仆仆风尘携手行进在崎岖的唐诗路上
璇琮兄之殁，距今已有年把了，往事历历，不时闪现心头。
我因薄有著述，与国内各出版社多有联系，与中华书局早就结缘，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始就有往来。局内人员，上一代人，如赵守俨先生，同辈的人，如程毅中先生，年轻一辈，如徐俊、俞国林等先生，都有来往。然因唐代文学相关的多方原因，与璇琮兄交往尤多。自他编《文史》、《学林漫录》始，到最后共同谋划《全唐五代诗》的出版，中如唐代文学学会工作的开展，历次会议的筹划，都各尽所能，共襄盛举。计算起来，前后已有二三十年之久，自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延续到今年。人生苦短，这段历史至堪珍惜。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到我任职的南京大学次数尤多，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通力合作完成《全唐五代诗》的出版事宜。
此事困难重重。由于参与的单位多，加入的人也多，容有不同看法，不同考虑。历经波折，迟迟无法推出，以至被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两次从立项名单中除名。然自2010年古委会提出由南京大学古籍所接手完成全书，除陈尚君正式宣布退出外，其他五位主编一致拥护古委会的建议。我作为第一主编，由是连续召集了多次会议，逐步修订旧稿并布置下一阶段的工作。这样，璇琮兄每次都要来此开会，很多重大的决定，都是在主编会上作出的。
关于此事的一些轮廓，我在复旦大学出版社今年出版的《锺山愚公拾金行踪》的《学术年表》上有所介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拙著《艰辛与欢乐相随》中的《治学经验谈》十九、二十中也有说明。其中应该特别提到的是璇琮兄在2013年到南京的一次会议。
2013年10月12日，南京大学文学院举办“程千帆先生诞辰百年纪念会”，璇琮兄对程先生感情深厚，千里迢迢赶来与会。当日上午，纪念会在仙林校区召开，诸多学者发表了感情真挚的讲话，下午则在鼓楼校区旁的晶丽宾馆内举行了一次小型的《全唐五代诗》主编会议，参加者为我、傅璇琮和郁贤皓三人。大家对即将出版的《全唐五代诗》的总体格局与各种重要环节作了回顾与商讨，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全唐五代诗》的《编纂说明》加工定稿。此书《引言》中说：“全书首列《御定<全唐五代诗>的疏误与<全唐五代诗>的编纂》一文，从学术史的角度介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在此领域内进行的探讨和积累。”“《编纂说明》对成书的缘起和最终完成作了说明，此文由周勋初、傅璇琮、郁贤皓三人讨论后写定。”实则此事醖酿已久，此前已经讨论过多次。2011年主编会议时，我、傅璇琮、郁贤皓、吴企明、吴河清、刘学锴等人开了半天会议，讨论今后工作的开展，以及当时面临的种种困难。2013年6月的主编会议上，我与璇琮、贤皓二兄决定写作一篇介绍全书编纂过程的说明，考虑如何将这段历史进行概括，确定应该着重提到的内容。随后我就开始拟写草稿，与傅、郁等人反复商讨。2013年10月在晶丽的这次聚会讨论时大局已定，但在细节与用词上还是作了反复推敲。可以说，自始至终，璇琮兄一直关心此事的完成，来来去去跑了不少路，用上了大量时间。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州大学唐诗研究室在常熟召开了一次唐诗会议。主任吴企明先生在一封有关此事的公开信中说到：会议“邀约了后来成为主编、常务编委的一些先生在苏州常熟开过一次筹备会议，会议的宗旨，要搞一部能反映我国唐诗研究新水平的《全唐诗》。约请的作者必须是研究某位诗人的专家，如李白集，就请郁贤皓先生；杜甫集，请山东大学；王维集请陈铁民；李商隐集，请刘学锴先生等。讨论主编、常务编委名单时，我清楚记得，傅璇琮先生恳切表示，我已担任《全宋诗》第一主编，因此《全唐诗》的第一主编请周勋初先生担任，无论从学术地位，与古委会领导的关系熟悉等方面考虑，都较合适，将来申请经费、联系工作比较方便。大家一致同意”。从此之后，我就按照主编会议的决议，承担起了应尽的责任。二十多年来，大家均无异议，璇琮兄也自始至终与此间合作，一直到初盛唐部分完成。
2014年10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将《全唐五代诗》的初盛唐部分印出后，我立即让人寄给了他一部，他收到后很高兴，认为印制精美，实现了大家的初衷。那时他已有病，还是躺在床上翻阅。他的听力已经不好，还是多次来电话交流看法。
书出来后，陕西人民出版社与此间工作委员会即着手筹办新闻发布会的工作，我想应该全始全终，发布会上五位主编再次相聚共庆大功告成，可此时璇琮兄因病长期卧床不起，很难行动。我曾建议，这里可派两位年轻教师护驾，请他前来，他说已经无此可能，然他定要写一篇书面发言，在会上宣读。事后他就用邮局快递寄来了发言稿，还打电话嘱我定要见报。2015年1月28日的《全唐五代诗》初盛唐部分新闻发布会上，主编、编委、代表发言踊跃，无法将多人的发言刊出，但在2015年4月1日，陕西人民出版社和南京大学《全唐五代诗》工作委员会在《中华读书报》第四版的《文史》栏内推出了整版的报导，在杨军的《根之茂者其实遂》中摘引了璇琮兄书面发言中的重要一段，内云：“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初盛唐部分的成果终于面世，这期间经受了很多困难，全靠学术界众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才能顺利完成。特别是南京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和文献学两个专业的许多同志，在这一项目重新启动之后，立即投入书稿的重新撰写工作，保证了书的及时出版，这种奉献精神是非常可贵的。”从中可见他对南京大学古典文学队伍中的团队精神和专业水平的评价之高。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鼓励。
屈指算来，我自1977年起与他结交，至今已有四十年之久，一直在为唐诗的整理研究和发扬光大而携手行进。今他驾鹤西去，令人不胜伤感。人生不过百年，他已留下不少可贵的业绩，《全唐五代诗》的完成，也耗去了他不少心血。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为他编纂纪念文集，意义重大。我忝为他的老友，应邀撰写这篇纪念文字，寄托我的哀思，也可让学界朋友能了解这段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