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借非国民建设国家：关于已经返回和即将去往阿联酋的巴基斯坦移民的案例研究

（一）阿联酋的临时（客籍）工

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我们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那里得到了这一启示（Benedict Anderson, 1983），因此，建设国家涉及社会实践，在这种实践中，人们创造并培育关于共同祖先和文化的神话，直到被纳入所建国家边界内的所有目标群体，共享对共同体的信仰。

1971年12月2日，阿布扎比统治者谢赫·扎耶德·本·苏丹·阿勒纳哈扬（Sheik Zayed bin Sultan Al Nahyan）设法说服其他六个酋长国统治者加入一个新国家，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填补了英国撤出特鲁西尔酋长国和海盗海岸所造成的空白，从而开启了新征程。

正如克里斯托弗·戴维森（Christopher Davidson）的敏锐观察：“在阿联酋成立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认识到需要某种更崇高的 ‘酋长国’身份认同。事实上，早在1966年履职阿布扎比时，扎耶德酋长就强调并致力于建立这样一种身份认同：‘这是带来权力、力量、福祉、崇高声誉的途径……当今世界上较小的实体都没有地位……’在整个1970年代，随着引入新国旗、新国歌、国庆日、‘国立大学’以及许多新的阿联酋/酋长国身份认同的显著象征，身份建设继续有增无减（Davidson, 2005: 82）。”

2002年戴维森对“国民”概念进行了一次调查，他发现，几乎8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阿联酋/酋长国人，只有迪拜的受访者倾向于认为自己是迪拜酋长国人而非阿联酋/酋长国国民（Davidson, 2005: 84）。

在短短30年间，这是项非同寻常的成就。毕竟，七个酋长国是一个复杂拼接成的亲属网络，或者说是没什么共同经历但彼此间战争历史甚至宗教冲突十分丰富的部落。开曼角（Ras al -Kaimah）和沙迦被改划为伊斯兰教的瓦哈比（Wahhabi）教派，沙迦、开曼角和卡尔巴的统治家族卡瓦西姆经常与沙特人结盟抵制瓦哈比教派的阿布扎比，后者仍然忠于较温和的伊斯兰教派（Davidson, 2009: 4-24）。阿布扎比在与北部部落和沙特阿拉伯的斗争中常依靠英国和阿曼。阿布扎比和沙特阿拉伯围绕长期争议的布赖米绿洲（Buraimi oasis）的最后一次军事冲突发生在1955年（Davidson, 2009: 39-40; Mann, 1969: 86-87）。鉴于戴维森（Davidson）对海岸酋长国间这一动荡历史及相关冲突的论述，西方观察家详细阐述了对国家建设项目的怀疑：“1966年，著名中东记者戴维·霍尔顿（David Holden）表示：‘在任何值得一提的政治集团中，当下海湾统治者凭自愿合并到一起是不可能的，而英国迫使他们这样做的前景也同样黯淡。’就连当时居住在海湾的英国政治居民杰弗里·阿瑟（Geoffrey Arthur）也反思了这一联合的消极性：‘阿联酋看起来很松散，摇摇欲坠……我不记得有哪家西方主要报纸的特约记者……更别说政治家会费事参加它的成立仪式。'”（Davidson, 2005: 48-49）

当然，新国家通常（如果不总是的话）由至少和特鲁西尔酋长国居民一样多样化的群体发酵而成。但是，阿联酋的族群形成有一个独特之处：在族群形成的过程中，构成该族群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正在下降。

因此，鉴于当时我们处于工作早期阶段，本部分的研究问题是描述性而非探索性的：（1）阿联酋正在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海湾其他君主国——谁是“国民”以及“国民”人口下降的事实是什么；（2）海湾君主国排斥性移民政策的社会和人口学后果是什么（Fargues, 2011）;（3）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君主国试图用什么政策处理这种社会和人口问题；（4）我们对海湾君主制“排斥性国家建设”做法的可持续性也做了一些推测性评论。

1．阿联酋的国家建设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特鲁西尔酋长国的总人口估计为8万人（Zahlan, 1978: 3; Kapiszewski, 2001: 35）。直到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石油开采开始时，人口仍然停滞。由于土地贫瘠、婴儿死亡率高、预期寿命低，人口几乎零增长。大规模的移民潮没有改变这一局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印度商人在特鲁西尔酋长国定居，一些阿拉伯人逃离伊朗（主要移居至迪拜），但所占比例和移民人数并不高，他们往往定居并融入当地社区。直到1960年，据信特鲁西尔酋长国的人口为9万人，其中约有2000人或2%是移民。

让我们简要概述一下过去几十年阿联酋人口普查显示的人口动态（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中其他国家的情况十分相似）。

这些数据是粗略估计，人口普查往往相当不可靠。即使在联邦统计局的官网上，也可以找到当天公布的相互矛盾的数字。例如，2010年12月26日发布了一份预测，说到2020年，阿联酋人口将上升至610万，然而同一个网站明明说阿联酋人口是819万。但2012年4月3日联邦统计局再次修订了人口估数，这次下降到了720万。观者只好推测：我们所知2014年阿联酋95万的人口并不足信。如果按照联合国现在的估计，人口确实是920万，那么酋长国民占10 %多一点，而文献中经常提到的是20 %。

即使在人口普查中，也有各种原因导致对人口规模的估计不一致。如果未婚夫妇或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住在一起——这是违法行为，他们可能就不会如实报告同住的某些成员。另一问题是那些持有多次旅游签证的人，尽管他们是居民，看起来却是游客。更糟糕的是，非法移民人数不详，而且数量可能很大。卡比雪夫斯基估计，到20世纪90年代，阿联酋250万人口中非法移民人数已经达到30万左右（Kapiszewski, 2001: 92）。我们没有看到最近的估计，但超过800万的人口中，可能有几十万非法移民。偶尔有特赦（如1996年、2002年、2007年、2012年），非法居民可以离开该国而不受惩罚。2007年，34.2万人利用了这一机会（Salama, 2012）。2012年又有一次特赦，据一份报告称，使用特赦的人数急剧下降到6.1万人（Nagraj, 2013）。这是一个令人怀疑的过低估计，因为早先特赦中的数字是几十万人。可以想象，实际上只有一部分非法居民使用特赦，因此30万人到100万人的估数可能是准确的。

鉴于官方统计中的全然混乱，各组织和学者对人口的估计差别很大。例如，就在2010年，联合国（根据阿联酋官方数据）估计阿联酋人口为470.7万人，到2050年则将达到820万人。但联合国最近（2013）又估计，阿联酋有920万居民，其中100万可能是非法移民。

学者也试图在这一混乱地域找到航向。举几个例子：2011年夏天，曼纳尔·贾马尔（Manal Jamal）仍然引用了阿联酋470万人口的数据（Jamal, 2011），假设其中20%是阿联酋人或当地人。由于大多数学者依赖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拥有约20%阿联酋人的500万人口数据，已成为学术文献中公认的知识。

综上所述：2015年，阿联酋人口为800万～900万，但其中近90%是移民、“外籍人士”或“客籍工人”。卡塔尔有同样大规模的外籍人口（约90%），其次是科威特（约70%）。在巴林、阿曼和沙特阿拉伯，则有大约2/3的人口是“本国人”。

2. “本国人”和“外籍人士”各是谁？

1971年阿联酋成立后，只有那些被接纳的“本国人”可以将作为居民的家族史追溯到1925年前，即发现石油那一年。在独立后头几年里，有些人归化入籍。卡比雪夫斯基估计，截至1997年，约有5万人（即全国人口的8%）归化到阿联酋（Kapiszewski, 2001: 49-57）。在联邦成立前，阿布扎比特别欢迎阿拉伯特别是也门移民，迪拜则是阿拉伯人逃离伊朗和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的重要目的地。到20世纪90年代，在阿联酋——以及整个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所有出于实际目标的归化，都仅限于本国男性的配偶。

2011年秋季进行了一次新的人口普查，但其数据的准确性还有待观察。2011年人口普查并非由联邦统计局进行，而是下放给七个酋长国的统计局。不知道为什么人口普查会由地区办事处而不是联邦机构进行。同样不清楚的是，区域机构的能力如何？从掌握的少数出版物来看，阿布扎比和迪拜的统计中心似乎相当胜任，但我们对其他酋长国的统计中心知之甚少。甚至在阿布扎比，我们对2011年的人口普查也有些担心。在萨马塔——那里是纽约大学大部分教师的居住地，没有人对我们两人进行访谈。人口普查问卷（只针对一个人）被留在我们家门口，但我们没有机会针对当时的家庭人口情况进行报告。我们从其他人那里听说了完成普查的更多尝试，但没有系统数据表明我们的经验具有代表性，在合格的人口学家获得微观数据前，评估人口普查的准确性是不可能的。最令人惊讶的是，截至2014年4月，2011年秋季人口普查仍没有发布数据。

3．排斥性移民政策的社会和人口学后果

上述排斥性移民政策塑造了相当不寻常的社会人口结构。第一，虽然族群构成是多样的，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身份认同显然是阿拉伯的。在语言和文化方面，大多数人口是非阿拉伯人。20世纪50年代后，英国出于政治原因阻止了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移民，阿联酋也采取了同样政策。泛阿拉伯运动带有左翼、亲苏联的色彩，因此英国人不希望埃及、叙利亚或利比亚的“麻烦制造者”来到海湾地区，他们喜欢更温顺的南亚人。到2014年，800万阿联酋居民中约有一半来自印度（200万人）、巴基斯坦（100多万人）和孟加拉国（60多万人），但因为阿联酋当局不公布有关来源国的数据，数字仍旧缺乏准确性。阿联酋还有大量菲律宾人——2009年估计已经超过60万人，不过所有估数相差很大。估数通常来自大使馆，而我们无法相信他们有住在阿联酋公民的准确人数。最终给人的感觉是：阿联酋不是阿拉伯国家，而主要是由南亚人组成的“一锅乱炖”。

第二，鉴于临时迁移人口众多，人口的年龄和性别分布相当不寻常。大多数外来人是年轻男性。阿联酋大约有75%的人口是男性，而南亚人中，这个数字为80% ～90%。根据法律，移民年龄应在20岁或以上，其人口年龄高峰为25～35岁。移民平均停留约4.5年，有一年半的时间是“合同期”，但也有反复出现的移民在阿联酋停留一年半，然后回国，再回来接受另一轮“服务”。大多数男性移民已婚（可能高达75%），往往有（几个）孩子，都留在家里。一部分女性移民也结婚了（约占25%），很少允许她们带家人一起来。移民主要通过汇款养家。

第三，种族、性别和阶级地位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占主导地位的官僚机构、权力机构的官员和高级公务员主要是酋长国男性（有少数象征性的女性）；职业中上阶层主要由阿联酋妇女和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男性（来自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组成。阿联酋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往往高于阿联酋男性，当地大学中约70%是妇女。酋长国的男性经常在高中就被招募到军队或警察队伍中。蓝领工人阶层的成员通常是南亚男性，此外有一个庞大的家政工人阶层，主要是菲律宾人（尽管作为客籍工人的南亚妇女相对较少，但她们往往也只是从事家政服务）。酋长国居民主要在公共部门工作，很难找到私营部门职位，无论男女，不过女性找到私营部门职位的机会更大。然而，由于国民生育率高，公共部门的扩张速度比不上人口增速，因此，阿联酋失业率相当高，约为10%。

4．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君主国为解决社会和人口问题实施的政策

阿联酋知识分子有很多焦虑：国家正被移民夺去，阿拉伯语言和文化在国内受到威胁。政府试图用双管齐下的策略来应对这些挑战：一是鼓励生育的政策，试图减缓本国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下降的趋势；二是政府正在推行劳动力政策的“国有化”——“酋长国化”，以解决酋长国尤其是酋长国青年日益增加的失业问题，并加大国家在私营部门的参与力度。这两项政策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鼓励生育政策似乎比酋长国化政策更有效。

酋长国的生育率仍然相当高。按人均收入计算，阿联酋现在是世界上第五大富裕国家（Abdulkhaleq Abdulla, 2012），尽管人们预计随收入增加生育率会下降，但该国女性人均仍抚育约3.5个子女。外来人的生育率当然很低，因为他们的家庭通常不在阿联酋。如果丈夫不在阿联酋的外来女性怀孕，她们必须返回母国。就高人均收入而言，阿联酋尚未完成人口结构转型，尽管在过去50年中生育率确实大幅下降。许多政策旨在提高生育率，政府设立了一项婚姻基金，为酋长国的婚礼提供一些初始资金［不过很少支付超过8万美元的奢侈婚礼开支（AlHinai, 2011）］。酋长国家庭有子女津贴［相当微薄，每个子女每月3百迪拉姆（AlJandaly，2009）］、高额住房津贴（高达100万迪拉姆）和失业津贴（已婚男子每年高达5万美元）。

酋长国化给私人雇主带来了雇用阿联酋国民的压力，他们用工时必须满足配额，否则就要支付罚款。

经济上的挑战是，在同样的工作资历下，阿联酋国民往往比非国民获得更多收入。公共部门的工作报酬较高，私营部门的雇主很难与之相匹配。而国民和非国民之间的收入在低端工种中差距很大，约为30%。这影响了私人雇主雇用阿联酋人以及阿联酋人寻找私营部门工作。英戈·福斯特勒纳（Ingo Forstenlechner）和梅·达巴格（May AlDabbagh）的研究表明，酋长国年轻男女都喜欢公共部门的工作，且认为自己获得私营部门工作的机会不大（AlDabbagh, 2010）。

这使我们面临第二个挑战，即外籍雇主对国民的偏见。梅·达巴格研究指出，阿联酋青年往往认为，外籍雇主认同“懒惰的本地人”的刻板印象，他们不雇用国民，不仅仅是因为成本会更高，还因为相信后者不够努力。有趣的是，这种刻板印象对酋长国女性的适用程度低于男性，因此，酋长国妇女获得私营部门就业的机会略高：雇主对她们的偏见较少，她们也受过较好的教育。在这一点上，鼓励生育政策和酋长国化政策相互冲突，而前者往往会胜出——至少到目前为止。虽然当地大学生多数是女性，但只有15%的阿联酋妇女在工作。因此，尽管阿联酋为妇女教育投入大量资源，但由于抚养子女的负担和家庭文化期望，许多妇女早早结婚，并生下3～4个孩子。

酋长国化政策有效还是失败，这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阿卜杜勒哈尔格·阿卜杜拉（Abdulkhaleq Abdulla）明确宣布：这些政策是“彻底失败的”。220万个私营部门工作岗位中，只有43万个阿联酋国民，49.5万阿联酋国民在公共部门工作。不过政府官员在同一次采访中反驳了他的论断（Simpson, 2012）。这些政策已经实施了十多年，国民和非国民参与劳动的基本结构，无疑没有彻底改变。

5．海湾君主国排他性国家建设实践的可持续性

阿联酋自然科学实验中最有趣的问题是可持续性。我们所说的“全球化的海湾模式”在经济、生态、社会和政治上可持续吗？

鉴于石油储量巨大，世界对燃料的需求又无法控制，推动该地区强劲增长的引擎，在未来100年内可能不会放缓。生态系统倒可能更脆弱，阿联酋90%的供水是经淡化的（水源储备只有72小时，而人均用水量是欧盟的三倍）。海水淡化能否无限制继续，同时保持灌溉所用淡化水盐分不升高？生态学家应该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则是留给我们的，也很困难：海湾国家的社会政治模式是否可持续？

从某种意义上说，排斥性国家建设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欧盟的许多政治家，特别是极右翼分子，可能也梦想着采取该政策。移民问题是欧洲政治中最热门的一个议题，甚至在美国也处于中心地位。这在唐纳德·特朗普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尤为重要。欧洲和美国有各种各样的非法移民问题，甚至波及合法移民。即使是更具包容性的移民政策，如自动给予生于本国者公民身份的法国，也亟待解决移民问题，要使“第二代”成为被接受的国家成员正面临严重问题——北非定居者。与法国相比，在德国移民系统中，即使他们出生在德国（Brubaker, 1992），也需要申请入籍，Brubaker的说法或许可以解释为何——至少一部分——土耳其第二代难以融入德国社会。

然而，即使在法国和比利时，移民二代也面临严重的问题。2005年巴黎郊区暴乱和2016～2017年这些国家的恐怖主义行为就有力证明了这一点。来自马格里布（Maghreb）的北非裔骚乱青年基本都是法国公民，但感觉因身为“阿拉伯人”或“穆斯林”而受到歧视，觉得自己没有社会公民权，少数人被激进伊斯兰教派所吸引，更有少部分人成为恐怖分子。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联酋令人惊讶的族群-教派和平。这是许多欧洲人羡慕的海湾生活，对那些想研究海湾君主制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二）关于已经返回和即将去往阿联酋的巴基斯坦人的实证案例研究

1．研究问题

我们有两个主要的研究问题。

其一，在阿联酋诸如阿布扎比或迪拜等种族多元的城市中，几乎看不到暴力和犯罪现象，真是奇迹！虽然在几百英里外的巴基斯坦，普什图人和旁遮普人（Pashtuns and Punjabis）正互相残杀，在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常发生冲突，但一到阿联酋，他们就相处得很好。普什图建筑工人可能更喜欢和其他普什图人合住，但在阿布扎比市中心街角度过炎热夏夜时，他们会和旁遮普人互相交往、大笑和低声交谈。在阿布扎比拥挤的街道上，几乎很少看到争吵或打斗，即使他们周围没有任何穿制服的警察，即使警察露面了，也不携带武器。为何这种特殊的社会和族群和平，来自世界上种族最多样化的地区，而它又离暴力热点如此之近？中东大部分地区自阿拉伯之春以来都燃起战火，为什么阿联酋和卡塔尔仍然如此平静？

人们可以提出很多假设。最被认可的一个假设是胁迫假设。虽然街上很少有穿制服的警察，但有一个非常有效的电子监视系统，而且街上可能有便衣警察。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即人们感到被“监视”，因为这个国家的三年签证让他们自我管束，他们可能在没制造大麻烦的情况下，被送上回国的飞机（不同于美国，即使是非法移民，遣返也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和许多金钱）。

但简单的胁迫假设可能无法解释主要内容，更无法说明整个故事。虽然阿联酋并不给予他们永久居民或公民身份，“外籍人士”与阿联酋仍有着深厚亲密的感情。12月2日国庆，外籍人士举行“爱国”游行，挥舞阿联酋国旗，在汽车上画“我爱阿联酋”的标志——不过在一两年内，他们可能就会回到从未去过的家乡，在家乡他们可能不会说当地语言，也无法充分融入当地文化。这种“爱国主义”的基础是什么？有没有可能在阿联酋多元文化、宗教环境中度过的时间，使人们对“他人”更宽容？这一切是社会化或与“他人”接触的结果？

为了检验这些相互冲突的假设，我们必须比较回国移民和预期移民。

如果回国移民比预期移民具有更包容的身份认同和对“其他”族裔或教派群体更宽容的态度，就可被视为支持“社会化或接触理论”；如果我们发现这两个群体间没有差别，就支持如下理论：阿联酋的族群-教派和平是监视制度和驱逐威胁的结果。第三部分将介绍我们的发现。

其二，我们记录了在阿联酋的移民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经验。巴基斯坦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当然比阿联酋人或外籍白人差得多，这并不令人意外。我们在这里面临的一个悖论是：许多回国移民对阿联酋的经历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不满；然而，如果向他们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许多回国移民仍希望返回阿联酋。我们的研究表明，返回巴基斯坦的移民在巴基斯坦的社会阶层中处于向上流动。此处的关键假设（具有深远的政策含义）是：在阿联酋较熟练和较成功的回国移民工将表达更多不满和较低的返回阿联酋的意愿。排斥性移民制度对非熟练工人更有效，对高资历工人则反之。这是我们结论中的一个主要议题，即如果阿联酋希望从廉价劳动力经济向资本密集型经济或知识社会转型，就需要改变移民政策。第四部分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

2．数据和方法

我们同时收集了定性数据和定量数据。实地工作由拉合尔社会科学研究所（ISS）（www.isspk.org）进行，受拉菲克·贾弗和拉齐亚·贾弗监督。我在里亚兹·哈桑的帮助下编写了深入访谈时间表和焦点小组问卷初稿，并于2012年11月前往拉合尔，与拉菲克和拉齐亚讨论了草稿的终稿，并与他们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其他合作者，一道前往实地测试初稿的实施情况。在离开前，我们与所有参与预先测试问卷的人举行了会议，并最终确定了焦点小组和个人深度访谈的方式。2012年11月至2013年2月，研究所进行了定性实地研究。拉菲克和拉齐亚在2013年2月之前针对此项目编写了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定性报告（Jaffer and Jaffer, 2013）。在收到与研究所合作编写的报告后，我在里亚兹·哈桑的大力帮助下，准备了一份调查问卷草稿。我们于2013年4月初返回拉合尔，参加了问卷的预测试。经过前测，我们与里亚兹·哈桑和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举行了会议，并商定了调查问卷的终稿。实际的实地调研工作于2013年4月和5月进行。

选址：巴基斯坦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国土面积近80万平方公里），约有1.8亿居民，国内一些地区存在严重的安全问题。此外，我们亦没有任何国家（更遑论阿联酋）的回国移民登记册，此外可动用的资源非常有限，采用传统的随机抽样方法并不可行。我们手头只有3.5万美元可进行调查。我们甚至不敢想象抽取一个全国性随机样本，因此决定努力寻找移民工人高度集中的地区，并尽量做到地点上的随机性。

研究所利用现有官方数据确定了6个地区，这6个地区中都有大量巴基斯坦人被认为是或打算成为阿联酋的客籍工人，包括旁遮普（Punjab）省的三个区［拉合尔（Lahore）、查夸尔（Chakwal）和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和开伯尔 - 普赫图赫瓦（Khyber Pakhtunkhwa）省的三个区［白沙瓦（Peshawar）、斯瓦比（Swabi）和阿伯塔巴德（Abbottabad）］。开伯尔-普赫图赫瓦还有一些地区被认为有大量的阿联酋外来人，但由于安全状况不佳，没有被选中。

我们从移民和就业管理局获得了有关选定地区移民的数据（见表2）。

遗憾的是，这些数据包括所有移民（不仅仅是临时工人），而且没有关于迁入国的数据……但是，选定地区肯定是移民率高的地区，因此可以合理地假定，前往阿联酋的移民工人也集中在这些地区。毕竟，阿联酋是大约20%的巴基斯坦移民的“家”。

此外，劳动力向阿联酋的迁移，很可能占所有迁移的很大比例。我们在这方面找到的唯一数据来自哈里斯·加兹达尔（Haris Gazdar）。他估计，2006年有18.3万名临时工离开巴基斯坦前往其他国家，其中10万人前往阿联酋（Gazdar, 2008: 311-324），因此，如果在2012年头9个月，我们从6个地区挑选6万多名（全年则是10万人）移民，那么这6个地区可能是前往阿联酋的1/3（如非更多的话）移民的来源，这也是合理的。

这些地区包括两个省的首府以及许多农村地区，还具有族群［潘加比（Panjabi）、帕坦（Pathan）］和语言［旁遮普（Punjabi）、哈塔里（Pothohari）、普什托（Pushto）和欣多科（Hindko）］的多样性。

3．定性研究、个体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座谈

我们在每个地区，与6～8名工人进行了焦点小组座谈（采用目的抽样，保证多样性：城市/农村、年龄、行业等）。拉菲克·贾弗和三名高级研究人员负责所有六次焦点小组访谈。此外，他们还与辛德科和普什图语（Hindko and Pashto）两位初级学者一起，进行了54次个人深度访谈。焦点小组座谈和个人访谈的受访者是通过滚雪球方式发现的。

4．调查研究

我们的第一个研究问题需要“前/后”研究设计，考虑到时间和资源限制以及优秀的前后设计需要解决的逻辑问题，为了找到多年后可能将前往阿联酋并返回巴基斯坦的预期移民，我们决定分割样本：访谈预期移民和回国移民，并假定两个群体间自我认同和态度的差异可归因于回国移民在阿联酋的经历。我们充分意识到，这是一个“伪”前后设计，并没有消除“选择问题”，预期移民可能在某些方面与回国移民不同——例如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更年轻，但这已尽可能近似于真实地测试阿联酋经验的潜在影响。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在预期移民和回国移民之间平均分配样本。我们有约500次面谈的资金，因此最终找到了250名预期移民和260名回国移民。

我们定义了即将首次离开巴基斯坦去阿联酋工作的预期移民（在阿联酋已经获得或至少申请了工作许可和签证的人）。我们采访了过去五年从阿联酋返回巴基斯坦定居的回国移民，也采访了我们在巴基斯坦开展研究工作时，暂时或长期回国探亲的人（260名回国移民中有53名是“探亲者”）。

在调查中，我们尽量随机抽样，但又必须做出妥协。

在城市里，不可能用任何随机方法找到预期移民或回国移民。拉合尔有1550万居民，阿伯塔巴德和拉瓦尔品第（Abbottabad and Rawalpindi）也人口众多，无法逐户寻找移民。在这三座城市，我们仅使用滚雪球样本。

在斯瓦比（Swabi）和查夸尔（Chakwal）的主要郊区以及阿伯塔巴德（Abbottabad）和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的农村地区，我们随机选择了预估有大量移民的村庄，用随机数确定第一户家庭，逐户寻找预期移民和回国移民。达到期望的抽样规模时，我们就停止访谈。

由于资金短缺以及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NYUAD）伦理审查委员会（IRB）的僵化官僚作风，我们至少违反了另两项随机抽样规则。我们无法派遣研究人员先抽取样本，再将访谈者送到事先抽样确定的地址。样本由访谈者自行抽出。甚至在实地工作完成之前，伦理审查委员会不允许我们保留受访者的姓名和地址，因此在结束访谈之后我们无法确认访谈是否真的进行了。

鉴于所有这些限制，我们不能声称样本是真正随机的，唯一可说的是，我们试图在非常困难的情形和非常有限的资金条件下使样本尽可能随机。

研究所给了我们一份关于回复率的报告——考虑到面试官的裁量权，这些数据需要谨慎对待。根据研究所的报告，在拉合尔有两个人拒绝接受采访（两人都是店主，告诉访谈者太忙了，所以无法交谈）。在采用滚雪球抽样的白沙瓦，有10名受访者没有提供阿联酋移民的手机号码，因此认为对方可能不想被打扰。白沙瓦的一些访谈者报告说某些受访者不愿回答一些问题，但声称没有一次面试提前结束。如此低的无回应率在调查研究中很不寻常（几乎闻所未闻），我反复试图检查到底发生了什么。待在巴基斯坦的两星期实地工作中，我和访谈者一起去面试。虽然我无法理解问卷中所用的语言，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所有受访者都非常热衷于交谈。我的印象是，受访者有很多话要说，他们的家人厌倦了他们在迪拜或阿布扎比的故事，有人想听时他们就激动不已。与预期移民的平均面谈时间很短，只持续大约45分钟，而与回国移民的面谈可以轻松持续90分钟，但我们没有要求访谈者报告访谈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因此我们没有关于访谈时间长度的准确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