该给予恳切的指正，使他知过而改。纠正对方时，最好用请教式的语气。
深怀敬畏之心
小时候曾听大人说，不能说谎，记住“狼来了”的故事，不要做坏事，否则会“天打五雷轰”。从电视上曾看到，恶人做坏事，会电闪雷鸣——于是怀有对天上“雷公”的敬畏。尽管知道天上没有“雷公”，世间没有鬼神，但懂得做人有所“敬畏”好，不能无法无天哦。
敬畏之心，就是指人类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面前所怀有的一种敬重与畏惧心理。怀有这种心理，敬畏父母、敬畏百姓、敬畏事业、敬畏法律，对做人处事大有益处，能让人懂得自警与自省，还有助于人规范与约束自己的言行，不辜负组织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缺少敬畏意识，传统文化修养不足是重要因素。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敬畏意识，敬畏天地、祖先、民心、文化、法律等等。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南宋大学者朱熹在《中庸注》中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
唐太宗李世民26岁当皇帝，成为历史上少数几个年轻有为的皇帝之一，而且是一位治国高手。唐太宗从小就喜爱弓马，能左右开弓。唐贞观二年10月，唐太宗想去南山打猎，行装都已准备好了，由于大臣魏徵不在宫中，他迟迟没有下达出发的号令。魏徵回朝后，问他为什么没有出去，太宗毫不掩饰地说：“怕你责备，就不敢出去了。”
有一天，唐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徵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徵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唐太宗曾告诉众臣：“有人说当了皇帝就是得到崇高地位，没有任何畏惧。事实上，我却是常怀着畏惧之心，倾听臣下的批评与建议，一向以谦虚态度处理政事。倘若因为自己是一国之君，就不肯谦恭而以自大的态度来对待臣下，那么一旦行事偏离正道时，恐怕就再没有能够指正过失的人了……”
魏徵接着说：“古人说过‘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有好的开始并不一定能有好的结束。但愿陛下常怀畏惧之心，畏惧上天及民众，谦虚待人，严于自我反省，如此一来，吾国必能长保社稷，而无倾覆之虞了。”
中国历代为人景仰的明君、清官，往往都具有较深的传统文化修养，从而知所敬畏，所以举止才有禁忌和底线，警醒自己手握权柄时，学会低头、避免碰头、看清楚脚下的路，善找“参照物”，以人为镜、以人为师，不要骄狂、放纵欲望、为所欲为。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庆历新政颁布后，范仲淹亲自审查各路监司的名册，对不合格的官吏，“一笔勾之”，免去官职。当时枢密副使富弼见此情景，不无担忧地对他说：“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说：“他哭比百姓哭要好吧！”范仲淹对工作、对百姓的敬畏，致使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党员干部应当通过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修为，涵养和深怀敬畏之心，警诫自己不要狂躁乱为，有守有为，举止得当，永葆本色。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1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时提出，领导干部工作上要大胆，用权上则要谨慎，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自觉接受纪律和法律约束。
党纪国法是对个人的约束，又是对个人的保护。敬畏党纪国法是党员干部的快乐之源。只有敬畏党纪国法，才能干成事、不出事，人生才能快活。人要有奋斗目标，还要有敬畏。一些人觉得拥有“权、钱、色”为贵，却鲜以“敬畏”为贵。一批又一批的违法违纪的党员干部被依纪依法处理。从已披露的贪官腐败轨迹看，之所以百无禁忌，罔视党纪国法，很重要的是因为缺少“敬畏之心”。
《与领导干部谈官德》一书认为，人生不可无敬畏！敬畏不是怕树叶掉下来砸破脑袋，做个平庸官，而是敬畏权力的神圣性，防止权力的滥用，尊重人心民意，敬畏党纪国法，敬畏党组织的监督，敬畏“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预防“蝴蝶效应”的发生，成为一名“敬畏的快乐者”。
世间有许多不可抗拒的力量，有许多不可侵犯的原则。常怀敬畏之心，才会谨慎行事，做事容易成功。党员干部有敬畏之心，才不至于旁若无人，才会小心谨慎，从内心规范、克制自己的行为举止；小心谨慎，把别人当回事，才能远离祸患；远离祸患，就可以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才会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做事容易成功。因此，在遇到可能违反党纪政纪的时候，有临深渊、履薄冰的心态，多一份警醒，做事有底线，远离穷奢极欲、中饱私囊的贪婪，这样就不会触犯法律，不会蒙人生污迹之羞，不会受身败名裂之辱，不会担心东窗事发的幽怨，从而活得洒脱、快活。
有所敬畏，才能保证有所作为。这个敬畏，不是怕担责任、怕吃苦，并非裹足不前、不思进取，而是经常用“怕”字来约束自己，时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尤其要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在对待人民赋予权力上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对权力、对组织、对群众、对法制、对责任有真真切切的敬畏之心，作为人生的重要信条，终身坚持，以此坚定理想信念，陶冶品行情操。应从谦卑做起，在敬畏中行进，掌实权而不揽势，居高位而不骄狂。
权力运行重制约
有的领导干部认为自己掌握的权力是个人奋斗的结果，可以任凭自己意志支配，私相授受，这是把权力看作私有财产，是与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正确观念相违背的。权力不是与生俱来，权力可能导致腐败，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不受制约的权力加金钱就如邪恶插上翅膀。多年来，权力制约与监督方面存在空当或不到位，是权力滥用、腐败易发多发的重要原因。
国家预防腐败局黄金桥认为，权力的腐蚀、金钱的吸引、美色的诱惑，使多少掌权者步入腐败的深渊。而三者之中，权力是主导，凭借权力敛财猎色几乎成为腐败的常态。任何权力只要不加限制，就必然会走向腐败。从国家政治制度的安全性和保障人权及自由的角度考虑，必须限制公权，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
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实行权力清单制度，公开权力运行过程和结果，健全不当用权问责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邓小平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加强制度设计，要抓住关键问题、关键点和关键环节，必须从制度结构上做出缜密的设计和安排，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衡，也就是用权力来制约权力，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具体、可行、管用。英格兰制度学家休谟说：制度设计要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只有严密才能让人们服从公共利益。
18世纪法国思想家雅克·卢梭曾经指出：人们一旦当官尝到统治的乐趣，立刻就把其他乐趣不放在眼里了，就像野狼一尝到人肉的滋味，马上就会厌弃其他食物一样。在监督制约的体制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权力这头怪兽极易为非作歹、伤天害理。
古今中外，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对“权力”的认识已很深刻。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文中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他指出：“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曾揭示一种政治规律：“绝对的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败。”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在就职演说中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
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是防止权力腐蚀滥用的负效应的根本办法，是解决领导干部贪腐问题的关键环节。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当官员手中的权力被关进制度化监督的笼子，他们参与权力寻租的机会就会少很多。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要强化制约，科学配置权力，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首先要建好笼子。笼子太松了，或者笼子很好但门没关住，进出自由，那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现代汉语中将笼子比喻对某一对象的束缚、约束、限制。习近平同志把制度比喻成“笼子”，意在强调制度之“笼”对权力，尤其是对一切滥用权力行为的约束与监督。总书记这一新的方略、新的要求体现了中央根治腐败、向腐败全面开战的决心和努力，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一致拥戴。
东方网有一短文《从“小官巨腐”中得到警示》认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针对所有权力而言的，并非只对大官不问小官。“小官”之所以能“巨腐”，正因为其手中掌握着特殊的资源，比如供水、国土等，而权力又得不到有效约束，致使其在基层肆无忌惮、疯狂敛财。因此，应从制度上加强对基层官员的约束，通过强有力的监管和监督，使其不敢腐、不能腐，最终实现不想腐。要建立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有效分制权力、规范权力，让官员不敢专权，让小官不敢贪腐，大官不敢不为。
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中央纪委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行战略调整，将惩治腐败提升到更加凸显的位置，整合优化内设机构，机构设置、人员配置进一步向办案和监督工作倾斜，新增设2个纪检监察室，加大对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办力度。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刚性执行。要坚持用制度管钱、管事、管人，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让制度成为硬约束，使之成为思想治党的有力保障，成为从严治党的有力武器。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强调：“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
“一把手”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干部群众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对一把手的监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由于监督缺位、监督乏力，少数一把手习惯了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班子集体之上。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2013年年10月，王岐山同志在第二轮中央巡视工作动员会上明确表示，“要不断探索创新，强化对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
“一把手”处于核心地位，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干部群众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由于一些监督管理制度过于原则、过于笼统，科学性、配套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没有发挥监督效力；由于党组织、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审计、财务、司法部门的职责交叉重叠、有时相互推诿、有时相互脱节，影响了监督整体合力的发挥，导致“一把手”凌驾于制度之上，在腐败问题上比其他领导干部机会更多，成本更低。因此，应当把监督“一把手”作为监督的“重中之重”。
要坚持对下级“一把手”定期考核制度。包括用权是否得当，有没有“一手硬而一手软”的状况，自身是否廉洁，并将群众反映和考核的结论，及时向下级“一把手”反馈。对有问题的同志进行告诫。
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强化上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对下级“一把手”教育、监督和管理方面的责任。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教育、督促纠正。下级“一把手”出现严重的违纪违规问题，要追究上级“一把手”失察、失管的责任。
要完善并严格执行党内民主集中制，加大民主决策的力度。认真解决党内民主不足、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尤其是家长制、一言堂、“一把手”说了算、个人独断专行、政治生态恶化等现象，从制度上打破“一言堂”“一支笔”。严格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严格执行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奖惩、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事项集体决策制度，以集体权力制约个人说了算。要坚持议事规则，规范议事内容，酝酿讨论充分，议决果断高效，决议执行有力，注重执行反馈。
我们党的民主生活会有着很长历史，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利于党永葆生机活力。民主生活会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是保证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很重要的法宝，是加强班子成员互相监督的最好形式。领导干部要过好双重组织生活，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党内生活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习近平同志指出：“关键是专题民主生活会标准要定得高、尺子要把得严、功夫要下得深。召开民主生活会，有利于加强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只有标准定得高、尺子把得严、功夫下得深，民主生活会才能开得好，真正取得实效。”“实践证明，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是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严格党内生活，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途径，为坚持和完善民主生活会制度提供了新鲜经验和重要借鉴。”
党委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听取群众意见，由党委书记如实反馈给本人，确定民主生活会的主题，或按上级党组织要求，结合实际确定重点解决的问题。在民主生活会上，开展有深度、有“辣味”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开好民主生活会、增强党内生活原则性和实效性的重要标志，也是领导干部触及思想、触及灵魂的政治洗礼和党性锻炼过程。主动揭短亮丑并不丢脸，真诚的相互批评，解开思想扣子，使心灵受到触动、思想受到教育。特别是一把手要以身作则，带头回应组织反馈和党员群众反映的意见，虚心接受尖锐批评，做出有深度的自我批评，带头对其他同志逐一开展有质量的批评。坚持开门搞整改，全程接受群众监督，让群众看到变化、感到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