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傅璇琮先生
今年1月23日下午，我忽然收到张明非学姐的一条短信，说是听说傅璇琮先生逝世了。我们都认定这是谣言，因为一周前她才到医院探望过，还发了照片过来，傅先生精神很好。接着她又发短信过来，觉得不放心，要我打听一下。我就赶快给中华书局的一位朋友发短信，结果收到她转来的陈尚君的微信，竟然是真的！想到唐代文学研究界从此失去了领路人，不由得悲从中来。
1982年夏，我从北大硕士毕业时，傅先生曾是我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委员，所以可说是我的座师。记得答辩委员会由林庚先生任主席，委员有冯钟芸先生、业师陈贻焮先生、傅璇琮先生、倪其心先生。那时研究生数量少，老先生们又特别认真，答辩会的气氛之紧张，不亚于当今的博士论文答辩。对我的毕业论文，各位先生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但也有不少严肃认真的批评。傅先生谈了很多意见，都非常具体和精辟。我一时记不下来，瞥见他手里拿着我的论文，每页周边的空白密密麻麻地写着好多铅笔字。于是答辩结束后，就向傅先生请求，用我手上的论文把他写批语的那本换下来，以便认真学习。傅先生答应了，但是没有马上交给我。后来再给我时，我发现上面有些铅笔字被擦掉了。但是仔细辨认纸上印迹，可以看出其中有一句似乎是“囫囵吞枣”。我顿时明白，因为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初盛唐诗歌的发展》，要在五万字的篇幅里论证这个大题目，肯定有很多疏漏和来不及消化的东西。傅先生在把论文交给我之前，仔细删改了上面的批语，是不想让我有心理负担，但我仍然很感激他的提醒，从此以后也对傅先生的细心和认真有了深刻的印象。
硕士毕业留校后，在八十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很少见到傅先生，虽然他和北大古典文学教研室的老师们很熟，和陈贻焮先生也是好朋友。但是一来因为我只是小字辈，不会参与到老先生们的交往中去；二来是傅先生来北大，主要是去古典文献教研室谈工作。北大的古典文献和古典文学分为两个教研室。好处是专业分工更细，缺陷是导致我们这些小字辈不太关注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与长于文献整理的学者来往也少。尽管如此，我仍然能感到傅先生对后辈的关怀。八十年代后期，陈贻焮先生的《杜甫评传》上卷出版后，接着写中下卷。完工后要我为他写一篇跋文。我当时惶恐至极，因为上卷的序是林庚先生和傅先生这样的大学者所写，我一个入门刚十年的弟子，有什么资格写跋呢？但在陈先生的坚持下，我只好战战兢兢地写了。没想到陈先生把出版后的《杜甫评传》中下卷分别寄给他的朋友后，很快收到了傅先生的回信，信里特别称赞了我的“跋”，还说下次再版可以把这篇文字列在林、傅两位先生的序后作为“三序”。陈先生给我看了傅先生的信后，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才知道原来傅先生也像陈先生一样不讲论资排辈，可以为提携后生学者而提出这样超越常规的建议。
从九十年代初参加厦门大学的唐代文学学会的年会后，我才有了见傅先生的较多机会。此前虽然在山西会议上，我已经进入唐代文学学会的理事名单，但因为孩子太小，一直不能出门开会，与学界几乎没有来往。92年第一次参加大会，正好是唐代文学学会换届，从这一年开始由傅先生任会长。后来，我由常务理事到副会长，一直在傅先生的领导之下。加上在北京和外地开学术会议，每年的论文答辩评审等，常常能见到傅先生。傅先生每有新著出版，总是赐我一册，我有书也一定呈请他指教。我知道他的工作非常繁忙，头绪也多，一般情况下不敢打扰他。但是有什么会议请他出席主持，他从不拒绝，也从不敷衍了事，总是认真发言，提出许多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有一次去北师大开会，在校内马路上遇到他，他问我你知道今天与会的都有谁吗？我说不知道。他就笑着说，你参加会议不把这些都了解清楚吗？我这才知道原来他参加每个会议之前都是认真做功课的，事先一定把会议的宗旨了解清楚，做好准备，所以在会上才永远不会发空论，而且每次都有新鲜的意见。我常常想，如果把傅先生每次在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搜集起来，不但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三十年来我国学术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且能证明他的许多意见都是有前瞻性的，对学术的发展是有指导意义的。所以傅先生不但是唐代文学学会的当家人，而且一直引导着全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路向。
傅先生以自己的学术著作及其主持的大量项目实践了他的种种建议。他的《唐代诗人丛考》是唐代文学研究者人手一册的必读经典。其结论和方法的影响已经持续了三十年，而且将永远指导一代代后起的学人。同时他的研究视野又不限考据和文献，《唐代科举与文学》以及《李德裕年谱》《唐翰林学士传论》等都是研究唐代文学发展的社会原因与文学关系的典范之作。这些著作给我们的启发不仅仅是具体的结论，更重要的是方法和视野的启迪，尤其是《唐代诗人丛考》前言中的指导思想：以某一发展阶段为单元，研究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政治，群众生活和风俗特色，文坛人物的变迁，作家的活动和交往，文学创作的高潮和低谷，让后学明白了要研究一代文学，必须研究文学赖以发生发展的社会土壤；要了解唐诗的高峰，必须了解形成高峰的高原。这些思路引导了三十年唐诗研究的主要方向，出现了大批为国内外汉学界注目的成果，而且影响到其他相关方向的研究。
傅先生为新时期中国的古籍整理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他长期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成员，中华书局总编辑，与顾廷龙先生主编了《续修四库全书》，后来又与杨牧之主编《中国古籍总目》，并担任《全宋诗》第一主编，此外还有《全宋笔记》《宋登科记考》《宋才子传笺证》等重大项目。他从不挂主编的虚名，每个项目都是亲自选题策划、参与编写，直到落实出版，精力之旺盛实在惊人。他还组织许多青年学者加入到《唐代文学编年史》《唐才子传笺证》等大型项目中去，为唐代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宽广而扎实的基础，也培养了许多学界新人。关于这一点，很多参与项目的同行朋友比我有更深刻的体会。他对青年学者的热心扶持，是有口皆碑的。我也曾亲眼得见：九十年代中，北大历史系和唐史学会得到美国一位爱好唐代文化的巨商资助，成立了唐研究基金会，每年可以资助一本《唐研究》的刊物和几本唐研究方面的著作，资助的著作要经学术委员会严格审查讨论。由于基金会以史学界学者为主，文学界任学术委员的极少，傅先生是当然的委员，我也忝列其中。傅先生每次开会必到，积极推荐唐代文学研究界出现的新人。记得有一次他推荐陈尚君的论文可以结集出版，亲手写了很长的推荐书，详细论证陈尚君著作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性，使这本《唐代文学丛考》得以顺利通过，整个过程使我非常感动。
傅先生为人的谦和也是众所周知的。04年我在香港浸会大学任教，文学院要我组织一个“名贤讲席”，要求邀请全世界最顶尖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来讲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思路方法，每位讲者配一位专家作讲评。我们邀请了傅先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浦安迪先生，日本东京大学的田仲一成先生，以及当时在港任教的台湾大学吴宏一先生和北大张少康先生。我在排场次时，请傅先生讲第一场。他看到讲席程序表以后，把我叫到一旁，悄悄说：“你把我安排在第一讲不合适，让外宾先讲吧！”我认为傅先生应该最先讲，这是当仁不让的。他推让再三，我还是坚持请他最先上场。傅先生就是这样，尽管已经是国内人人敬仰的权威，却从来不在场面上摆大学者的架子。
前几年，台湾“中研院”发起设立“唐奖”，每年在全球汉学家（不限华人）中推选一名获奖者，评选办法类似诺奖。评奖前，先邀请一批学者作为推荐人。我也收到了署名“李远哲”的邀请信，得以参与推荐。虽然我知道第一次评奖，国内学者几乎没有获奖的希望。但是这个奖的名称令我第一时间想到傅先生是最有资格的获奖者。由于推荐过程要求严格保密，我没有告诉傅先生。而是利用我掌握的所有资料，从他本人的研究成就，以及在学术组织方面引领国内古典文学研究的贡献着眼，详细阐述了推荐的理由。后来知道此奖由余英时先生获得，也是众望所归。但我更希望借评奖的机会，让世界上更多的汉学家知道，国内最顶尖的汉学家是在怎样的工作条件下取得了如此卓越的成就。
傅先生去了，从此再也见不到他在各种学术会议上的身影。但他和他的著作将永远活在后学者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