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策划二：学习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精神 Special Feature: Studying Xi Jinping's Speech in Meeting the Guangdong Delegation during the 13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习近平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新思想探析

林湘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城乡发展也处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习近平同志总结新中国60多年的城乡发展实践，提出农村城市应当相辅相成发展的新思想，对未来中国农村城市的人口规模、各自地位、相互关系、价值取向、发展目标做出了科学论断。这一新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生态观的运用和拓展，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前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城乡协调发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蕴含着中国智慧和鲜明的文化品格，是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同志为世界提供的农村和城市统筹发展的“中国方案”，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农村和城市发展关系提高到了一个新的认识水平，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方位。

【关键词】习近平 城乡协调发展 城乡一体化 乡村振兴 城镇化

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将来中国也还会有四五亿人生活在农村，所以农村发展和城市化应该相得益彰、相辅相成。”这一重要论述与习近平同志2013年7月在湖北鄂州考察时指出的农村与城市要同步发展的讲话精神一脉相承。

这一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对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思考，它包含了未来农村和城市的人口规模、各自地位、相互关系、价值取向、发展目标等丰富内容，是新时代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思想。

这一新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生态观的运用和拓展，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前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城乡协调发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深入探究这一新思想的发展脉络和理论渊源，从多维度多视角进行深入解析，有利于我们辩证把握这一新思想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博大精深和鲜明的文化品格，有利于我们在这一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更好地做好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工作。

一 习近平统筹城乡发展新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和历史逻辑

习近平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新思想是从农村和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正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对重要矛盾来考虑和提出的。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中国的国情来看，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农村和城市发展的差距较大。如不尽快调整发展思路和发展路径，这种差距可能还将进一步拉大，最终导致经济社会的严重失衡，或将成为不可承受的灾难。

矛盾论告诉我们，解决矛盾的方法是优先解决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解决农村和城市发展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着力点，在于解决两者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习近平同志紧紧地抓住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规律、经济规律出发，提出农村和城市必须相辅相成发展，其中重点是解决两者的空间布局、人口布局、产业布局等问题。习近平同志在谈到要下大力气破解制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问题时指出：“我们说的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不能仅看作缩小国内生产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差距，而应该是缩小居民收入水平、基础设施通达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另外，在国家机构改革的顶层设计上取消农业部，设立农业农村部，让上层建筑进一步适应农业和农村的改革发展，我们从这个改革中也可以看出农村城市处于同等重要地位。这样，农村城市发展在新时代就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方位。

要理解农村城市发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新方位，必须将此问题放到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时空视野中进行观察和思考，我们才能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也能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习近平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新思想的重要价值。

中国几千年来，就是一个以自耕农为主体，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形成的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文明史。这是理解中国文明价值观体系的一个基石和钥匙，这个价值观体系主要表现为儒家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生产责任制基础上，进而揭示出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支撑了中国以农业为主的几千年演化繁衍的历史。它也是中国历代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背后推动力。这个文明的载体包括中国城市和中国乡村，中国乡村和农业是中国文明的基础和基地，中国城市是中国文明演化的高度集中地和传播辐射地。据考证中国城市文明已有六千余年，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聚落开始就跨越城乡的分野。

这个历史的演化进程到19世纪中叶被鸦片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工业化文明侵略打断，中国在外力驱动下开始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升级的历史新阶段。此阶段取得真正成就，是从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宣言中开始的，在此之前，封建地主和买办阶级进行了洋务运动等，国民党时期的资产阶级进行了国家工业化的努力，但都不成功。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30年，是中国努力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升级的30年。农业为工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主要是国家用农业初级产品从苏联换回工业技术、工业产品。国家将农民以村组、人民公社为生产、管理单位，以严格的户籍管理等制度确保大量的劳动力在农村进行农业生产，以农业对工业的支持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中国在这样一个世界迈入工业化的新时代，如果不能实现工业立国，依然是农业立国，那么中国和中国人民就无法真正地站起来，因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是一个巨大的文明代差。幸运的是，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共和国，在强敌环伺下经过艰苦奋斗，成功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新中国工业体系，中国工业化的城市体系也初步建成。正如毛泽东说过的，我们正在做的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极其伟大的事业。从中国文明升级的伟业来说，这一历史时期决定着中华民族的未来，而这一伟大历史成就最大的功臣是农业、农村、农民。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是农村、城市的又一个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前30年建立起来的是重工业体系，其中最主要是“两弹一星”等国防工业体系，这是国家工业化发展中最难啃的硬骨头，我们完成了，但与人民生活需要相关的轻工业生产体系尚不健全。从国家的发展来看，我们需要完备健全的工业体系和工业产品，才能实现富国、强兵和富民的统一。在此阶段，进行“三来一补”初级加工，引进外资外企合资企业，学习西方工业文明的最新成果和新技术，弥补上中国工业化的另外一课，成了时代的必然选择。农村这次为工业化做出的奉献是人力资源，农民作为城市工业化劳动力的生力军，被称为“农民工”，他们户籍在农村，工作在城市。如果不去城市打工，仅靠农村土地的产出效益，是无法完成家庭的成本支出。孩子的教育、子女的婚姻、建新房、生病住院等农村家庭财政问题，成了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的时代推手。其中一部分农民工成为城市的新市民，还有一部分人，从农村脱离出来，到城镇从事第三产业或个人办公司企业，也从农民变为市民。这样，城市工业和第三产业得到了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中国得以低成本的优势成为“世界工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习近平同志清醒地认识到，“过去，我们有源源不断的新生劳动力和农业富余劳动力，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人口红利的减少，逼迫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农村城市适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步伐，特别是要加快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步伐。

现在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是不同步的，主要在于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与农业对工业60多年的支持和奉献不相称。从2012年和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量与速度指标”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间的失衡：1978年第一产业（单位：万亿元，下同）1027.5，第二产业为1745.2，此时的差距还不算大。1990年，第一产业为5062，第二产业为7717.4，此时已开始拉开差距，这个时期也正是城市化开始全力提速的阶段。2000年，第一产业为14944.7，第二产业为45555.9，此时第一产业只有第二产业的三分之一左右。2010年，第一产业为40533.6，第二产业为220112.8，第一产业不足第二产业的两成，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城市化的高峰期，此时城市群包括特大城市相继出现。2016年，第一产业为63670.7，第二产业为296236，第一产业占比虽有所回升，但总量的差距继续拉大。目前，中国经过几代人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已大体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从1978年到201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业已从17.92%提升到53.73%。2017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8134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049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8.52%。此时，正是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

中国必须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没有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城市的工业现代化是无法独自支撑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没有城市化和工业现代化，农村的现代化也无法实现。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工业再发展，产品再丰富，城市群再大，工业化再强，这么多不生产粮食的人总是要吃饭的，这是一个朴素的道理。作为熟知中国兴平治乱历史的习近平同志深明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道理，他从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出发，认为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是安天下稳民生的战略产业，要求“饭碗一定要端在自己的手里，碗里面主要装中国的粮食，或者说我们有能力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提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意味着要大力发展我们自己的现代农业，生产我们自己的粮食，在粮食生产包括种子安全的问题上绝对不能被人卡住脖子受制于人，这也是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同志说：“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他还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实现农村城市相辅相成发展的一条路径。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为中国城市化中以城市房地产业为主导的“伪城市化”踩下了刹车。他还提出城镇化和逆城镇化问题，要求“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根据区域自然条件，科学设置开发强度，尽快把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指明了方向。

这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农村城市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也是习近平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新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和历史逻辑。

二 习近平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新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空间观与生态学的运用和拓展

习近平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新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的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其中空间具有长、宽、高的三维特性。农村和城市这种社会物质，同样具有。习近平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新思想在空间上将农村和城市放在同一个位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强国中的地位同等重要，在实现“中国梦”中的作用和价值尺度相同，此是农村和城市这种社会物质的空间长度。将农村和城市以具体的人口数量规划空间布局，从而划定了农村城市的规模大小。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牢固树立生态红线观念，在生态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是要受到惩罚。”他用生态红线规划了国土空间布局，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将生态文明纳入空间统筹范围。习近平同志指出：“国土是生态文明的空间载体。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并提出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推进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此是农村和城市这种社会物质的空间宽度。习近平同志将农村和城市这两种人的生活空间统一到“生命共同体”高度。习近平同志指出：“大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系统。比如，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农村城市的发展需要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一个共同体，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的高度，此是农村和城市这种社会物质的空间高度。

城市化的空间和农村的空间应当是有自己的长、宽、高的，但在实际的发展中，城市的宽度是以损失农村的宽度作为代价的。据《2016中国国土资源公报》统计，截至2016年末，全国耕地面积为13495.66万公顷（20.24亿亩），年内净减少耕地面积4.35万公顷。事实上，从2011年至2015年在中国城市房价快速上涨的这一时期，中国的耕地面积减少了23.99万公顷。从资源空间的利用来看，城市化的空间不可能继续扩大，而应做好空间规划。因此，习近平同志指出，农村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而是人口城镇化。农村城镇化是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的需要，农村必须要保留其必要的空间宽度，这是由中国一定要走向农业现代化所决定的。

农业实际上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产业，应当而且必须是高科技的产业。我们在农业中将要实现资金投入、科技研发、产品销售、绿色加工、金融融资、风险管控等方面与城市一样的全生产链；我们将要实现的农业现代化是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互联网络化、人工智能化；我们要走的农村发展道路是在党组织领导下的国有化、集体化、集团化、专业化的道路；我们的农民将要成为掌握高科技研究和生产、加工、销售的高素质的科技农民、生态农民、智慧农民。农业生产的四大要素是土地、水、人、科技，农民变为市民导致农村“空心化”，必须进行人口的城镇化，为农村的现代化准备人力资源和腾出土地空间。现代农业要求有大片整块的土地，以适合机器作业，建设标准化的现代农耕地将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第一步。但我们的现状是农村土地条块分割化，产权无法有效流转。我们已经在进行土地重新确权登记，进行土地所有权、经营权、承包权三权分置的农村土地改革。这是一个需要循序渐进的改革，急不得，我们还是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加强对农民的现代化教育是农村农业现代化的当务之急。因此，习近平同志在广东代表团的讲话中还指出，“乡村振兴也需要有生力军”, “要让精英人才到乡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脚，让农民企业家在农村壮大发展”。农村要发展，农村的空间不能再压缩了，要保持农业现代化未来的发展空间。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结尾描述了大量的人口被强制性的迁移出来“所谓的原始积累”, “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福斯特指出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和资本主义农场主和工业资本家的产生是同步进行的。王志刚（2017）认为1990年以后，中国出现了“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空间剥夺、空间隔离、空间同质化与空间异化等非正义问题”，并认为应以空间正义为原则，规范资本和权力，调控空间生产，保障空间权益。针对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有的人竟声称必须先修改宪法，改变土地所有制形式，否则资本不会下乡，更不可能形成城市向农村的资源流动和有效配置，认为在现有宪法框架下讨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没有意义，这是一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意见。习近平同志2016年4月考察安徽凤阳小岗村在农村改革座谈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在农村和城市生产是为了增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活力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作为大众生活的农村或城市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空间，事实上是全体人民的共同空间，坚持社会主义的土地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实现空间公平正义的唯一正确道路。

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研究，与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对包括农村在内的大自然的伤害有关系，是一种自觉的理论探索和对“天人二分”的批判。英国休斯在《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核心论点称为“关于马克思生产力发展观念的定性解释”。国内近年来也兴起对国外传入的一种“有机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研究。王雨辰，孙珮云（2017）梳理了2010年以来国内关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各方观点，研究后认为“不能正确处理生态文明与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和运用之间的辩证关系”“无法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人类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这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到：“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生态文明中处于主体地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习近平同志坚持并发展了这一思想理念。张红岭（2017）从八个方面分析了习近平同志关于生态方面的思想，包括经济与生态可持续发展论、生态意识觉醒论、生态价值选择论、生态发展道路论、生态社会论、生态文化论、生态综合治理论和生态文明论。习近平同志站在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提出的农村和城市相辅相成发展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论的实践，他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站在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发展基于这两个空间的文明，就是发展人类的文明。这种基于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思考，实际上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拓展到了一个新境界。

三 习近平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新思想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发展道路的继承与发展

马冀群、沈万根（2016）对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村城市协调发展的思想进行了梳理，认为毛泽东城乡协调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兼顾城乡经济发展，实现城乡互助；坚持农业基础地位，实现农业集体化；维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村社会事业水平；实现农业科学化和机械化。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邓小平同志从建立新的城乡关系的高度充分肯定乡镇企业的发展，认为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为中国农村“建立新的城乡关系，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刘经纬、董前程、王越芬（2015）讨论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城镇化思想：邓小平认为城乡存在差距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是必然的现象，但要确保这种差距在一定的范围内。还认为邓小平将城乡互补、工农业相互支援作为农村城镇化的核心。江泽民同志深刻总结了几十年来我们党在处理城乡关系问题上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并认为要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1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为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2007年10月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指出：“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党的前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于城乡协调发展都有基于当时历史条件的思考和论述，这是由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同时也是一个工业弱国的国情决定的。中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农业必须长期支持工业，农村必须为城市发展提供初级农产品和人力资源。经过四五十年的工业和城市化发展，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了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命题。习近平同志作为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党的前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是有明显继承关系的。

国内对于习近平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新思想主要是从习近平城乡一体化思想方向进行研讨论述的，这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内容。如赵伟（2014）分析了习近平统筹城乡发展思想的基本特点是“尊重城乡经济关系演变的内在规律；贴民心，接地气，求实绩；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和全面性；强调务实性和政策的执行力”。赵伟还介绍了习近平同志认为城镇化道路并非一元的，既不能搞大城市优先，也不能搞分散型城市化。要尽快划定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开发边界等。许彩玲、李建建（2015）从以下几个维度研究了习近平城乡一体化的思想：“重点：解决好 ‘三农’问题；根本动力：改革开放；核心：以人为本；基础：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质：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主要机制：市场决定和政府主导；两翼：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此外，还有蔡永飞（2014）、顾梦婷、张亮（2016）、高长武（2017）等对习近平城乡一体化发展思想进行了研析。如高长武论述了城乡一体化的四个目标要求、四条具体措施和六点工作方法。这些研究主要是从政策性和对策性解答方向切入，将城乡协调建设的着力点放在“一体化”研究措施上，部分作者对习近平同志关于城乡一体化的指导思想、辩证思维、解决问题的方法论等进行了分析研究。

国外学者对城乡问题的研究对国内学界也有较大影响。如有的学者认为城乡一体化就是城市化，农村实际上是城市的一部分，实际上来源于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提出的关于城市规划设想的“田园城市”理论。他认为城市不仅应包括城市区域，也应该包括乡村区域，城市的周围是农业用地，城市居民可以通过最近的农场得到新鲜的产品。还有的学者认为将农业劳动力转化为工业劳动力后将消除城乡二元对立。此来源于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他认为工业应当吸收农民到工业部门，充分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上，从根本上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城市化，摆脱贫困，从而使社会也能够从二元变成一元。这些思想理论或建立在空想或建立在西方百年工业化城市化基础上，与中国的国情社情民情有很大的不同，并不能简单地拿来套用。

无论是“城乡协调发展”，还是“城乡一体化发展”，其实质都是要求农村和城市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地发展。农村也有城镇化，城市也有传统村落。现在用“农村”取代“乡”，用“城市”取代“城”，在表述上更清晰。“协调”在《古代汉语词典》中并不存在，两字连用仅表乐曲的配合，如明代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四十七回：“凤声与箫声，唱和如一，宫商协调，喤喤盈耳。”在现代，百度词条解释为：“和谐一致；配合得当。就是正确处理组织内外各种关系，为组织正常运转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协调”一词主要是指协调各种关系，更多的是指向管理学和领导科学艺术。“相辅相成”是《成语词典》上的一个成语，意指“互相帮助，配合，以完成某种事物。”显然，用“相辅相成”取代“协调”，可能更适合农村和城市作为两个不同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表述，对协调的指向也可能更明确一些，即在方法上是相辅相成，在效益上是相得益彰。“城乡一体化”主要是指城乡融合发展，但在实践的过程中，有的同志常常认为就是城市取代农村或者是农村融入城市。在城市强大的资本和土地扩张下，自然村落的消失越来越快了，甚至以县为单位的农村也在加快消失。用“农村城市相辅相成发展思想”取代“城乡协调发展思想”“城乡一体化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同志在新中国60多年的实践基础上，成功总结前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提出新的指导思想，不仅顺理成章，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一提法，具有独特的文化识别力和思想权威性，能够指导中国的农村城市发展，在思想文化传播的识别力上更具清晰性和指向性。

习近平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新思想与国内外正在研究的“习近平城乡协调发展思想”“习近平城乡一体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绿色发展思想”等在研究对象上有交叉重合的地方，但在整体系统观、历史空间观、运动平衡观、未来发展观上与其他思想在侧重点上各有不同。

在整体系统观上，习近平同志认为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跳出农业发展农业、跳出农村发展农村”，将农村和城市建设置于各个建设之中进行整体考虑。明确提出：“要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新发展道路。”这里同样使用了“相辅相成”的提法，这说明习近平同志善于运用整体思维观和系统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对于农村和城市发展提出相辅相成的发展思想也是顺理成章的。

习近平同志善于用历史的思维和眼光观察农村和城市的建设规律。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汉代垦地超过8亿亩，唐代长安城面积超过8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万。北宋时国家税收达到1.6亿贯，而那个时候，伦敦、巴黎、威尼斯、佛罗伦萨的人口都不足10万，而中国拥有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近50座。从城市史来看，城市化大小与现代化进程快慢和文明程度高低有密切关系。他曾向大家介绍恩格斯举过的例子，说历史上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各地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森林导致今天那里变成了不毛之地，不仅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储藏库。他还谈到过20世纪西方国家因城市化工业化导致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从这个历史情况来看，农村城市应当各自有空间有分工有合作，相辅相成才能发展得好。英国麦克哈格在《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说：“不是说在城市或乡村之间选择何者更重要，而是两者皆很重要。但是，今天自然环境在农村遭到侵害，而在城市又很稀少，因此变得十分珍贵。”他还认为：“人是唯一具有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的有意识的生物，他必须成为生物界的管理员。”因此，农村和城市两种社会物质形态并存和谐的关系，对人、生物界和自然界都很重要。

习近平同志认为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他还指出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劳永逸的，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坚持实事求是得出的结论、取得的经验，并不等于在变化了的另外时间另外地点也能够适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的运动是物质固有的根本属性。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运动和静止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两种状态。基于此可推导出，事物通过运动达到一种平衡即静止，如严重失衡，则运动将发生变化，意味着之前运动事物改变形态和运动轨迹，也就是静止平衡被打破。城市和农村，应当是恩格斯说的五种物质运动形式之一即社会物质，两者如相辅相成运动发展，达到相得益彰的理想平衡状态，则将生生不息良性循环。

美国的瑞吉斯特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这么多的人口和这么大的资源潜力去建设一个比当今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好得多的生态城市。”从农村和城市各自的运动轨迹来看，城乡差别导致的发展不平衡越来越严重，已成为中国实现全面小康和“中国梦”的最大短板，但同时也是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的希望所在。从这一国情出发，习近平同志做出农村和城市必须相辅相成发展的判断和决策，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是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运动观。从习近平同志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中央对城乡未来人口布局变化趋势已经有明晰的判断。有的专家认为目前的真实城市化率约为60%。有人测算，中国人口高峰期的总量约15亿或略少，如果这个时候乡村人口有3亿，意味着城市化率约为80%，这已经是发达国家的城乡人口布局特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习近平同志指出未来还将出现“逆城市化”。在未来30年内，将形成农村和城市相对稳定的人口布局，并以此形成国家新的生活空间平衡系统。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城市和乡村、不同区域承担的主体功能不同”一样，城市有工业、第三产业可能还会有城市农业，农村有农业、第三产业还将有农村的城镇化。农村和城市都将同步实现全面小康，都将实现现代化和信息化。习近平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新思想是指导未来农村和城市协调发展、共生发展、绿色发展、平衡发展、现代化发展、信息化发展等的强大思想武器。

这是习近平同志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前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城乡协调发展的实践总结、理论集成和思想新表达，也是习近平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新思想的理论逻辑。

四 习近平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新思想蕴含的中国智慧和文化品格

习近平同志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第一代代表人物，本身就有着独特的成长经历和思维视野。习近平同志15岁时就下到农村插队，一干就是7年，这个时期正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种独特的生活经历，让习近平同志对农业、农村、农民有着一种天然的深厚情感；习近平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科班出身的领导人，对人与自然、农村与城市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洞察；作为一名“最大的爱好是读书”的中国新时代领路人，对中华文明和世界优秀文明有着深入的了解和思考；作为有着丰富的农村和城市工作经验的最高领导人，思考接地气，行动贴民心，自然对中国的国情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感悟和了解。这使得习近平同志能够在全面继承前几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城乡协调发展思想的基础上，创立立足于新时代、植根于中国历史和社会实际的农村城市相辅相成发展思想。这一重要思想，蕴含着中国智慧和鲜明的文化品格。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发表了一份《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开头就说“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汤一介认为造成这种情况与西方哲学曾长期存在“天人二分”有关系，认为西方哲学把“精神界”与“物质界”看成各自独立的、互不相干的，而中国哲学研究的是“天人合一”思想。并进而讨论了这一中国哲学命题的启示，认为我们解决人的问题必须要考虑自然界的问题，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且“人”和“天”不是一种外在关系，而是一种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是一种复杂关系。随着主要是资本主义推动的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这种“天人二分”观和因此形成的西方人类中心主义观的天然缺陷，带来了一系列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群引起的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等导致的地球资源供给约束日趋收紧；以农药化肥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业进行的掠夺性自灭绝式的生产，导致的生态系统退化正在对人类繁衍生息造成困难；大自然对人类掠夺的报复时有发生且越趋激烈。面对这种情况，习近平同志2015年11月30日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引用“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强调：“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尊重自然，面向未来……形成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格局。”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说：“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习近平同志将人与自然万物放在“生命共同体”这样一个架构中进行现代生态文明思考，并用以指导美丽中国建设，无疑是极具远见卓识和充满中国智慧的思考。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习近平同志对这片土地满怀深情，对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饱含深爱，他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人民情怀思考生态文明，思考城乡协调发展，思考中国的未来发展，这是习近平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新思想的又一来源。习近平同志曾回忆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中华民族在对待永续发展的思想理念上是古今相通的。唐末五代贺亢有一首《治生》诗：“有客来相问，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习近平同志在2003年7月浙江“生态省”建设动员大会上说：“使大家都做到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决不能把遗憾留给历史，决不把遗憾留给子孙后代。”习近平同志提出，“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2018年4月10日，他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中说：“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文明互鉴，世界大同。这是一种鲜明的中国文化品格。习近平同志从先人文化中探寻解决当下问题的智慧，为国家治理能力提供有益借鉴。习近平同志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当前世界正在成为地球村，各国联系越来越紧密，文化交流与碰撞也越来越频繁，关系也更加错综复杂。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疾病和发展等问题需要各国各民族携手共进。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得到了世界各国和世界人民普遍支持和赞同。习近平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新思想是为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中国大地上探寻到的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也是解决世界城市病和落后农业的中国方案，还是对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实践。习近平同志指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要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习近平同志提出农村城市相辅相成发展思想实际上就是文化自信的表现。习近平同志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思考人类社会面向未来的生存方式与生活空间，提出并形成了习近平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新思想，这本身就说明：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创立者创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是一个开放包容不断丰富发展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同志为世界提供的农村和城市如何进行统筹发展的“中国方案”。

综上所述，习近平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新思想，明确了农村和城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处于同等重要地位，明确了农村和城市大体人口规模和空间布局，指出了农村和城市的发展路径是相辅相成，提出了农村和城市发展的检验方法是相得益彰，提出了农村和城市发展的最终形态是一种如鸟之双翼的平衡运动态，提出了农村和城市发展的最终模式是相得益彰的共生互助模式，指出了这一思想的要义在于用科学发展作为统领贯穿始终。这一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人民思想、国防思想、生态文明思想、外交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这一重要思想富有中国特色，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农村和城市发展关系提高到了一个新的认识水平，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方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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