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经济起飞阶段到新成长阶段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正好经历了30年，人均GDP在这一年首次超过3000美元。从各种发展的迹象来看，笔者觉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质上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全不同于此前30年的基本特征，即经济起飞阶段的特征。也就是说从那时起，笔者就认为中国已经跨越了经济起飞阶段。

那么，在经济起飞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什么发展阶段呢？当然，按照中国制定的自身发展目标，也可以说是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这是对2000年到2020年发展阶段的概括。但这种表述不太容易进行国际比较，换句话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与国际上达成共识的“经济起飞阶段”是什么关系呢？

“经济起飞阶段”的概念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W. W. Rostow）于1960年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提出的，他把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成长分为五个阶段，后来又增加到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超越大众消费阶段。但实际上，对于多数发展阶段，罗斯托只是描述，并没有太严格地界定。他比较深入研究和界定的就是经济起飞阶段。他认为，起飞是突破经济的传统状态，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较高的积累率，积累占到国民收入的10%以上；二是要有起飞的现代工业主导部门；三是实现制度变革，建立能保证现代部门扩张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西方国家中，英国在18世纪的最后20年实现了起飞，法国和美国在1860年以前的几十年实现了起飞，德国在1850～1875年实现了起飞，日本在19世纪最后25年实现了起飞。也就是说，这些国家都用20～30年的时间完成了经济起飞。也可以看出，罗斯托所说的经济起飞，大体相当于基本实现工业化。罗斯托给出了一些经济起飞的具体指标，他在这方面的理论后来也被称为“罗斯托起飞模型”（rostovian take-off mode）。但罗斯托所说的其他发展阶段，多数都被忘记了，“大众消费阶段”虽然经常被媒体提及，但始终未成为一种理论。

笔者在改革开放以后，比较早地用“社会转型”来概括中国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即中国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社会转型，也就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一般所经历的工业化、城镇化的现代化过程。这是一种常识性的理论概括，但在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候，这种概括提供了一种更长时期、更多维度的观察发展的视角。其假设是，即便经济体制改革完成，社会巨变也不会停滞，社会结构转型会成为一种不同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更根本、更长远的社会变迁动力。这种前传统-现代的长时期概括也有缺陷，就是没有细致的阶段性划分，难以形成具有操作性的定义，无法直接用于对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具体分析。所以，为了具体分析中国发展出现的阶段性变化，需要在起飞阶段之后，有一种新的阶段概括，笔者最后选择了“新成长阶段”这个概念。

2009年年底，笔者在撰写《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时，用了“中国进入发展的新成长阶段”的标题。当时概括出“新成长阶段”在六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工业化、城市化进入中期加速的新成长阶段，社会结构变迁进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新成长阶段，人民生活进入大众消费的新成长阶段，高等教育进入大众教育的新成长阶段，社会保障进入构建覆盖全民体系的新成长阶段，改革从主要是经济改革过渡到全面改革的新成长阶段。

此后，笔者一直在试图对“新成长阶段”做出更有说服力的概括，表明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阶段。2014年年底，笔者以“‘新常态’背景下的新成长阶段”为题，为《201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写了篇代序，概括出如下一些重大的阶段转折特征。

第一，城镇化发展的阶段转折。国际上城镇化的发展阶段，通常被分为人口向城市集中、郊区化、逆城镇化、再城镇化等几个阶段。我国城镇化水平从2011年开始超过50%, 2015年达到近56.1%。我国城镇化是一种加速型、跨越式的发展，一方面人口向城镇的集中还没有结束；另一方面城镇郊区化和逆城镇化的趋势已经出现。这预示着一种新的阶段的到来，虽然这些迹象还只是以农家休闲、乡村养老、城市人经营乡村第三产业等形式表现出来，但这是一种未来大潮的征兆。城镇郊区化、逆城镇化并非城镇化的倒退，而是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城乡一体化的提升，孕育着巨大的新的发展空间。虽然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恐怕很难单靠人口向大城市的集中解决城镇化问题，但估计我国城镇化要到2035年前后达到75%才会稳定下来。在这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结构变动弹性，应当因势利导，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这种新态势也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提出新要求，在城乡户籍分割的情况下，既要做好数以亿计的进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管理工作，也要做好城市人走入乡村休闲和经营的管理工作。

第二，就业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阶段转折。中国的失业率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上升，反映真实失业情况的城镇失业率调查，与统计口径有一定局限的城镇登记失业率非常接近，这在过去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时候是从未有过的，是一种意外的惊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时候，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企业却很担心春节农民工返乡之后不再回来，这在过去几十年经济周期变动中没有发生过。这主要是三个因素促成的：第一个因素是政府大力促进新增就业的措施发挥了作用，2014年新增就业岗位1000多万个；第二个因素是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就业拉动作用，服务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大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如北京的快递服务业和汽车代驾服务业这种新业态的就业岗位大幅度增加；第三个因素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和劳动力人口总量都已开始下降，未来我国甚至会出现比较突出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理论上测算的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普遍老龄化和年龄匹配，已难以转移成有效的工业劳动力供给。中国的就业政策选择必须高度关注这一新的变化趋势，适应劳动力工资成本上升的新态势，加大劳动力的培训，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作为效率提高的新增长点，在这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潜力。就业关乎民生，在当前就业严峻局面缓解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掉以轻心，需要下大力气促就业、促创业，特别是做好大学生就业、产能压缩消化企业的职工安置、困难中小企业的职工再就业工作。社会治理工作仍然需要把帮助失业、待业人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抓实抓好。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诉求不断提高，劳动关系争议事件数量呈上升态势，要进一步疏通社会调解和依法治理的渠道。

第三，收入分配变化的阶段转折。改革开放以来，在拉开收入差距、提高经济效益的政策取向和市场经济本身规律的双重作用下，收入差距总体上呈一路扩大的态势。这种态势到2008年达到顶点，基尼系数为0.491。此后至2014年，基尼系数开始缓慢回落。这得益于三个因素：一是城乡差距开始缩小，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已经连续4年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二是区域差距得到控制，相对发展滞后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连续近10年快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三是大规模减贫取得明显成效。在目前的世界大国中，美国、俄罗斯、印度等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只有中国和巴西出现了转折。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为通过增加消费拉动经济和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但目前我国在国际比较中收入差距仍然过大，这不仅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和公平正义的发展目标的实现，也成为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必须下大力气进行治理。

第四，职业结构变动的阶段转折。2015年，我国经济产出总量中，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50%，达到50.5%，这是我国即将从工业化中期转入工业化后期的重大标志。由于服务业的就业弹性高于工业更高于农业，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也会深刻地反映到职业结构的变动中。或者说，我国或将开始一个新的职业结构阶段，即所谓的“白领时代”，“白领时代”指在全部从业人员当中，白领从业人员占到多数。西方国家一些有争议但备受关注的议题如“大众消费时代”“中产阶层”等都是在这个阶段被提出的。“中产阶层”的形成，一方面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和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一个多样性、个性化时代的到来，社会治理将面临新的局面。

第五，居民生活消费的阶段转折。21世纪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连续十几年都呈下降态势，但近年来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强劲。2015年，我国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增长推动力量。虽然我国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但以多样性、个性化为特征的大众消费方兴未艾，特别是通信、休闲、旅游、养老、家政、医疗、教育、健身、网购等新型大众消费快速发展。人们对健康、食品安全、水和空气的清洁、满意度、幸福感等生活质量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大众消费时代也日益产生“消费主义”偏向，“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社会浮夸之风盛行，一旦出现经济紧缩，极易产生社会满意度下降和相对剥夺感，这是在社会治理中值得警惕的问题。

第六，老龄化过程的阶段转折。截至2014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的全球性难题，而我国将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老年人群体，现在每天有2.5万人进入老年。我国老龄化的特点是，不仅数量庞大，而且速度快，年轻人向城市集中，使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我国老龄化给养老提出新要求，在家庭结构迅速小型化的背景下，家庭养老的传统机制受到威胁，因此社会养老安全网的建设更加重要。规模化的集中养老毕竟是少数，居家分散养老仍将是普遍形式，社区老年人的餐饮、医护、照料、紧急呼救等社会服务亟须发展。这些都需要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

这些阶段转折特征，一方面说明，在经济增长告别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后，社会巨变并没有停滞，我国仍有很大的结构变动弹性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说明，我国当前的发展遇到一系列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新问题、新挑战，需要有应对的新战略、新政策、新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