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旧友，问我是哪里人？我总说，我是浙东金华人。浙东浙西，究竟怎么一个分界？别省人每每弄不清楚，连梁启超那么博学，也会把余杭章太炎师，算作是浙东余姚人；而且说是浙东学派的史学家，不必说其他的人了。两浙东西，大体上是以钱塘江为界；浙西杭、嘉、湖三府属，属于太湖流域。浙东八府属：金华、衢州、严州、宁波、绍兴、台州、温州、处州，可以说是钱塘江流域，也和新安江流域有关。在古代，杭、嘉、湖属于吴国；浙东八府，属于越国。有一时期，严州各县属于新安州，和皖南各县合在一起。事实上，徽州各县的生活习惯和严州人相同。当年，绩溪人胡适之到杭州上海去读书，走的正是经新安江转钱塘江，和我们下杭州的水路，大半相同。而钱塘江上的经济大动脉，一半操在徽骆驼手中，真是呼吸相通呢！
浙东浙西，说起来虽是同属一个行政体系，实际上绝不相同。浙西多水，除了于潜、昌化这一边，都是一苇可航。浙东呢，除了绍兴是水乡，温州、宁波沿海滨，其他各县，都是山岭重叠。严州、台州、处州各府更是崇山峻岭，仿佛太行王屋的山区。这样的地理环境，农村生产条件，绝不相同。在我的家乡（从前的浦江南乡，今日兰溪梅江区），百里周围，最大的富户，不会拥有两百亩以上的田地；说是要靠收租过日子，做一个不稼不穑的地主，我就没见过。大体说来，都是自耕农；即以我自己来说，我便知道如何耕种？如何收割？我家那几处水田，适于什么谷种，每亩会有多少收成？我们的田地，都是种三熟：稻熟以后种豆，豆熟以后种麦。祖父是贫农，先父也是泥脚出身的秀才，中年以后才办学堂兴教育的。这就和浙西的情况大不相同了。那儿，一年种两熟稻，如南浔张家，擅蚕丝之利，还有万亩以上的土地；他们派庄主去收租，一个庄，总有几千亩田地，至于田地在哪儿，田地种了些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地主下乡去，佃户要摆香案来迎接。佃户交不出租来，地主可以叫家丁动板子打佃农的屁股。这都不是我们浙东人所能梦想的。浙东宁波绍兴的生产条件，比我们金华人好得多。（宁波人会做生意，绍兴人做师爷，别种财路很通达。绍兴的财主，称之为“、王”、读作“点王”，仿佛是“店王”。）因此，二十岁以前，除了看戏，没听见过“老爷、少爷、小姐、少奶、夫人”的称呼，我一生绝对不许男女工人称我为“少爷”或“老爷”。所以，浙西属于资产阶级的天地，浙东呢，大体上都是自耕农的社会。
浙江省城，便是闻名世界的杭州，南宋时期的京都。从我的家乡到杭州计三百六十华里之遥。一位浙东农村的庄稼人要进省城一回，那真是天大的事。一百农民之中，一生中到过杭州的，怕不会有一个人，所以浙西的事，跟我们浙东人毫不相干。先父考取了秀才，才到杭州去应乡试。他一生只到过两次杭州，嘉兴湖州就不曾到过。那些到过上海的商人，一回来就得写《天方夜谭》了。
我把浙东，跟皖南、赣东、闽北连在一起，让浙西回到太湖流域那圈子中去，这不独是历史的看法，也是军事的看法。二十一年前，当国共和谈终于陷入僵局，接着下来，便是“百万雄师下江南”。依当时上海人的想法，解放军一定首先攻取南京，沿京沪南进再向沪、杭、浙赣线推进的。事实上，并非如此。解放军首先在皖南荻港渡江，攻取了沿江南岸芜湖一带，随即分两路推进；一路从鄱阳湖东岸进攻赣东上饶，随即向闽北切入，直取福州。一路从皖南徽州，沿新安江东下攻取了浙东金华，再回师解放了杭州、嘉兴。从浦东围攻上海，和从江阴登陆的解放军会师。这都和当时上海人的预想完全相反。
我们再把元末明初朱洪武定天下的军事情势看一看：从苏北、豫东、鲁南一带奉大小明教起来的红军，接在郭子兴死后的统帅，便是这位皇觉寺的和尚；他在皖北立定了脚跟，便渡江和陈友谅争夺鄱阳地区的天下。陈友谅给他打垮，赣东皖南便成为他的根据地。他虽东进，攻取了金陵；他的主力军，却从赣东进入浙东，在金华、绍兴、衢州、处州一带树立新国的规模。那时，苏州、杭州，还是张士诚的天下，定东吴乃是次一步的军事计划。这一史事，也告诉我们：浙东是浙东，浙西是浙西；我们浙东人一直和皖南、赣东、闽北人患难与共，进退一致的。所以，上海人对浙东的事，一直蒙查查，不十分了解的。我且提醒一句：明初朱洪武和他的孙子建文帝，他们所用三个著名的宰相：刘伯温、宋濂、方孝孺都是浙东人，不该是偶然的吧！
且说：金兵攻陷开封以后两河南北人士，随着赵宋皇族流亡到江南来，在镇江（京口）站不住脚，便渡海到绍兴去（原本的会稽、山阴，改称为“绍兴”，即是此意）；一部分皇族，流亡到温州去。依当时将相的建议，军事政治中心，必得放在四川成都那一角上，结果呢，一直在临安（杭州）苟安下去，“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了。不过，南宋那一百五十三年中，全国文化思想，就在东南地区，开花结果了。代表道问学的道学大师朱熹，他是皖南婺源人；代表理学的大师陆九渊，他是赣东金溪人；代表浙东学派的吕祖谦、陈同甫、叶水心，他们是金华、温州人；而这些大师论学的鹅湖，正在赣东的铅山。而南宋的大诗人陆放翁，他是绍兴人；大词人辛弃疾，他虽是山东人，却久住在赣东铅山；另一位大诗人杨万里，他是赣东吉州人。（只有范成大是浙西人。）十二至十五世纪的浙东、赣东、皖南、闽北，正是中国艺术文化的新摇篮；那位大思想家郑樵（渔仲），他富有科学头脑，也是闽北人。还有一点奇迹：毛主席有一首《如梦令》（一九三〇年元旦）：“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这都不是近三百年间浙、闽、赣人所往来的通道；可是，我们看了朱熹的记叙，吕祖谦、辛稼轩的诗词，便知道南宋当年，从皖南到闽北，从浙东到赣东，他们走的就是这一条山路。我这个随军记者，便是从历史和军事来认识浙东的。
顾祖禹论浙江形势：“……至于仙霞入闽，良为要途。然汉伐闽粤，由会稽海道而进。吴越取福州，自温州越海而南；元人入闽，多自明州（今宁波）济师。明初年闽寇，一自江西出杉关（福建光泽西北杉岭上与江西黎川接界，赣闽往来通道），一自明州泛海，竟掩福州，实未尝由仙霞也。夫用间道者多奇功，自昔然矣。噫，此亦就浙江言之耳。有提衡六合之规者，居上游而连中原，浙江以南皆将传檄而下，望风而附，正不必切切于浙江也。或曰：明太祖何以先图两浙乎？曰：明太祖实起于东南，卧榻之旁，皆戎首焉，自不得不先为苞桑之计矣。”朱洪武早期的建国大业，到了浙东，才慢慢定下规模来。
朱洪武出兵打垮了方国珍以后，同时决定了南征和北伐的大计，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这其间，帮着他建立政治中枢的谋臣，刘基和宋濂，俱浙东人；那位大将军胡大海访问过的隐士王冕，也是浙东人（诸暨人）。那时，金华有小邹鲁之称。元末明初，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四先生，也和南宋的吕祖谦、唐仲友、陈同甫一样，为浙东之学的大师。那一时期，金华浦江郑义门，十三世同居，一家之中，丁口四千余人。朱洪武在金华时，郑氏家长郑濂主家政，洪武赠称为“江南第一家”，这一匾额，一直挂在郑氏的宗庙前。后来着帮洪武定帝业的三相：刘基、宋濂、方孝孺，当时都是郑家的家塾教师。而郑氏家规，在当时乃是氏族宪法。我们也称郑义门为民族共产主义。十年前，全国推行人民公社，金华人都说这是郑义门的老办法。所以，在浙东，共产主义并非洪水猛兽，早有印象了。
可是，明中叶以后，浙东学术文化慢慢暗淡下去；至少小邹鲁的金华，后继无人；所谓浙东学派，重心移到温州（永嘉学派）、宁波、余姚、绍兴那一带去了（阳明学派）。到了清代，浙东学派，实在比不上浙西学派的光芒万丈。这其间，和明成祖的杀方孝孺，连及十族，师友殉难的一万多人，而宋濂父子的收场也很悲惨有关。政治上的恐怖统治，金华学派便衰落；依我所说，清初只有兰溪的李笠翁（渔），他是南曲专家，清末的朱一新是理学家，可说是寥若晨星。而吕祖谦、陈同甫这一派的理学，原本和朱、陆鼎足而三，到了明清两代也就依附朱派以苟存了。先父梦岐先生，他也是浙东学派的后起人，但他一生走的是程朱路子，和北方的颜李学派相符合；可是，如先父这样躬行实践讲求实践的人，他对于叶水心、陈同甫、吕祖谦这几位大师的学说也是很隔膜的。金华学派南宋的唐仲友，也是很通达的思想家，就因为他受了朱熹的攻击，金华人也不重视这位大师的成就了！
（何炳松先生著《浙东学术溯源》：“初辟浙东史学之蚕丛者，实以程颐（伊川）为先导。程氏虽非浙人，而浙学实渊源于程氏。浙东之传程学者有永嘉之周行已、郑伯能以及金华之吕祖谦、陈亮等，实创浙东永嘉、金华两派之史学，即朱熹所目为功利之学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