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开启全球化4.0时代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总裁助理

“一带一路”峰会2017年5月中旬在北京举行。峰会意在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为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寻找方案，为实现联动式发展注入新能量。

在漫长的前全球化时代，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整个亚欧大陆，绵延着上古世界各文明形成的一个大整体——在南方有古代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和印度文明；在西方，文明以西亚和地中海为主轴向欧洲的西面和北面展开；在东方，中华文明以黄河中上游和长江中下游为主轴向四方展开；在中间地带，伊朗文明和中亚文明连接着各个方面；在北方，游牧民族担任了传递文明信息的信使角色。这个相对平衡的格局到了中古时代的早期和中期，才被罗马帝国的扩张和新一轮的民族大迁徙、伊斯兰世界的扩张和十字军的东征所打破。

随着时间推移朝代更迭，在这诸多文明架构之上，以中国西安或者洛阳为起点，经中亚、西亚到地中海沿岸的丝绸之路，是古代和中世纪时期连接欧亚非三大洲各民族最重要的交通干线。由于欧亚大陆的特殊地理环境，横亘在中国境内的沙漠戈壁、雪山和高原成为交通的严重障碍，是整个丝绸之路最艰辛的一段。然而，欧亚内陆古代各民族并没有因为这些不利的地理环境，而与世隔绝。恰恰相反，他们反复筛选路线，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征服了万年积雪的高山，跨过了浩瀚的沙漠，经历狂风沙暴，跋涉崎岖险途，以徒步和驼马的运载，开拓并繁荣了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富含横跨千年的历史感，这一条穿越高山、大漠、草原，长达万里的贸易大道，一条经历无数阻隔、战乱和破坏，见证过难以细数的文明兴替的交流大道，在数千年的漫长岁月里能够始终保持通达，所经之地几乎囊括了古代世界所有最发达的文明区——中国、印度、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罗马文明的核心地带。贸易和交流通路的兴盛促进了当时王朝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也是当时中国传统社会走向鼎盛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更是最初荒蛮未化的前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东西交流通道。

中国较为开放的宗教、文化以及移民政策，对外国商人形成了非常强的吸引力，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特征得到充分体现，促进了商贸经济基础上的文化交流，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不同种族、不同区域、不同性别、不同宗教团体、不同政治团体的人才思想荟萃，为大国兴起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动力。加上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就是前全球化时代最具中国烙印和普惠色彩的贸易、文化和文明交流范式。

遗憾的是明清两朝的封闭自守的对外政策，使得古代中国延续千年的对外开放几乎中断，文化、科技、经济等各个领域故步自封，停滞不前，永久性地失去了一个本来是领先的“战略机遇窗口期”。此时欧洲各国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进入工业革命时代，科技水平、生产力以及综合国力超越依然依赖农业经济的中国，中国错过了与世界接轨的最佳时机。随后的全球化1.0大航海时代、全球化2.0英国和英镑殖民化时代的主导权，中国都与其失之交臂，东西方完成权力交接。

从全球化1.0时代，中国王师舰队的黯然退场和闭关锁国，到全球化2.0时代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大分流和被边缘化，再到美式和美元的全球化3.0时代，中国再度奋起改革开放，全力加入全球制造业产业链和价值链，成为世界工厂，以极大的投入和代价进行和平的原始积累。1978年开始的重归世界之旅，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被很多人归功于改革，其实笔者倒觉得“开放”可能更加重要一些。当然两者在精神上是共通的，改革是市场化导向，而开放则是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市场化，那就是全球化，是最高层次的市场化。某种意义上改革就是对外开放，对内放开，而这无疑是中国获取成功的必要条件。

当前，上一轮全球化红利大体分配完毕，而新一轮全球化动力机制与制度框架尚未确立。虽然各方在官样文章的表述中都宣示了对完善WTO规则和推进新一轮多边谈判的坚持，但私下都已经通过各种双边和多边协议另谋出路，并由此形成新一轮争夺定规立制主导权的或明或暗的角力与竞合，其结果的不确定则助推了相关各方在此转型阶段特殊的焦虑和世界经济复苏形势的晦暗不明。特别是2016年成为“黑天鹅”之年，民粹主义崛起，以邻为壑，贸易争端一触即发，全球化处于逆转的关键时刻。这时就需要新的动力和思路来推进和维系全球化的进展。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一方面这标志着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态度由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积极转变；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力图引领区域治理的重要尝试。

“一带一路”的复兴从中华文明自身演进、同世界交往的历程来看，可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文明长期受制于北方威胁，局限于内陆。海防还是陆防，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安全格局。“一带一路”同时从陆上和海上走出去，既发挥传统陆上文明优势，又推动海洋文明发展，打通任督二脉，使中国真正成为陆海兼备的文明大国。

就近代的全球化浪潮来看，可谓500年未有之变局——传统全球化1.0到2.0的转变由海洋兴起，沿海地区、海洋国家先发展起来，陆上国家、内地则较落后，形成巨大的东西差距和南北问题。

而从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来看，可谓40年未有之变局：客观来讲，中国从全球化3.0中受益良多，实现了弯道超车与和平崛起，但中国始终是上一轮全球化的跟班者和接轨者。“一带一路”则是中国从“融入全球化”到“开创全球化”转变的标志。

“一带一路”倡议将带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开发，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其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号召方案也体现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地缘关系上的睿智。对于背负着转型理想的中国而言，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重铸丝绸之路为目标的“一带一路”倡议，成了全球化3.0向4.0切换过程中第一个比较全面而主动的全球化战略规划。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反复强调的是“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正是在吸取旧秩序的经验和教训——全球化4.0不是要塑造一个平行的霸权结构，恰恰相反，它只是想改进全球化3.0中因为个别国家一股独大，“有钱任性，有权任性”导致的全球治理结构难以优化和进化的缺陷。这也是“先边缘再中心，先增量再存量”的中国自身改革经验的发挥和灵感的闪现。

中国，需要在全球化4.0时代再次校正国家战略，重新定义其对外利益交换的格局、可行的策略、适当的贡献，提供具有感召力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