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社区传播生态：一幅“混搭”的媒介地图

一辆红色的出租车驶过造型如大鹏展翅的巨大蓝色屋顶，屋顶下的建筑主体是象征深圳（又名鹏城）“开放政府”理念、气势宏大的“市民中心”，沿着开阔平坦的大道一路经过带有著名的一凤一凰阴阳交汇标志的“中国凤凰大厦”和总建筑面积达28万平方米、由钢结构和玻璃穹顶及幕墙组成、如水晶宫般豪华的“国际会展中心”，驶入了道路两旁商品住宅林立、沿街酒家食府和购物中心的另一条繁华的主干道，这一路下来也就10分钟之内的车程。随后，出租车经过了福民路上深圳市南山区区政府办公大楼，紧接着就拐进了一条小道，道路左边临街的建筑墙面上红底白字隆重地写着跟这一路现代化有点不着调的巨幅广告：“开婚网大型婚介公司（kaihun.cn）——翠花、财郎你妈妈喊你回家完婚”；然后，出租车就停在了一个社区的车辆出入闸口，车上身穿土黄色工作服的司机文东升刷卡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文东升来自湖南攸县网岭镇东村，原深圳安达出租车公司司机，1972年生人，高中文化，长得文质彬彬。在我2007年底到2011年初四年多对石厦村的调查中，他是我接触最多、个人经历比较丰富的一位。文东升在深圳生活了十来年的地方，是一个与刚刚他开车经过的城市商业中心区（CBD）迥然不同的世界。20世纪90年代前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小渔村；如今30年围海造田下来，这里早被繁华世界包围，海岸线只是一个传说。虽然1992年这里由村庄变成了股份公司，但地名仍保留着原来的村名——“石厦村”。

文东升的出租车一入闸，他的视线立刻被高度密集且不规则的大片建筑群包围。有学者对深圳城中村的描述基本符合石厦村的面貌：“村民修建了自己的六七层住宅，自用一层，其余出租，村内公共服务设施缺乏，缺乏室外活动场地和绿化用地。楼房间距极小，成消防、环卫死角，建筑密度逐渐往高处发展，至今已有达40% ～70%者。”（段川、饶小军，2006）这些结构简易的城中村楼房，模仿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公房建筑，大概也算是当时农民对现代化的一种想象；但与80年代公房有所不同的是，像石厦这类南中国城中村，它们的每一寸土地都得到了最大化的利用，楼房挤挤挨挨，遮天蔽日，所以有“握手楼”或“接吻楼”的戏称图1-1。文东升的出租车进入的就是这样一个奇特的空间。

文东升的出租车前行50米左右，左边就有一个小小的寺庙，因是纪念北宋名将杨六郎，故称“杨侯宫”；不过寺庙外的一角还供着一堆财神、观音、寿星和弥勒佛，广东人在信仰上一向“开放”，见神便拜，因此诸神相安，香炉里终日烟雾缭绕；过了这个寺庙，文东升将出租车停下，交班给他的网岭老乡也就是他的副班（夜班）司机，一天的工作算是结束了。接着，文东升开始拐进那些狭长、曲折、拥挤、杂乱而又充满“人气”的群楼过道。这里的“人气”，是一种令文东升这样身在他乡的打工者熟悉而温暖的气息。从湖南攸县网岭镇到这里落脚、当了整整十年出租车司机的文东升，经过一天12个小时紧张而漫长的驾驶、拉客、红绿灯、穿街过巷、陌生男女之后，终于回到了这个与老家有着相同气息的城市一隅。村里最热闹的大榕树下是三五成群衣着随便的人们，每天黄昏司机交接班时，“的嫂”们喜欢坐在大榕树下边聊天边等老公，叽叽喳喳跟坐在老家的村头差不多；弄堂里一张张方桌摆开阵式，除了麻将就是湖南人喜欢玩的纸牌；楼道里飘出湘菜特有的油爆气和香辣味，白话、潮州话、客家话、湖南话、湖北话、四川话……南腔北调五音杂处，但湖南攸县话最流行，上菜场、进商店，攸县话一开口，差不多都有人搭腔。文东升这一路走来，时不时遇见同样穿着土黄色工作服的同行，大多面熟，也有不少算是朋友，所以一路点头招呼，或偶尔聊上几句……湖南农村人的大嗓门和湘菜的辣味，是石厦村的“声色”主调。据社区管理部门和媒体的报道，石厦村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有来自湖南攸县、在深圳从事出租车司机职业的移民，陆续在这里生活。据估算，2000年以后在高峰期，石厦村的士司机曾经达到3000名左右，加上其家庭以及围绕着攸县出租车司机家庭而聚焦的餐饮、小店、菜档等行业中的攸县移民，总共有约一万攸县人，占石厦村流动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正因如此，石厦村又被人们甚至媒体称为“攸县村”。这里熟悉的攸县味令文东升在这个新兴的移民城市找到了血缘、地缘的小圈子和临时家园的感觉。沿路的杂货铺、五金店、理发店、照相馆、旧电器回收站、电话吧、大排档、水果铺……大都有着20世纪内地小店铺的拥挤和简陋，但正是那种旧与乱，都带着传统社会街坊邻里、熟人社会的亲切和自然，在村外已经见不到的小商品、二手货，甚至经过修理、拼接、组装之后的旧器物，都妥帖地满足了临时家园和创业时期过渡生活的多种需求。

文东升家住在石厦村靠着新洲路的西边，四车道的马路对面就是日资大型商场“吉之岛”（Jusco）；村西北部马路边上是石厦村一处对外经营的物业——号称“准四星级”的皇悦酒店，英文名叫Royalty Hotel，与香港的一家酒店同名，听上去气势不凡；南边是石厦村第一姓氏潘家的祠堂，古色古香、四方开阔，设专人管理；文东升家正好在中间的西门边上，紧挨着村里装修得最豪华的“仙踪林休闲中心”，该中心由一名五官粗放、浓妆艳抹、操一口白话（粤语）的中年女人经营，足浴、按摩一应俱全。文东升开车从北门进来到西门边上的家，才经过了石厦村三分之一的地盘，却像是从古到今经历了好几个年代、好几重空间。

文东升每天开车沿路经过一溜小商铺，这几年变化最大的要数村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电脑店、网吧、手机店，文东升老婆喜欢给老家两个女儿和老人打长途电话的IP电话厅（这里叫“公话超市”）更是隔三五步就有一家。文东升这一路经过的起码有3家手机或公话超市打着攸县的招牌，常常可以看到穿工作服的攸县司机跟店主在柜台打牌。这里的网吧规模大的有两家，价格也相对贵一些，但家庭小网吧比比皆是，上网每小时只要2元钱，只不过外人不容易发现。

2008年，我初识文东升时，他已经是一位有着四五年网龄的“老网民”。据他回忆，2004年第一次上网，一位老乡带他来到村里的一个巷子深处。乍一看这户人家卷闸门紧闭，细看门的中下角留着一道一人高的小门，门上挂一块疑似床单一样的布，掀开这块布帘子，文东升方在这个空气混浊、排气扇嗡嗡作响的二室一厅民居的客厅，看到了众人上网的热闹景象。当年的文东升，就从这个俗称“黑网吧”的地方开始了他的互联网体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见识了互联网的神奇，学会了上网查车辆违章清单、看本地传媒看不到的家乡新闻，借那位老乡的QQ名学会了上网聊天，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村里的文姓家族是南宋抗元名将文天祥的后代，于是上百度查看文天祥的有关资料，自称“网上祭祖”。2006年，文东升的朋友为他配置了一台二手的杂牌台式电脑，液晶显示器加上音响，共花去他2500元，为了上网，他还每月花40元钱与另外几户人家分租了一根宽带网线，从此，互联网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个必需品。

2008年上半年和2010年上半年，我们两次对石厦村的社区传播生态（community communication ecology）进行了普查统计并制成地图，发现村里的传播环境比城市普通社区要来得复杂。我们将社区传播生态分为非商业性和商业性两大类，石厦村非商业性传播点（sites）有原村民专有的公共聚集点，通常是属于村里历史遗迹的古建筑，在每年几个固定的传统节日里举行仪式，另一些是原村民和村民共享的、聚合性的公共空间和社区公共设施点；商业性的传播点则是五花八门的ICT经销、服务点。这是一个由农业社会祭祀文化、商业信息、政治宣传、地方社区文化建设、信息社会ICT服务混合而成的、多姿多彩的传播生态。城中村现实空间的这些表征折射着历史、文化与现实的光影变幻。

城中村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急速转型过程中“地方建构”（place-making）的过渡性产物。城市包围村庄、外地农业人口大规模移民城市加上历史遗留的原村民集体土地承包制是形成城中村现象的三大主要原因（李培林，2004；蓝宇蕴，2005）。在深圳这个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城中村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空间现象。据深圳市规划局、深圳市城中村改造工作办公室为我们提供的《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总体规划纲要》的数据显示：深圳原特区内有行政村共91个；原特区外有行政村229个；共计320个。特区内城中村“大都靠近市级中心区、区级中心区以及口岸，地段位置较好”；且“私房建设强度大，特区内私房建筑面积占全市总量的1/5”。深圳市政府所在地的福田区，虽然只有15个城中村（石厦村是其中面积相对较小的一个），但都在城市最中心的CBD地区，建筑密度（0.55）、容积率（3.42）和平均层数（6层）在深圳所有行政区中均位居第一。城中村作为一种“不确定的异质空间形态”，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中，经历了无数现代与传统、政府与社区在权力与空间上的利益博弈；成就了大量关于农民“种楼”、一夜暴富的传奇故事——由《南方都市报》社编著的《未来没有城中村》，其副标题即是“一座先锋城市的拆迁造富神话”。正如此书的主编陈文定所言：“城中村的改造，是一个规模宏大的造富运动，一夜之间，造就了数以千计的亿万富翁、千万富翁，这是一个时代的人的梦想，它终结了一切勤勤恳恳的生活理想。”但是，城中村同时还承载着无数也出生农村、怀揣梦想的人们，他们蛰伏在这简陋、临时的异质空间，仍然在用自己的汗水、艰辛编织着他们的致富之梦，他们是这个城市的主要建设者，但他们也是这个城市的草根、底层——一群没有城市身份的暂时的漂泊者。据资料，1979年，深圳市常住人口仅有31.41万，到2011年总人口已经达到1322万，这里既反映了城市，包括城中村对外来人口的巨大包容力；也反映了外来人口作为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大军对这座城市的繁华所付出的艰辛。

用福柯的话来说：“空间是任何社会社区生活的基础；空间也是形成任何权力（power）的基础。”（福柯，1984:252）如果将城中村放在空间社会学来观察与理解的话，它是一个独具中国色彩、有着深层象征意义的空间权力斗争的产物，是城市空间资本化和急剧扩张过程中、在村庄面临被包围和蚕食之下形成的临时空间。农民利用城乡土地政策的差异，一夜之间实现了从利用土地谋生到利用土地谋利的观念转变，他们在短暂的时间内最大化地占领空间、以出租空间渔利并由此形成了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是一个迅速从农业空间向城市市场空间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怪胎，是空间和历史意义上城乡的权力对峙。而农村流动人口的到来又促使城中村成为城市廉价劳动力可能支付得起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两种农民的身份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巨变：原来这块土地上的农民摇身成为那些外来农民工的主人，幸运地成了食利者，即土地资本化最大的获利者。如此形成了南中国城市中那些自成一体的“都市里的村庄”，形成了关于土地、劳动力与资本的特殊关系。列斐弗尔（Henri Lefebvre）指出，在城市时代，资本主义的维持已经不依赖于工业生产，而依赖于城市空间生产本身：

资本主义的“三位一体”在空间中得以确立——即土地 -劳动力 -资本的三位一体不再是抽象的，三者只有在同样是三位一体的空间中才能够结合起来：首先，这种空间是全球性的……其次，这种空间是割裂的、分离的、不连续的，包容了特定性、局部性和区域性，以便能够驾驭它们，使它们相互间能够讨价还价；最后，这种空间是等级化的，包括了最卑贱者和最高贵者、马前卒和统治者。

“城中村”被社会学家蓝宇蕴形象地称为“都市里的村庄”，其实是一种隐喻，它寓示着城市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且，在这过程中乡村与城市在同一空间并存所产生的历史和文化的张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存在与意义，也为卡斯特所言的网络社会中“地方”（place）和“自我”（self）的关系提供了独特的答案——在全球化的网络社会中，地方和自我有时以一种更为顽固的方式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