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科学认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十九大报告立足国情，审时度势，针对时代变化做出了许多新的判断，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其中一项具有全局与核心意义的重大判断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自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首次改变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对于这一转变的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做出了解释：“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这段解释表明，进入新时代，我国原有社会产品总量不足问题已经解决，人民基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更突出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即百姓对更高质量生活以及公平、正义等方面的需求增长，而当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能充分满足上述需求。对中国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有全面客观理解，需要以必要客观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

（一）中国原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基本解决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物质文化产品供应极度匮乏，“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正是当时短缺经济的真实写照。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世纪之交中国加入WTO，逐渐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经济实现超预期增长，经济总量不断突破早期预测数值，在创造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为提前解决物质文化匮乏问题提供了可能。十九大报告做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判断说明这种可能已经成为现实。

从全面小康社会多方面标准指标来看，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确定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目前已经基本解决。国家有关部门根据国际现代化相关指标并结合我国国情给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十个方面标准，其选择的指标基本能够反映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内容。鉴于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要实现彻底脱贫目标，本文用农村贫困发生率代替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此外，加上十六大报告中的GDP翻两番指标，本文一共选择11项指标。通过观察这11项指标的变化情况，可以基本看出我国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改善情况（如表2-1所示）。

表2-1显示，从2016年（或2015年）数据看，除“每千人医生数”、“农村贫困发生率”两项指标外，其他指标中国均已经大幅超前超额达标，尤其是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大学生入学率四项指标，分别已经超额八成、1.7倍、1.8倍、1.1倍完成，说明中国社会生产能力已经满足人民基本物质文化生活需要，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主要社会矛盾已经基本解决。

（二）新时代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凸显

1．民主、法治等成为人民日益迫切需求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当低级层次需求得到满足时，人会追求更高层次需求，并且更高层次需求成为主要激励。对于我国而言，人民基本物质文化需求也就是生理层面的需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为核心的安全层面的需求开始成为人民日益迫切的需求。百度指数这一大数据工具对这种趋势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现实数据支持。网民对“法治”“公正”“食品安全法”“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雾霾”“正义”等几个词语的搜索量近年来均呈现上升的态势，尤其是对于“公正”“大气污染防治法”，其搜索量分别在2013年和2015年开始出现“高原式”陡增，且关注度持续不减，反映近年人民对公正与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映射百姓在这方面需求增加。

2．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

十九大报告用两百余字对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行了概括：“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这段言简意赅地概括，反映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包含实体经济、民生、依法治国、意识形态、党建等多方面发展的失衡与不足问题。本节利用必要数据，对中国实体经济以及民生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行具体观察。

（1）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集中表现为严重的经济结构性问题，这以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过高、杠杆率以及企业成本过高，创新能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足等“三去一降一补”对象内容为重点，构成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障碍。

首先，产能过剩这一经济结构性旧病复发。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产能利用率超过90%为产能不足，79%～90%为正常水平，低于79%为产能过剩，低于75%为严重产能过剩。按此标准，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出现过一轮产能过剩，2009年经济刺激政策后又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不同的是，90年代产能过剩主要发生在以纺织业为主的轻工业，而目前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其中水泥、粗钢、平板玻璃、煤炭和造船业属于严重产能过剩行业（如表2-2所示）。虽是旧病，但是此次复发更难治愈，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与以纺织业为主的轻工业固定成本占比小不同，以钢铁为主的重工业，固定成本比重大，经营杠杆高，行政手段强制减产甚至停产的成本高，阻碍大，见效也更慢。

房地产库存过高是我国经济面临的另一个重要结构性问题。从狭义库存（待售面积）看，我国2016年住宅性商品房库存有7.2亿平方米，基本6个月就能消化完，库存似乎并不高。但是从广义库存（待售面积加上施工面积）看，2016年我国住宅性商品房库存达到66.2亿平方米，需要4.4年才能消化完（如图2-1所示）。

杠杆率过高是我国的第三项经济结构性问题。杠杆率衡量的主要是某部门的债务水平，具体而言，包括政府、居民、企业三部门的杠杆率。近年来，我国杠杆率水平持续上升，整体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从2007年的158%升至2014年的282%。从部门结构看，企业部门高杠杆是我国债务结构的突出特征。根据《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政府部门债务与GDP之比从2007年的42%上升至2014年的55%左右；居民部门负债率从20%上升至约38%；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率则从72%上升至125%。

降成本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中国企业成本长期居高不下，并且当前处于历史高位。2015年，企业的主营业务成本率（主营业务成本/主营收入）达到85.68%，比2000年上升近5个百分点（如图2-2所示）。企业高成本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快速下滑，2015年工业企业利润首次出现负增长。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不可否认，我国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完善，还存在诸多短板。目前来看，比较突出的短板有创新能力不足、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根据2015年全球创新指数，我国全球排名第29，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很不相称。当前我国人均公共产品拥有水平、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以及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仅为西欧的1/3、北美的1/4。在2015年全球基础设施综合排名中，我国仅列第39位。此外，我国还需要补上科技研发投入偏低、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人才队伍建设不足等方面短板。

（2）民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彻底消除贫困、让人民享有更好的医疗、教育、环境，缩小收入差距，是实现更美好生活的重中之重。然而，这些新时代民生之本的发展或者尚不平衡，或者尚不充分，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表2-3呈现我国在教育、医疗与环境方面指标的国际对比情况，表2-4和表2-5分别呈现我国城乡与区域收入差距情况。前文表2-1显示，我国在彻底消除贫困，以及实现每千人拥有医生2.8人两项目标方面依然任务艰巨。从表2-3看，我国与高收入国家甚至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相比，在教育、医疗与环境方面还存在差距。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2年，不仅低于中等收入国家8.2年以及高收入国家11.8年的水平，甚至低于7.9年的世界平均水平，并且也未达到我国自身制定的九年义务教育的标准。从医疗支出情况看，我国的医疗支出占GDP比重与世界平均水平、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相比均偏低，而人均医疗支出负担却高于中等收入国家，说明我国公共医疗支出不足，百姓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较高。另外，我国环境压力相对较大，空气PM2.5含量不但远高于高收入国家水平，而且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

城乡收入差距、区域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几方面数据显示，我国收入差距在逐渐缩小路径上出现逆转，再次出现扩大趋势。从城乡收入差距看，城乡绝对收入差距自20世纪80年代持续扩大，相对收入差距先是持续扩大，近年来随着农村收入快速增长而出现缩小趋势，但是依然高于20世纪80年代水平。从区域收入差距看，除东北部地区实现了对东部地区收入差距的持续缩小，中部和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收入差距均呈现先缩小后扩大趋势，当前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十余年前水平（如表2-4、表2-5所示）。从基尼系数看，我国收入差距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然而在2016年出现了收入差距的触底反弹（如图2-3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