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改革开放后我国劳动生产率在低起点上持续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后，我国劳动生产率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开始快速增长，资本生产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较高但近年来明显下降。

（一）劳动生产率起点很低但增速快

改革开放后我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8.67%。1952年我国劳动生产率为1760元/人（2015年不变价，下同）；1980年增长到4424元/人，这一水平仅相当于当时世界平均水平的7.2%；2016年提高到95175元/人。1952～2016年年均增长6.43%（见表1-1、图1-2）。其中，改革开放前（1952～1978年）、后（1978～2016年）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分别为3.25%、8.67%；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1991～2008年，劳动生产率从6947元/人增至46816元/人，年均增速高达11.88%;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降至9.27%。

从增长来源看，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均资本推动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改革开放后（1978～2016年），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逐渐增强，生产要素不断从效率较低领域流向效率较高领域，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达到2.8%，其中1991～2008年年均增速达到3.6%，高于甚至远高于同期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同期，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资本回报推动下的资本深化特征明显，劳均资本年均增速达到8.9%。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均资本的快速增长支撑劳动生产率持续快速增长。

从产业看，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各产业劳动生产率上升和产业间劳动力流动。采用Fagerberg（2000）的“转换份额法”按三次产业对劳动生产率进行分解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各产业劳动生产率上升与产业间劳动力流动的相互影响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鲍莫尔效应）最大，为51.63%；各产业劳动生产率上升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纯生产率效应）次之，为45.82%；各产业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而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丹尼森效应）最小，为2.55%。这说明，改革开放后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结构变动与劳动力在行业间转移的交互影响，以及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从地区看，随着全国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省级层面劳动生产率水平差距扩大，但扩大的速度在减缓，东部在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增速上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一是各省份劳动生产率的位次变动大。浙江、福建、江苏、山东、河北、陕西、四川（+重庆）、湖北等省份的劳动生产率在全国的位次逐步上升，黑龙江、新疆、山西、江西、安徽、贵州等省份的位次逐渐下降，上海、辽宁、天津、北京、吉林、广东的位次稳定靠前，湖南、河南、甘肃、云南的位次稳定靠后，内蒙古由降转升，宁夏、青海、广西等先升后降。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劳动生产率增速高于内陆。东部多数省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超过7%，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多数省份基本保持年均增长6%～7%的水平。三是省级层面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极差先扩大后缩小。各省份劳动生产率极差由1952年的3.44倍扩大到1992年的6.95倍，到2008年缩小为5.95倍，2015年进一步缩小为4.13倍。四是随着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各省份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收敛指数从1952年的0.466增至2015年的0.639，各省份劳动生产率水平差距有所扩大，但扩大的速度在下降，东部各省份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增速都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

从所有制看，国企因行业分布劳动生产率较高。依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2007年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高到低排序为：外资企业209千元/人，国有企业203千元/人，私营企业153千元/人，集体企业162千元/人，港澳台资企业151千元/人，劳动生产率国企、外资高，私企、港澳台企低。2011年以主营业务收入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从高到低顺序为国有企业89万元/人，外资企业77万元/人，私营企业63万元/人，集体企业56万元/人，港澳台资企业48万元/人。与2007年的排序基本相同，劳动生产率仍然是国企高、私企低。

将38个工业行业归为能源、基础材料、公用事业、成品和半成品四个领域，从各种所有制成分主营业务收入占比看，国有企业集中于能源、公用事业等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领域，外资企业集中于劳动生产率较高的计算机、通信、汽车、电气等成品和半成品领域，民营企业则集中于竞争程度较高、劳动生产率不高的成品和半成品、基础材料领域。进一步观察几个典型行业内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发现，在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这一基础材料领域，尽管国企劳动生产率均值略高于民企，但中值远低于民企，表明国企内部劳动生产率高低分化比民企严重，并且有较大比例国企的劳动生产率比民企低；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这两个公用事业领域，国企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外企。

（二）资本生产率受一般规律、发展阶段和国情影响向下调整

资本生产率呈现随劳动生产率上升而下降的规律性特征。资本生产率是指一定时期内单位资本创造的产出。假定经济体的生产函数为Y =A KαL1-α，则资本生产率增长率（Δyk/yk）、劳动生产率增长率（Δy/y）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ΔA/A）、劳均资本增长率（Δk/k）分别有如下关系：

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不变，劳均资本增长将带来变动方向完全相反的两个结果：资本生产率下降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与劳均资本相同的增速，或高于劳均资本增速，此时资本生产率不变或上升，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可见，随着劳均资本增长，资本生产率是降是升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劳均资本的增速。

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劳动、资本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非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同时劳均资本增长也快；到了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受技术水平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缩小等因素影响会趋于下降，而资本全球流动使劳均资本增速下降并不明显，由趋于下降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下降并不明显的劳均资本导致资本生产率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会随着劳均资本不断增长而向上调整。结果是劳均资本增长带来资本生产率下降和劳动生产率上升。

劳动生产率上升意味着劳均收入和人均收入提高，劳动者和国民的福利增加。所以一般而言，伴随劳均资本增加、劳动生产率上升而出现的资本生产率下降是好事。

资本生产率趋于下降是普遍现象。发达经济体特别是技术前沿国家的资本存量庞大，每年资本形成扣除折旧后的新增资本很少，资本存量增长缓慢；技术前沿国家的技术突破往往具有随机性和不稳定性，重大技术突破前常常会有一个时间较长的技术进步停滞期，这导致技术前沿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总产出以一个相对温和的速度增长。相对稳定的资本存量与温和的产出增长带来资本生产率或是相对稳定，或是长期趋于下降。追赶型经济体的资本存量相对较少，每年资本形成扣除折旧后的新增资本较多，劳均资本增长较快；追赶型增长过程中，随着技术追赶型经济体与技术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的逐步缩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会趋于下降。劳均资本较快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趋于下降导致资本生产率长期趋势性下降。全球各国资本生产率的变动特征也印证了这一推断（见图1-3）。

我国资本生产率受发展阶段和国情影响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资本生产率总体呈下降趋势（见图1-4），资本生产率下降既受上述一般规律的影响，也有发展阶段和国情方面的原因。从发展阶段看，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伴随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劳均资本快速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但劳均资本增加快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结果是资本生产率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明显下降。从国情看，储蓄率较高加快了资本生产率随一般规律性和发展阶段性向下调整的节奏。

我国资本生产率明显低于G7国家，也明显低于部分东亚经济体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相近时期。与G7国家相比，目前我国资本生产率相当于日本的31%、加拿大的26.8%、美国的24.4%、法国的24.3%、英国的22.8%、德国的19.5%、意大利的15.7%。与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东亚经济体高速增长时期相比，改革开放至2000年，我国大陆地区资本生产率为0.5～0.7，与韩国接近，高于新加坡，低于中国台湾地区，与这些经济体高速增长初期的水平接近；21世纪以来，我国大陆地区资本生产率快速下滑至2011～2014年的0.26，低于韩国、新加坡经济高速增长后期的水平（见表1-2）。与部分东亚经济体劳动生产率相近时期相比，我国大陆地区2014年的劳动生产率低于韩国（1990年）、新加坡（1988年）和中国香港地区（1969年）（见表1-3）。

资本生产率不能直接反映资本生产的效率。所有经济体的资本生产率在长期中都呈下降趋势，下降节奏受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影响。作为一个与劳动生产率变动方向相反的指标，资本生产率高低及其变动是否合理必须结合全要素生产率来判断。相对而言，能够直观反映劳动效率的是劳动生产率，而能够反映技术进步的是全要素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只能间接反映资本的效率，考察资本生产率在相当大程度上可由考察劳动生产率来替代。

或许正是资本生产率在反映资本效率上的间接性和复杂性，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指标关注较少，持续深入的研究更少。基于此，本书的后续研究将围绕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两个生产率展开。

（三）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逐渐下降

改革开放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由升转降。改革开放后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从1978～1990年的3.2%，上升到1991～2000年的3.9%, 2001～2016年下降至2.4%（见图1-5）。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改革开放后的1981～1990年、1991～2000年两个十年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归因于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以及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十三五”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出现较大幅度回升的可能性较小，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20年（2001～202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会低于此前20多年（1978～2000年）的水平。

2008年以来受趋势性和周期性因素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从2007年的6.9%（21世纪以来的峰值）骤降至2008年的2.6%，并进一步下降到2016年的1%。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受一般规律的作用。几乎所有经济体在从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速增长时，全要素生产率都会出现明显下降，由于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进步总是凝结在固定资本和劳动力上，资本形成增速和劳动力增速的下降，很可能带来技术进步减缓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二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红利对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作用趋弱，以及与技术前沿国家技术水平差距的缩小和技术追赶难度的增大，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也会趋于下降。三是受经济下行周期和结构性矛盾叠加影响，经济增速趋于下行，生产能力未能充分释放，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核算总是以“余值”形式出现，当经济增速下降时，剔除劳动增长、资本增长后的“余值”必然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