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言：中国情感人类学研究的力作

景军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羡慕嫉妒恨：一个关于财富观的人类学研究》，源于张慧女士2010年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的人类学博士论文。在前往伦敦学习之前，她曾在清华大学社会系攻读硕士学位，毕业时完成的硕士论文题目是中国艾滋病感染者遭受的歧视问题，属于一个弱势群体面临社会排斥的话题。在她的博士论文中，张慧将笔锋转向中国一小部分人的财富集聚积累引发的民众情绪问题。在博士论文基础之上，张慧在这本书中更为清晰地辨析了不同类别的中国富裕人群和致富手段，将暴发户和民众对暴发户的态度继续作为分析重点。

此书一开头就提出了两个涉及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变迁带来的重大问题。一是部分普通人何以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为身价百千万倍的富翁？二是未能成为富翁的多数人如何看待从相对贫困转为暴富的少数人？在这两个问题之间，张慧将笔墨较多地用于了对第二个问题的阐释。

张慧对暴富与嫉妒的研究扎根于坚实的田野调查提供的日常观察和深入访谈机会，调查地点包括华北地区三个临近村落，每个村子在不同程度上受益于铁矿开发带来的致富机遇，但在短时间内变为暴富者的村民仍为少数。她从事的实地调查从2006年10月开始，到2007年9月结束；之后，她在2008年夏天完成短期回访调查，获得了补充材料。

在上述这三个村落中，一部分当地人得以短期暴富的手段大致分为三种。一是铁矿石价格较低时就承包了小铁矿，开始好似无大利可图，但大矿被发现后，小铁矿被入驻的大型采矿公司收购，有些可以卖出几百万元的好价钱。二是私人合作开采矿石，在矿产公司进驻之前开采山上裸露出的矿石，卖给矿石加工厂，在铁矿石的价格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收入也比较可观。三是征地赔款，因为矿业公司一般需要占用一定规模的土地修建车间或尾矿库，因此有些农户能够利用征地机会谈下几百万元的补偿款，但需要不断讨价还价，变通关系，软硬兼施。

由此可见，矿山开发带来的暴富机遇绝非均等，否则就没有暴富可言。张慧还特别指出，农户财富的多寡是一个相对概念，即便一夜爆发得来的钱财也要被纳入地方世界的人际关系、致富手段以及暴富者人缘的考虑之中，才能区别出他者的反应是羡慕的心态，还是嫉妒情感，或是憎恨的立场。不同维度的道德判断在三者之间衍生而出，最受谴责的暴发户当属为富不仁之流。张慧继而提醒读者，嫉妒带来的敌意，古来有之；在很多社会中，巫术屡屡作为嫉妒者试图教训被嫉妒者的媒介，例如用稻草人作为敌对者的象征，刀砍针扎，百般诅咒，以泄私愤。

在张慧调查期间，用巫术手段表达嫉妒之心的事例并没有发生，流言蜚语反而是承载嫉妒心态的主要手段。由于普通村民对暴富者的态度带有着均贫富的期待，各种舆论方式的使用迫使着暴富者在地方公共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财务责任。例如，每年春节，村民组成秧歌队演出，庆贺佳节，舞唱于庭，其乐融融，除在村内演出，还会专门到铁矿工厂表演，心知肚明的矿山老板们不得不用数额可观的现金答谢，否则吸引众人围观的秧歌表演会变为怨言沸动的声讨大会。

自从采矿业繁荣起来后，财富的增多带给村里的一个较大的日常生活变化就是赌资和赌博规模的急速增长。赌博加剧的背后是人们金钱观的锐变。在不能依靠铁矿开发一夜暴富的人们中，一部分人试图靠赌博暴富，将辛苦耕种挣钱的观念视为落伍。又由于在矿业赚钱好似赌博挣钱一样迅速且数额惊人，部分村民似乎更不在乎赌博的输赢，在茶余饭后不断谈论。对那些急于发财却不能把手伸到矿业生意的人们而言，赌博提供了一个体验点石成金的机缘。

当人们不断吹嘘在赌博中赢了多少或输了多少时，赢家和输家位置的反复交替，好似暗示着财富不断的易手，由此产生出“没福坐不住”的民间说辞。据张慧介绍，当地村民常说“没有那么大的福，就托不住那么大的财”。她认为此话至少有两层意思。第一是无论多接近，财富最后也会擦肩而过；第二是一夜暴富却可能成灾，暴富者甚至可能死于非命。所以，暴富是一把双刃剑，不能暴富是没有福气，但暴富之后没机会享用所得财富更是没有福运的标志。

与既往有关中国人“福运命”的研究相比，张慧更加关注了通过开矿获得的巨额财富的非正规性和不可预测性。在采矿中得到的巨额财富很可能仅为一次性，有可能是非法、违规的或违背民间惯习的个人运气。同时，采矿暴富伴随着意外死亡风险。这一切为采矿暴富的结果增加了相当的不确定性和神秘性。矿山管理制度的不完善以及与世界市场联系的铁矿价格的巨大波动，更增加了村民在面对选择时的不确定感。胡打乱闹的人们反而来钱快，老实干活的人们却永远挣不来大钱。在这一认知和现实互动之中，福命观和相关话语不仅可以用来解释自身或他人的成功或失败，也是应对紧张人际关系的缓和剂。

在这本书的几个段落中，张慧将其著作视为情感研究之一种，因为她处理的问题毕竟围绕着一个带有强烈情绪和丰富情感的集体心态。在她调查的村落中，财富的悬殊所导致的情绪波动充斥着不断交错变化的爱与恨、喜与悲、快感与焦虑、亢奋与失落。诸如此类的情感表达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制约力，注入着道德判断的锐利，也反映着暴富者对公共舆论的敏感。为此，张慧专门批判了一些西方学者认定中国农民的情绪和情感不会产生正式社会影响的错误论断。

我本人反倒认为，张慧做出的特殊学术贡献更在于将一个老生常谈的社会科学命题放入一个非同一般的视角加以分析。也就是说，社会平等与不平等或社会公正与不公正问题属于社会科学界古老的命题之一，从马克思到韦伯到众多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或政治因素在左右着社会不平等或不公正的问题被反复不断地提出来讨论。而在张慧的细腻文笔之中，对这一命题的讨论竟然是从有关财富和嫉妒的关系问题展开并终结，结果是一个古老的命题顿然之间获得新生。就此而言，她的著作令人耳目一新，为之一振。

张慧为读者做出的财富观分析来自对生活的直接观察，而不是社会分层统计方法通常呈现出的刻板社会图景。在她的笔下，多重的态度、多样的情绪、复杂的情感，不断围绕着财富问题旋转变动。由于分析细致入微，并非武断绝然，而且否定了二元对立的分析法，一个多彩的社会生活光谱逐渐呈现在她的叙述和分析之中。光谱的一边是人们对财富的向往，另一边是人们对财富的反思；光谱的中间地带则是光点逐步变化且有层次的色调。如此巧妙的分析和表述使得张慧的著作能够准确地将当代中国公民面对财富问题的复杂心态呈现在读者面前。

从张慧女士在这本书展示的学术修养可以看出她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修炼。这所学校先后培养出数名后来成为著名或资深人类学家的华裔博士生。这些学者当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撰写的博士论文先后包括：《开弦弓：一个中国乡村的经济生活》（费孝通，1938年）；《一个北方中国家庭的运作》（许烺光，1940年）；《云南缅甸边境掸邦的宗教崇拜和社会结构》（田汝康，1948年），《台湾布农族的转变与宗教改变》（黄应贵，1988年）；《小米雨纷落的天空与夜晚游荡哀号的鬼魂：中国书法之人类学研究》（颜月萍，2000年）；《当代中国上海的道士的教育》（杨德睿，2008年）。如前所述，张慧女士博士论文也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完成的，如此经历，大福大运也，化为此书，自然而然也，我在此对她表示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