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献梳理、数据、研究方法与主要变量介绍

1．文献梳理

1971年，罗斯托在《政治和成长阶段》中，于“大众消费阶段”之后增加了“超大众消费阶段”，以解释大众生活质量的提升诉求。按照罗斯托的理论，中国应处于“走向成熟阶段”与“大众消费阶段”的转折点上。王宁在论述中国社会的消费特征时也说：尽管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仍是一个大众生产社会和精英消费社会并举的双轨社会，但城市社会正在步入消费社会（王宁，2009）。

可以这样说，工业社会的来临，使人类摆脱了其在农业社会的那种物质短缺状态，机器大生产方式开启了供给之路，增加了消费品的可选择性。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就逐渐被赋予了消费社会的特质。比如，在收入约束下，齐美尔就认为，在上层阶层强调其消费之异质性的同时，中产阶层和底层民众，会通过对“时尚”的模仿，拉近其与上层阶层的距离。也正如波德里亚所说的，进入消费社会之后，人们对物的消费已转化为对其社会地位的表征。所以，消费才在宏大的社会叙事中，凸显出阶层的符号化含义，人们开始并不看重消费品的使用价值含义，而更看重消费品的符号价值。这在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也有比较精到的描述（贝尔，2010）。后来的消费社会学研究——尤其是具有后现代特征的消费社会学研究，虽然强调的重点各有不同：或者看重大众传媒的诱导作用，或者看重消费的自主选择，但在对工业社会消费的阶层符号表征与身份区分上，则大多取得了一致认可。

这种从质性研究视角对消费社会的描述与分析，深刻刻画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后工业社会、从商品短缺社会向商品供给过剩社会、从封闭型社会向深受全球化影响的社会之转型及转型结果的时代特征。但市场经济的波动性所导致的结果是极其复杂的。在经济上升时期，消费品的供给如萨伊定律一样，会自动产生需求。但在经济下行时期，消费的疲软性会使“剩余更为剩余”。于是，在消费结构的阶层符号特征存在的同时，还需要量化研究，在差异化市场需求的顶层设计中，设计为各个阶层——特别是中下阶层能够接受的制度安排，以满足或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毕竟，只有消费产生的满足感，或消费之相对差距的缩小带来的满足感，才会影响大众的幸福感。

比较早地以量化指标描述消费之阶层差别的人当属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他发现伴随收入的增长，食品在其总消费中的占比会逐渐下降。正因为如此，联合国粮农组织才依据恩格尔系数的高低，将消费者的阶层划分为最贫困阶层、勉强度日阶层、小康阶层、富裕阶层和最富裕阶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从1978年城镇57.5%、农村67.7%下降到2000年城镇39.2%、农村49.1%，再到2013年进一步下降到城镇35.0%、农村37.3%。在利用恩格尔系数的分层作用的同时，研究者也考虑到当时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市场的影响，李培林、张翼在《消费分层——启动经济的一个重要视点》中，讨论了阶层作为一个客观变量对那一时期中国内需启动的政策含义（李培林、张翼，2000）。

但恩格尔系数有时具有某种程度的局限性。其一，伴随收入的上升，在长时段中，其的确会处于下降态势。可在短时段中，其有时会处于上升态势，有时会处于下降态势。其二，一般情况下，一个社会的恩格尔系数会比较稳定，但在某些特殊因素的影响下，因为供给市场的重大变化，消费者的消费结构亦会发生转变——其他消费项占比的上升或下降，使恩格尔系数出现重大波动，使其失去对生活质量的差异性解释力。比如说，一个用按揭购买了住房的家庭，可能会因为按揭支出的增加而导致其恩格尔系数大幅降低。同理，农民在修建房屋时，也会压缩食品支出费用。在这种情况下，恩格尔系数的降低，非但不能预示当期生活质量的提升，反倒正好因降低食品消费支出——抑或其他项消费支出——从而阶段性地反映当期生活质量的下降。事实上，通过节衣缩食以购买昂贵的“耐用消费品”，是很多人的消费偏好。另外，在很多场景，按揭贷款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去还清，但经济环境会处于波动状态。这样，如果经济下行降低了人们的当前收入或预期收入，在按揭贷款不可能随之减免时，恩格尔系数的降低就更与现实生活质量的提升相背离。食品价格的上升，或非食品价格的下跌，或收入差距拉大导致上层阶层收入增速较快、下层阶层收入增速较慢等，都会引起一个社会经过平均计算的恩格尔系数的上升。这就是说，有时恩格尔系数不会伴随收入的上升而处于绝对下降态势。

因此，从恩格尔系数的基本原理出发，将消费区别为维持基本生存必需的消费与用于未来发展的消费会更有意义，可以在讨论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时将其用于分析人们的消费趋势及其购买行为。实际上，很多学者在研究收入构成与消费结构的时候，会将各种不同来源的收入与不同渠道的消费分别列项计算，并依次细化分析。因为分项单列的消费支出，易于区别不同消费在总消费中占比高低的变化趋势，也易于研究不同项支出对消费者当前及未来生活质量的影响。

正因为人们的需求具有层次性，所以，为满足需求而发生的消费行为才会更为明确地表现出层次性。恩格斯在1891年为《雇佣劳动与资本》写的导言中就将消费资料划分为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马斯洛在其需求层次论中，也将人们的需求满足程度区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按照马斯洛的理解，人们只有在首先满足了较低层次的需求之后，才可能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正因为如此，用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消费，对于下层阶层来说，才具有根本意义——人只有维持生命的存在，才可能追求未来的发展。所以，以定量的方式，将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数据区别为，消费者个人及家庭其他成员为维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发生的维持基本生存的消费——生存性消费，以及为追求更高生活质量和未来发展而发生的消费——发展性消费，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更具有顶层设计意义——不仅对消费市场的刺激具有瞄准意义，而且更能够保证消费的社会公正性。

与经济学家以货币方式抽象出对消费支出的列项分析所不同的是，社会学家主要关注不同阶层对具象化商品的消费选择与消费地点的安排（王建平，2007；朱迪，2012）。比如，常见的问卷设计，经常向被访者询问其在什么地方吃饭（询问的列项选择有大饭店、大排档、一般饭馆、街头小吃），在什么地方购买衣服；家里是否有电脑、电视机、冰箱、洗衣机、轿车等。在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框架中，假设在大饭店吃饭、在品牌店购衣的人阶层地位高、生活品质优良。同理，家里有电脑、冰箱、洗衣机、电视机、轿车等人的消费水平高、阶层地位也高。这在买方市场阶段，甚至在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型的最初阶段，无疑具有阶层区分性。但到了供给过剩的阶段，或到了卖方市场阶段之后，因为各个商品之使用价值差别不大，但其符号价值会超越其使用价值，于是简单地以商品的类目来作为阶层区分度就不灵了，比如轿车、电视机、冰箱、电脑的价格与品质就存在很大的区别。如果只粗略地以这种分类变量来进行阶层区分，其间的差异很难让人继续接受。但如果在问卷调查中要询问每一被访家庭某一耐用消费品（如轿车）的品牌、价格、配置、耗油量、购买地点等，无疑极其烦琐，而且这种数据也很难得到。有关品牌与古董消费的调查显示，在“山寨”充斥市场的大背景中，更难以辨析真伪，也难以对数据做出较好的判别分析。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计阶层消费的具象品位差异，而假定具有品牌与文化符号含义的消费品具有较高的价格；也假定购买价格能够反映阶层之间支付能力的差异，就可以以家庭购买能力，或一个家庭当期支付的消费某类商品或服务的货币额度为标准，从阶层分析的视角去研究人们的消费取向与消费结构，并以此讨论具有市场针对性的刺激政策。这种刺激政策的使用，还应该表现出最基本的社会公正特征。而加里·贝克尔，则通过量化和模型分析，更形象地将家庭或个人的消费行为视为一种“生产或再生产过程”——通过对消费品的消费过程生产出具有阶层意义的炫耀性满足感，以使收入的效用最大化（贝克尔，1987: 9～10）。

2．数据介绍

本文使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调查的2013年CAS数据。该数据采用随机抽样法在全国采集了10206个案例的资料，其间详细询问了每一案例的阶层归属、收入与消费资料，对一个家庭的饮食、衣着、水电费、房租、赡养费、红白喜事、教育、旅游、卫生、娱乐、家用电器、房屋按揭、通信费、交通费等进行了区分登录，使研究者可以分析被访对象的消费结构。

3．研究方法

在消费社会学研究中，有人会以消费的具体商品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阶层的消费差异、消费偏好与消费趋势。也有人会从货币化的消费支出上发现不同阶层的实际消费额度，以此分析消费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笔者在这里，主要以货币化的消费支出作为分析对象，考察不同阶层的实际消费状况。通过对平均消费倾向的分析展示消费与收入的关系，通过对边际消费倾向的分析展示收入增长对消费增长可能带来的弹性变化，并从阶层分析的视角提出政策性建议。

4．主要变量介绍

第一，在操作性概念中，笔者以被访的阶层代表家庭的阶层。有研究认为个人的阶层并不能代表家庭的阶层，但提不出替代方案。同时也有更多的研究发现，父亲的阶层地位会正向影响子女的阶层地位；丈夫的阶层地位与妻子的阶层地位高度相关。于此，笔者将被访问对象，依据其在工作中的职业地位（是否属于业主阶层）、工作岗位的技术需要程度、工作中的权力支配关系等，将其划分为业主阶层、新中产阶层、老中产阶层、工人阶层与农民阶层。

业主阶层主要指那些不仅自己参加劳动，还雇用了他人为自己的企业工作的阶层。这个阶层中又可以划分出大业主阶层（雇佣人数超过8人的阶层）和小业主阶层（雇佣人数在7人及以下的阶层）。但由于人数相对较少，笔者在这里将大业主阶层和小业主阶层统一合并为业主阶层。

中产阶层可以分类为新中产阶层和老中产阶层。在阶层分析中，有些人区分，也有些人经常不区分新老中产阶层。但在学理上，之所以要将中产阶层区分为新中产阶层（指受雇人员中的白领阶层）和老中产阶层（指各种类型的自雇阶层），是因为阶层出身、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环境都存在很大区别。笔者在这里区分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其消费水平存在差异。

工人阶层，即受雇于各类企业中的蓝领劳动者。这个阶层既包括了半技术半体力劳动阶层，也包括了主要依靠体力挣工资的蓝领劳动者。

农民阶层，即主要以农牧养殖业为生的家庭种植农，也即主要以家庭承包经营制为制度基础而种植自己家承包地的农民。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如果被访者属于农场主的雇佣工人，在分析中就将其并入工人阶层；如果是农场主本人并雇用农业工人为其劳动，则将其并入业主阶层。

第二，在消费中，将家庭人均饮食、衣着、水电、住房、医疗、赡养及红白喜事的支出等定义为满足家庭成员基本需求的消费，即生存性消费。将家庭中人均教育、旅游、娱乐、家电、通信、交通等开支定义为满足自身及家庭成员未来发展需要的消费，即发展性消费。如果不计消费品的品牌，而从支出结构这一维度去考量生活质量的改善问题，无疑，教育、旅游、娱乐、家电、通信、交通等消费，就更具有积极的预示未来发展的意义。一个家庭在总体上会先支出生存性消费，再考虑支出发展性消费的额度。

在分析消费这个变量时，将消费支出定义为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平均消费倾向指一个家庭的当期支出占当期收入的比例。边际消费倾向指一个家庭的当期消费支出与家庭当期收入的弹性变化状况。笔者先用初始模型分析各阶层总体意义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然后用扩展模型分别分析各阶层对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