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献记载与碑石柱木刻记中的发现

一 汉文文献中有关西夏建筑的记载

（一）西夏立国前的建筑活动

1．党项人的幕梁毡帐和栅栏

汉文文献记载较早的是《隋书·党项传》:“党项羌者……织犛牛尾及羯毛以为屋。”《旧唐书·党项羌传》：党项“俗皆土著，居有栋宇，其屋织犛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新唐书·党项传》:“党项……土著，有栋宇，织犛尾、羊毛覆屋，岁一易。”《新五代史》:“党项，其俗皆土屋，居有栋宇，织毛罽以覆之。”《宋史·夏国传》:“其民一家号一帐……兵三人同一幕梁。”幕梁，即织毛为幕，以木为梁架。有梁架的帐篷为藏式帐篷。

以上史书记载了党项羌在以游牧为主的生产、生活状态下的居住状况，是适应高原草原“逐水草而居”的民居建筑，以长方形木构架撑起毡帐，以牛毛绳在地面固定。它的特点是：防水、保暖、防腐、轻便、有弹性，易于安装与拆卸，适应逐水草而居的搬迁生活。这些记载反映了唐、五代时期党项羌族迁徙至今甘肃东部庆阳及陕北过程中的民居建筑形态。这种集幕梁毡帐与栅栏围族而居的习俗，作为一种民族文化传承，保留至西夏立国后（图1-1）。

2．党项人构筑砖木建筑

西夏王族先祖拓跋思恭为唐朝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自公元881年被唐朝封为定难军节度使，驻夏州，至公元982年李继迁举族反宋，党项平夏部长期盘踞夏州。夏州城本为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所建大夏国的都城，其城墙以“蒸土筑之”。据唐营缮法令，节度使住衙署，缺位时推其子弟为留后，行使职权，仍住在衙署。五代沿置。宋虽虚衔，其待遇同朝廷宗室近戚，所居官邸为府署级别。拓跋氏头领自唐至宋一直被中原王朝封为统治一方的地方官吏，所居官邸属于中原形制建筑，前衙后寝，有院墙的封闭院落，均是前代之物，稍加修缮继续使用。到了北宋初期，党项族中一些有地位、有官职的贵族也住上了瓦房，“民居皆立屋，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俗皆土屋，唯有命者，得以覆瓦”。

从隋唐经五代至宋，经过300年游牧迁徙，到一部分游牧民定居从事农业的过程中，党项羌的民居也有一个从毡帐到立屋的逐步演变过程。尤其作为统治豪酋的一些有爵位和官位的贵族，他们所居的房子是木构架建筑，屋顶是起脊覆瓦的。唐宋的建筑形制直接影响了党项政权的官式建筑。这反映出党项人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社会封建化的文明程度。

（二）西夏立国过程中的建筑活动

清戴锡章《西夏纪》载有一段宋咸平六年（1003年）李继迁与其弟谋划从银夏之地迁都西平（灵州）的对话：

初，保吉居夏州，修复寝庙，抚绥宗党，举族以安。及得灵武，爱其山川形胜，谋徙都之，弟继瑗言：“银、夏系累世经营，祖宗灵爽，实式凭之。今恢复未久，遽而迁弃，恐扰众心。”保吉曰：“从古成大事者，不计苟安；立大功者，不徇庸众。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若缮城浚壕，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中将莫知所备。且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岂平夏偏隅可限哉？”遂令继瑗与牙将李知白等督众立宗庙，置官衙，挈宗族建都焉。

这段文字是史书中关于西夏建都准备立国的最早记载。李继迁喜灵州人“习华风”“尚礼好学”，而“城壕”“宗庙”“官衙”等，都是中原官式建筑的特定称谓，显然李继迁在灵州营建的都城是仿照中原建筑规制而兴建的。

《宋史·夏国传》记载，1021年李德明欲立国而于怀远建都时，即“号令补属，宫室旌旗，一疑王者。每朝廷使至，则搬宫殿题榜于庑下。使始出饯馆，已更赭袍，鸣鞘皷，吹导还宫，殊无畏避”。可见李德明从宫室营建到制度礼仪都已有“僭帝”行为。此前统和二十八年（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李德明受封契丹“夏国王”后，在今陕西横山“役民夫数万于鏊子山大起宫室，绵延二十余里，颇极壮丽”。（图1-2）西夏银州城出土约高18厘米、方径边长75厘米，上有高5厘米直径55厘米的一通石础，推测石础上立柱直径不会少于50厘米。从石础推测该建筑规模之大。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载：

保吉（即李继迁，宋赐姓赵，文献记其名为赵保吉）取灵州时，尽逐居民城外，遂皆徙依怀远。德明以龙见之祥，思都其地，谋之于众。佥曰：“西平土俗淳厚，然地居四塞，我可以住，彼可以来，不若怀远，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障蔽，形势便利，洵万世之业也。况屡现休征，神人允协，急宜卜筑新都，以承天命。”德明善之，遣贺承珍督役夫，北渡河城之，构门阙、宫殿及宗社、籍田，号为兴州，遂定都焉。

此段文字，记载了李德明在兴州所建都城，有城门阙、城内有宫殿、宗庙、祭坛等。

天禧元年（1017年），有司天官报说有龙见于贺兰山温泉之间，德明以为瑞气显象，派遣官员赴山间祀之，为迁都制造舆论。天禧四年（1020年）冬十一月，将新筑好的怀远城定名为兴州。明道元年（1032年）冬德明薨，太子李元昊改元显道元年，称于国中；五月升兴州为兴庆府，遂立官制，广宫城，营殿宇昭示天下。自此至西夏灭亡，西夏一直以兴庆府为都城。

《西夏书事》卷八载：“景德元年（1004年）春正月，保吉卒。……秋七月，葬保吉于贺兰山，在山西南麓。宝元中（1038～1040年）元昊称帝，号为裕陵。”卷九载：“明道元年（1032年）……冬十月，夏王赵德明卒，年五十一……葬于嘉陵，在贺兰山，元昊称帝所追号。”卷十八载李元昊称帝后多次修建离宫和佛寺：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年）在天都山建南牟宫，“内建七殿，府库、官舍皆备”；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大役丁夫数万，于山（贺兰山）之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屠，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

李元昊时期的建筑种类繁多，有帝陵、离宫、佛寺、府库、官舍、高台、楼阁、佛塔等。

明朝初期朱元璋十六子庆靖王朱栴藩镇宁夏时尚能看到一些西夏遗迹。如明宣德《宁夏志·古迹》中描述：“元昊宫室在西古城内”,“李王避暑宫，在贺兰山拜寺口南之巅极高处。宫墙尚存，构木为台，年深崩摧。洪武间，朽木中铁钉长一二尺者往往有之，人时有拾得者”；在《宁夏志·寺观》中又记载“承天寺，在西古城内”。朱栴所记贺兰山拜寺口南的李王避暑宫有“构木为台”的高台建筑。在莫高窟的壁画中有画像保留（图1-3）。明代胡汝砺撰《弘治宁夏新志》又转写。管律编《嘉靖宁夏新志》卷二载：“……避暑宫，贺兰山拜寺口南山之巅，伪夏元昊建此避暑，遗址尚存，人于朽木中尝有拾铁然长一二尺者。”

清代金城修乾隆《宁夏府志》载：“元昊故宫，在贺兰山东，有遗迹。又振武门内，有元昊避暑宫，明洪武初遗址尚存，后改为清宁观。广武西大佛寺口，迹有元昊避暑宫。”据《嘉靖宁夏新志》载，位于宁夏中宁县鸣沙州的安庆寺永寿塔“相传建于谅祚之时”；清钟庚起修纂《甘州府志》卷十三载，西夏永安元年（1098年）嵬咩思能国师主持在甘州修建迦叶如来寺，并在寺中建弥陀千佛塔，永安二年梁太后卒，崇宗乾顺“辄供佛，为母祈福”，贞观三年（1103年），赐寺额“卧佛”。

虽然明清旧志中关于西夏建筑的记载都只有寥寥数语，没有记载西夏建筑的具体形态，但字里行间反映出西夏都城、宫城、宫殿、寺庙、佛塔、道观等官式建筑主要传承中原王朝的木构架大屋顶建筑传统。

总之，汉文文献记载中已将西夏各类官式建筑宫殿、衙署、府库、宗庙、佛寺、陵墓、都城、门阙及其具体建筑如高台、楼阁、佛塔等一一点到，为我们研究西夏建筑提供了文献记载的依据。

西夏立国后，其疆域包括今宁夏全境，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和内蒙古、新疆的一小部分。该地区包括了丝绸之路核心区——河西走廊，州府、县衙分布密集，汉、唐以来的各式建筑对该地区均有影响，西夏或直接占领，或重修、新建。西夏所营造的宫殿、庙宇沿袭的是中原传统的土木结构建筑体系。

二 西夏文文献中有关西夏建筑的记载

（一）西夏文建筑词汇

西夏文字典、法令、谚语等文献中关于西夏建筑术语的记载有很多。现将西夏文《文海》《杂字》《番汉合时掌中珠》《圣立义海》《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西夏谚语》等文献中记载的有关建筑词汇列表如表1-1：

据表1-1, 1-2列表西夏文建筑词汇中，有关官式建筑的名词不少。其中除神庙、佛殿、皇城、寺庙、坛、陵、宫室等是表达整座官式建筑外，陛阶、斗栱、琉璃、硃等，是宫殿建筑构件、材料的专用名词。毡帐、人字梁、圆柱、窝棚、栅栏、门、土坯等是一般民居建筑名词。下面列举一组西夏文词汇中出现的中国传统木构架建筑结构有关部件或部位的术语作简单介绍。

（陛阶）。陛阶是皇室宫殿建筑上的专用名词。陛即阶，或是通向高台基台面的踏步，或是宫殿室内通向皇帝宝座较高“地平”的台阶。陛阶包括踏跺级数、陛石雕饰、望柱雕饰等。宋代喻皓在《木经》中写道：“阶级有峻、平、慢三等，宫中则以御辇为法。”宋《营造法式》规定：“造踏道之制……每阶高一尺作二踏，每踏厚五寸，广一尺。”陛阶的营造都有具体规定。宫中的台阶还应有踏跺的垂带石，是设在踏跺石两端的斜置石板，西夏文佛经版画《梁皇宝忏图》中宫殿地面通向皇帝宝座“地平”的台阶是单出陛，两边的垂带石有纹饰，或是石质浮雕，或是模印方砖。因此，“”是专指皇帝御殿建筑结构的名称。据《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献殿南北有“斜坡慢道”,“用黄土夯筑成，外表包砌的建筑材料均无遗存，仅在南慢道东侧，发现三块凌乱的大型方砖，这些砖应铺在慢道两侧，作为副子”,副子就是垂带石。因此西夏陵献殿的斜坡慢道也是陛阶的一种方式。

（斗栱）。斗栱是中国宫殿式建筑最具特色的建筑部件，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古典宫殿建筑的象征。斗栱是靠榫卯将一组小木构件相互叠压组合形成的。横向和纵向的水平构件称“栱”，位于栱之间负责承托连接各层栱的方形构件称“斗”。

（栏枙、栏额、阑额或额枋）。卯在檐柱内，承托斗栱，斗栱一组（一斗三升），层层向外悬跳，使外檐向外距离增大，檐下回廊宽敞。斗栱的功能是向外跳出较多的屋檐，向内承托天花板，是宫殿建筑重要的组成部分。唐宋建筑以横梁和纵向柱头枋穿插交织，组成井字形复合梁，保持屋顶柱网的稳定。从宋代开始，柱头之间使用额枋（），使斗栱变得轻巧，结构作用变小，装饰作用突显。西夏建筑词汇中的“”，说明在西夏官式建筑宫殿建筑构件中的斗栱，已成为结构上可有可无的装饰，承重的是额枋，但斗栱仍是最高级别宫殿建筑的标志性构件。

（石顶）。即柱顶石，属于台基的建筑构件。台基的高低是建筑等级的标志，以高为贵。台基的高低影响柱顶石的大小高低。现存张掖大佛寺檐柱下的柱顶石形制与西夏建筑形制有关（见本书217页图3-26）。

（琉璃）。即屋顶琉璃瓦等构件，是官式建筑中宫殿建筑屋顶瓦作筑脊，覆盖屋面，显示建筑等级的标志性构件。琉璃瓦自北魏宫殿建筑开始使用，发展到唐宋仍然是高级别建筑才能使用的专用构件。宋代和元代描绘北宋建筑的界画中，宫殿的屋顶大量使用绿琉璃，金代壁画中的宫殿屋面有绿、蓝、金色，出土的西夏时期琉璃大多是绿色，还有少量褐、白陶釉饰件（见《西夏艺术·建筑装饰》）。《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佛殿、寺庙的建筑材料可与皇宫的建筑材料的质地、颜色、规格等相同，其他官民不许装饰。现出土的绿琉璃建筑构件或在寺庙或在王陵或在离宫等遗址，与西夏律令相吻。

（硃）。即丹砂、辰砂，大红色。木构架建筑易腐朽，髹漆涂之可得到保护。《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大朱是皇宫建筑中所用的颜色。在《西夏陵三号陵——地面遗迹保护性发掘报告》中，在献殿和塔式陵台的周围地面都有赭红色墙皮发现，赭红是“大朱”的衍变，是红色的一种。因此，西夏文建筑词汇中的朱色是皇家用的颜色，被编入《番汉合时掌中珠》双语词典，特别强调在建筑装饰中朱色为皇家专用色，以免臣民触犯律令而受到惩罚。

西夏文建筑词汇中还有营造法式中木架构装饰部件等专业术语，如“圆柱”“椽榫”等，不再一一介绍。以上说明汉唐以来中原传统的木构架建筑，在西夏建筑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在官式建筑中广泛使用。

中国古代建筑，从择地选址、建筑布局、院落组合，到单体建筑的开间数、构件、屋脊造型、细部装饰，都有固定的营造法式，至宋代已成熟形成法则，台基、立柱、举架、屋顶装饰、装修与彩绘等都有一定等级规范，并形成固定的专门术语。西夏承袭了唐宋之际成熟的营造理论和实践操作流程，透过西夏文献、史志与法典中记载的建筑专业术语体现与反映了唐宋建筑传统在西夏的传承。

在西夏文文献《新集锦成对谚语》中，也有一些建筑词汇：“金楼玉殿皇帝坐”“帐室门间栓系马”“搭起帐篷如热何”“热上热设帐向南晒”“十级墓，应当没有头，峰头缺”“室内信女姑表害，靠门放石砖瓦灾”“坡头筑室，树下铺毡”“权贵堂门人凶恶，财主院中恶狗害”。谚语词汇中反映皇帝住“金楼玉殿”，权贵住有院落的厅堂，大部分人住的是帐室，仍然过游牧生活。

（二）西夏文法典文献的记载

西夏法律文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佛殿、寺庙之建筑材料可与皇宫建筑材料之质地、颜色、规格等相同，其他官民宅第不许装饰莲花图案，禁止使用大朱、大青、大绿。”“禁止诸官和百姓拥有蔚蓝色和白色宅第。其中某些房舍可用蓝色顶盖、白色底基。若违律，房舍只用蔚蓝和白色中一种者，应获罪；有官品者罚一马，庶民杖十三。”“禁止任何人建房用金饰，违律者……处罚。”“除寺庙、天坛、神庙、皇宫之外，任何一座官民宅第不准（装饰）莲花瓣图案，亦禁止用红、蓝、绿等色琉璃瓦作房盖，凡旧有（琉璃瓦）之房盖，均应除掉。若违律，不论官民，对其房舍新装成或旧有未除掉之琉璃瓦顶盖，则对罪犯罚金五缗，以奖赏举发者。所存装饰，应当除掉。”

从以上西夏法律条文可见，西夏建筑形制的伦理通过高度程式化的各种规定来落实，包括单体建筑的开间数和细部装饰，院落组群建筑的布局，都有固定的技术程式，营造的工艺也是规范化的。

中国古代的建筑规格是分等级的，每一个朝代都把建筑规格等级的划分作为建立尊卑贵贱封建秩序的必要措施，并且用典章制度明确规定下来。唐以来把建筑制度通过营缮法令和建筑法式相辅实施，对不同等级官署、宅第的规模和形制作了具体规定。西夏立国后延续了这个等级制度，并用法律的手段加以控制。

三 碑石、柱木刻记中有关西夏建筑的记载

在各地陆续发现的石刻、题记与西夏文经籍的序、跋、发愿文、题款等文献中，也发现了有关西夏佛教建筑活动十分活跃的记载。

1．《大夏国葬舍利碣》

明代《嘉靖宁夏新志》中存《大夏国葬舍利碣》碑录文，记载了西夏立国前两个月的大庆三年（1038年）八月十日，李元昊曾在兴庆府建“舍利连云之塔”“柰苑莲宫”。该碑明代后期佚。

2．《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轨》

该碑明代后期佚。《嘉靖宁夏新志》录有其文。碑文中称：西夏天佑垂圣元年（1050年），谅祚母后没藏氏在兴庆府“大崇精舍，中立浮屠”，起建承天寺，“顾命承天，册制临轩”，以保幼子登基，皇权永固。

3．《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

该碑俗称《西夏碑》（图1-4），保存在武威市博物馆。碑高250厘米，宽90厘米，厚30厘米。碑阳为汉字，碑额镌两身飞天，拱卫高48厘米、宽39厘米的篆额。

篆额“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12字，碑文26行，满行70字。碑阴为西夏文，额篆西夏文“敕赐感通塔之碑铭”8字，首行题“大白上国境凉州感通塔之碑铭”13字，共28行，满行65字。碑四周有残损。碑文书写者西夏文和汉文各有其人：“书番碑旌记典集令批浑嵬名遇，供写南北章表张政思书并篆额”。据碑文记述，十六国时前凉主张天赐（363～376年在位）王宫多灵瑞，有人说王宫为阿育王奉佛舍利塔故基之一，天锡遂舍宫建寺，就其地建塔。西夏占领河西、凉州，塔多感应。天祐民安三年（1092年）凉州大地震，塔倾斜，诏令修复，未及动工，塔又恢复原状。于是乾顺皇帝和梁太后发愿重修塔寺，于西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竣工，立碑以记帝后之功德。文中记述了重修后的寺塔外形和内外装修与装饰：“妙塔七节七等觉，严陵四面四阿治。木干覆瓦如飞鸟，金头玉柱安稳稳。七珍庄严如晃耀，诸色装饰殊调和。绕觉金光亮闪闪，壁画菩萨活生生。一院殿堂呈青雾，七级宝塔惜铁人。细线垂幡花簇簇，吉祥香炉明晃晃。法物种种俱放置，供具一一全已足。”护国寺是以塔为中心的封闭院落式殿堂建筑。

4．《黑水河桥敕碑》

黑水河桥敕碑是西夏乾祐七年（1176年）立于甘州（今张掖市）的石碑，现保存在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博物馆（图1-5）。碑高115厘米，宽70厘米，碑座是上下两层仰覆莲座，两面都有文字。碑阳刻汉文楷书13行，每行30字，文字清晰，文末署“大夏乾祐七年（1176年）岁次丙申九月二十五日立石”字样；碑阴刻藏文21列，半数以上漫漶不清。据碑文记载，西夏仁宗时期贤觉圣光菩萨（即贤觉帝师波罗显胜）在镇夷郡（甘州）境内的黑水河上兴建河桥，仁宗曾亲临此桥，嘉美贤觉兴造之功，并躬祭黑水河诸神。后于乾祐七年写了一篇敕文，敕令诸神护佑桥道，利益众生。碑刻敕文以汉、藏两种文字记录了西夏修造桥梁的史迹。

5．西夏重修塔寺庙殿的柱木与木牌

在文物维修与考古发掘现场施工时，先后在佛塔中的塔柱木与发愿木牌上，发现用西夏语与汉文记载有关修建佛塔与寺庙时间和人物的题记，为确定塔的建筑修建年代和倡修人或功德主提供了直接证据。

（1）贺兰山拜寺口双塔塔心木柱题记。该塔中心柱木、大柁木、架中木上均有梵文与西夏文题记，多已漫漶不清，仅识出八棱中心柱东北面和西南面上部部分西夏文，汉译为“九月十五日”，对照史志与经籍文献上发愿文得知，仁孝继位五十周年纪念日是举行大法会庆祝塔落成的日子。可考证双塔落成于仁孝后期（1190年）。

（2）贺兰县宏佛塔塔室堆积中发现两枚西夏文小木简和一护塔律文。经李范文先生译释，为捐钱作功德、禁止破坏寺庙和佛塔的公告。

（3）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塔木柱题记。该塔中心柱木最上截八棱柱上部画有栏框的八面竖书有汉文十五行（每行二十字）,“顷白高大国大安二年寅卯岁五月，重修砖塔一座，并盖佛殿、缠腰塑画佛像，至四月一日起立……”汉文题记还记述修塔组织过程和参与人等。汉文题记下部还竖书西夏文题记七行，书写较草，无法准确译释。依据此题记可知塔与寺院佛殿在惠宗秉常时期重修，即西夏前期的公元1076年。

（4）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废墟中发现圭形西夏文发愿木牌。其上竖写西夏文，经译释为“贞观癸巳十三年五月十三日”泥工匠等六人修塔作功德纪事。从木牌题记可知塔在乾顺朝再次修缮过。

西夏文、汉文、藏文碑石、塔柱木刻记不仅明确了佛寺塔庙建筑的年代和参与人，有的还详细描绘了建筑的结构和装饰形态。

以上汉文、西夏文文献和碑石柱木文字的记载初步勾勒了西夏殿堂式建筑的基本特点：主要建筑为木构架的大屋顶殿堂式建筑，次要建筑有亭台、楼阁、回廊、曲栏等，若干单体建筑用墙围合成一个封闭庭院。主要建筑“殿”分布在中轴线上，其他楼、阁建筑呈对称布局于周围。这种形制，在近三十年来对西夏建筑的考古调查中进一步得到验证。如现存张掖大佛寺（西夏时称卧佛寺）的卧佛殿是西夏时期的建筑，明清时期对寺庙建筑群有过多次修缮，但卧佛殿的基本结构没有改变（图1-6），高台基大屋顶，清代改建为两层楼阁，其他配殿等组群布局围合成坐东面西的封闭院落，承袭西夏时期的形制，主要建筑山门、大佛殿处于中轴线上。大佛殿台基一米多高，斗栱硕大，为双抄双下罩，有唐代遗风，石台基壁神兽上额卷起，与西夏陵出土石神兽相似。大殿四周有廊柱和匝绕栏杆，是典型的唐宋宫殿建筑形制。

西夏宫殿建筑、皇家离宫、寺庙佛宫等遗址在宁夏有许多分布，尤其在贺兰山的一些沟内，不仅有高台基，还有西夏时期的建筑构件如琉璃瓦、瓦当、瓦勾头等残件遗留。在贺兰山滚钟口青羊溜山巅有二十多处建筑台基，每个院落有二百多平方米，沿贺兰山逶迤十余里有建筑遗址数十处。出土的兽面纹瓦当、滴水等建筑构件，特别是屋顶脊兽的艺术造型与敦煌、榆林窟、文殊山万佛洞、东千佛洞留存的西夏壁画中的建筑构件基本相同。在西夏和宋、元文人画中，建筑装饰构件有更为具体的图像资料（分别在以下各章节论述和展示）。

属于西夏官式建筑的城门、城楼、城墙、池壕、军司故城、烽堠等公共建筑和军事防御体系建筑，在辽、宋、金、元官修史书中有所记载，后人在研究西夏历史时也作过考证和载录，如清代吴广成著《西夏书事》、戴锡章编撰的《西夏纪》等，尽管大多只记录了城池堡寨的名称而缺少对其具体结构的描写和记载，但为后人结合遗址考证和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珍贵资料。

根据以上汉文和西夏文记载，考察地面建筑的遗留和地下建筑的残存部件，可以判断建筑的级别和类型。皇宫、陵园、祭坛、神庙、寺庙的建筑是最高级别的，是官式建筑，它的营造规模、布局及装饰部件和色彩是代表当时建筑的最高水平。考古发掘的西夏陵园、佛塔、寺庙遗址建筑构件进一步印证了史书等文献记载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