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治和经济环境

一 分裂动荡的政治

从220年曹丕建魏代汉，到589年隋朝灭陈完成统一，其间三百七十年历史，被称为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在经历了秦汉的大一统之后，又一个大分裂、大动荡和大变革时期。分裂、割据和动荡是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的基本面貌。

早在三国鼎立之前，东汉政权就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名存实亡。各大军阀之间分裂割据，混战不已。北方的曹操、蜀汉的刘备和江东的孙权三个统治集团，经过各自努力逐渐形成了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取代曹氏而起的西晋司马氏政权在两代人的努力之下，于太康元年（280年）消灭吴国，完成了南北统一。但是，仅十年之后，西晋王朝就因王权内斗，很快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先是“八王之乱”，骨肉相残，权力更迭；继之是“五胡乱华”，少数民族政权竞相逐鹿中原，干戈相向。建兴四年（316年）十月，晋愍帝司马邺在出降匈奴族统治者刘曜后，被杀身亡，西晋正式灭亡。气数殆尽的西晋统治者先后南下，拥立晋元帝司马睿，建立偏安一隅的东晋政权。由此，国家再次陷入南北分裂之中。

在江南士族拥立下建立的东晋政权，由于统治者无能，政治腐败，自建立之日起就内忧外患不断。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东晋政权就气数殆尽，于永初元年（420年）被刘裕所建立的刘宋政权所替代，是谓南朝。与东晋遥相呼应的北方，并不比南方好到哪里去。少数民族统治者在北方战乱不已，相互吞并，政权更迭不断，社会动荡不已，史称十六国时期。

代东晋而起的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也是政权更迭频繁，令人目不暇接。时间最长的刘宋王权，从永初元年（420年）刘裕称帝到建元元年（479年）灭亡，统治时间只有六十年；时间最短的萧齐政权，从建元元年（479年）萧道成称帝，到齐中兴二年（502年）灭亡，统治时间仅二十三年。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言：“南朝是一个朝代不断更迭的历史时期。刘宋六十年，南齐只有二十三年，梁朝五十五年，陈朝三十二年，仿佛走马灯，以相似的手段夺取政权，又以相似的手段交出政权。”与南朝相对应的北方，同样是干戈相向，政权更迭不已。先后经历了北魏、北齐、北周等诸多政权，直到开皇九年（589年），隋朝灭陈，南北实现统一。屈指算来，在魏晋南北朝三百七十年的历史中，只有西晋不过三十余年的统一，其余三百多年整个国家都处于分裂之中。因此，大分裂、大动荡、大割据，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基本的政治现实。

大分裂、大动荡、大割据的政治状况，让普通百姓饱受其苦，深受其害。建安时期，曹操曾在其诗《蒿里行》中写道：“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诗歌前五句是对当时政局动荡、群雄割据、战火不已的生动写照，后三句则是对割据动荡所造成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状况的逼真摹写。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更是令民不聊生，生灵涂炭。例如：赵王伦之乱，《晋书》记载“自兵兴六十余日，战所杀害仅十万人”；长沙王乂前后攻破成都王颍，“斩获六七万人”；河间王颙和成都王颍战于新安，“道路死者不可胜数”。“五胡乱华”中，永嘉五年（311年）六月，刘曜、王弥、石勒同寇洛川，王师败绩，不仅晋怀帝司马炽蒙尘，且“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建兴五年（317年），晋愍帝司马邺为刘聪所害。《晋书》在总结当时社会状况时这样说：“帝之继皇统也，属永嘉之乱，天下崩离，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众唯一旅，公私有车四乘，器械多阙，运馈不继。”其实，早在建兴四年（316年）春冬天十月，“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太半”，晋愍帝只能以面饼、稀粥为食，而且把这些都吃完了。皇帝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状况更是可想而知。不仅普通百姓饱受动荡、战乱之苦，士人阶层在这样一个变乱不已的环境中也深受影响。他们的思想、心态、价值取向和此前有汉一代相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这种变化，不可能不影响到他们所从事的书籍编辑活动。新的编辑思想、编辑思潮、编辑风格开始出现，并形成这个时代所独有的特色、风貌和倾向。

二 缓慢发展的经济

大分裂、大动荡、大割据的社会现实，不仅造成了国家分裂，社会动乱，导致民不聊生，生灵涂炭，而且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大量百姓或死于兵燹，或终于疫病，或丧于饥荒，无暇顾及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粮食严重匮乏，很多地方出现“民人相食”的现象。《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说：“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以及之后的“五胡乱华”更是让民不聊生，百业荒废，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史书中说：“及惠帝之后，政教凌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在十六国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是战争频仍，兵火不断。据史书记载，后凉吕隆被沮渠蒙逊围攻时，谷价高涨，斗直钱五千文，以至人吃人，饿死者十多万人。由以上几个事例，可以管窥当时社会生产遭到破坏的情况。

动荡的社会现实，还孕育着变革和发展，有着不同寻常的另外一面。动荡在给老百姓带来苦难的同时，加强了南北之间、各民族之间的紧密联系，促进了彼此之间的融合、融通。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一方面是南北融合得到加强，加快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在南北分裂的过程中，由于北方战乱不断，南方相对稳定，因此北方人民“奔迸流移”，大量南迁。这样就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开发。另一方面是民族之间的融合，促进了彼此的进步。在分裂、割据的过程中，各民族之间交往频繁、杂居相处，相互学习。尤其是内迁的少数民族积极地学习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制度文化，实行“汉化”政策，有效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进步。例如，北魏孝文帝在掌握政权之后，就进行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习俗等在内的一系列的“汉化”改革。这些政策既缓解了社会矛盾，又加强了民族融合，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在魏晋南北朝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些英明的统治者也在不断地采取各种措施，重视农业生产，发展手工业，促进社会经济恢复发展。比如三国时期的曹操，实行屯田政策，重视农业生产，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再如统一北方的前秦苻坚也强调以农业为本，劝课农桑。史书记载：“坚以境内旱，课百姓区种。惧岁不登，省节谷帛之费，大官后宫，减常度二等，百僚之秩，以次降之。”重视农业和轻徭薄赋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调动了老百姓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从总体上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经济在遭受严重破坏的同时，还在缓慢地发展，并呈现出新的特点。比如，庄园经济比较发达。这些构成了当时士人阶层活动的经济基础，他们的文化活动、生活方式、思想倾向，则无不与这种经济形式关系甚大。作为一种最基本的文化生活，书籍的编辑活动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