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空间、社群与ICT

第一节 引子

出租车司机可能是每个大都会城市中最有故事的一群人。美国学者格雷厄姆·郝吉思（Graham R. G. Hodges）还特别写了一本《出租车！纽约市出租车司机社会史》。他从报刊书籍中收集了30多件出租车司机本人的著述，通过历史事件和个人经历，描述了自1907年第一个使用计程表的出租车出现在纽约市街头以来，这群驾车的城市流浪者走过的整整100年的历史。

这是一群有趣的人，他们大多见多识广，在出租车紧凑局促的空间内，的哥和乘客间可能发生短暂的亲密，人生经历、政治观点、生活哲学、爱情故事无所不谈，从而演绎出人生百态；这是一群孤独的人，他们与流动的乘客之间存在着无形的距离，尤其在漫漫长夜兜客途中，他们像孤独的狼在大街小巷逡巡回旋——“繁华都市里的百年孤独”正是该书译者对他们职业命运的最佳注释；这是一群焦虑的人，他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精神高度紧张，他们饱受环境变幻莫测、收入缺乏保障、工作危险乏味之苦；这是一群都市里的陌生人，纽约2004年的一项统计显示，超过90%有执照的司机是在外国出生，其中50%的出租车司机来自伊斯兰国家，文化差异带来了深深的族群边界，“9·11”以后，司机与乘客更是各自防范；这又是一群“滑头”的人们，他们是体制内的穷人，深受车行老板、经纪人与市政府的盘剥与控制，他们理应协同团结，但一上车，他们之间又是天然的竞争者，所以他们的阵线在罢工中常常溃不成军……郝吉思这位今日的历史系教授，年轻时曾经有过5年当出租车司机的经历，因此感触至深，难免笔端带情。

在我生活的南中国新兴大都市深圳，也同样生活着这样一群人，当地人称他们为“的士佬”。对我来说，他们曾经陌生且略显粗俗。当我2005年刚从上海调到深圳时，脑海里只有上海满大街跑着的大众、强生、锦江等出租车，这些大型公司的出租车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车内浆洗得洁白、挺括的座位套，如此“适意”的环境是我后来观察法国巴黎、美国洛杉矶、澳大利亚悉尼的出租车，都无一能比得上的。上海出租车司机们穿着也大多整洁，一口上海话，显得既有良好的职业水准，又保持着对上海本土文化的自命不凡。他们虽没有北京出租车司机善侃，但也常常跟我们乘客发发生活小牢骚，骂骂市政府（当时还是陈良宇时代），令我这种倍感“大上海、居不易”的外地人（幸好我能听懂上海话），常产生亲切的共鸣。但深圳的出租车司机对我来说是另一副面目。他们冬季穿着土黄色的工作服，色泽黯淡、面料粗劣；其他季节一件改革开放前流行的蓝衬衣，一口听不太懂的普通话，开着一辆远没有上海干净的出租车。关键是，那些司机很少与我们乘客交流，通常司机才问清客人的目的地，就边开车边用一种方言旁若无人地大声跟扩音器里的人“喊”上了，里面传来的对话声响亮而嘈杂，有时像吵架一般，但从司机的笑声判断又不像是吵架，令乘客心烦气躁。最后付钱下车时，司机也常常连看都不看客人一眼，更不用说是礼貌用语，显得与乘客十分隔膜。

当我后来与深圳出租车行业最大的群体——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们熟悉到可以坐在他们家里吃饭、聊天时，常常毫不讳言当初对他们的反感。他们也并不否认对乘客的冷淡与开车时互相聊天的安全隐患。出乎我意料的是，令乘客深为不满的车载通信设备——对讲机对他们而言，却是职业生涯中最令他们难忘、动情的一件物品。好几次，在不同的司机家中，只要我一提起对讲机，围坐的司机们突然变得意气风发。2007、2008年以后，昔日出租车上的对讲机被数字化新的通信设备所替代，对讲机时代司机们自己调频率组成同乡联盟（我在书中称之为“空中共同体”）、可以“一对多”（他们形象地称之为“一呼百应”）的传播模式已经不再，但对讲机时代智斗歹徒的故事和那个时代老乡之间的亲密情谊却成了一个个传奇，他们因激动而显得高亢的你一言、我一语，成为本书最精彩的记录之一。

当然，作为出租车司机，他们与纽约的同行们有着惊人相似的职业习惯与职业特性——他们同样一天工作12个小时，有着同样的焦虑、乏味、紧张、疲惫；他们同样见多识广，一天几十个乘客给他们带来了无数的话题，尤其是夜班司机，用他们的话来说“这个社会什么样的人和鬼都见识过了”；他们甚至也与那些作为新移民的纽约出租车司机们有着一模一样的、卑微的人生理想——他们开出租车，是为了不让他们的孩子开出租车；一旦他们的孩子们读完大学，他们的心愿就是赶紧脱离这一行。

但与纽约甚至上海、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比，深圳的攸县出租车司机们又有自己的特别之处。上海、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大多还是本地市民；纽约的出租车司机虽然有90%以上出生在国外，但他们是“移民”；而攸县出租车司机却称不上“移民”，他们是身在城市根在乡村的“两栖人”，所以只能叫“流动人口”。

我最初听到“无脚鸟”这个词，出自香港电影《阿飞正传》。事实上，“无脚鸟”的称呼用在攸县出租车司机们的身上，似乎非常贴切。一方面，他们无论白天黑夜满世界奔波，靠车轮子24小时不停歇的转动，才能跑出一家人的生计和子女的前程。另一方面，除了户籍制度的束缚，他们进入城市之后，在社会保障、工作待遇、子女教育等方面无法享受与城市人同样的待遇。异地高考推行之难，令他们被迫让子女留守在家乡，饱受骨肉分离之苦，所以他们命中注定身在异乡心牵故里；大都市飞涨的房价，也让他们无法在城市真正安顿下来，在他们看来，城市终究不是老有所依的归宿。因此，他们有的虽然在城市已经长达十几年，但仍处于“被抛在空中”的悬置状态。

“农民工”是1949年以后中国城市、农村二元对立的户籍制度遗留下来的产物。截至2010年，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农民工的总量已经达到2.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5亿人。在外出农民工中，有93.6%是以受雇形式就业的，并有72%就业于制造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和批发零售业。“农民工”的尴尬称呼当然也反映了他们的人生经历——这是一群脱胎于农耕社会、土生土长的农民（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尤其是“80后”农民工可能并没有从事过农耕作业，但他们仍生长在农村），他们进城后大多从事着工业化的机械劳动。他们身处农业与工业两种社会形态，深受传统农耕文化的浸润和现代工业文化的冲击，但这还不足以反映攸县出租车司机们的特殊性。因为无论是当年的对讲机和今天GPS车载通话设备，还有他们人手一个的手机、社区里密布的IP电话厅、网吧、家庭电脑等信息传播技术（ICT），都无不显示他们也正身处席卷全球的信息化浪潮之中，他们同样是信息传播技术的实践者——ICT已经完全普及、渗透在他们的工作与生活之中。可以说，中国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就在于农业、工业、信息三种社会形态在他们身上奇妙的结合，并构成了中国有别于西方大部分国家的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

信息传播技术对于背井离乡“流动”的人们来说，其意义非同一般。本人曾在一篇论文中，分析了西南一个小山村里的农民，在没有现代化的通信工具与有了手机之后，外出打工途中的不同经历。没有通信工具的他们曾像一群“盲流”辗转各地，有时因信息不灵或突遇变故只能狼狈地无功而返；有了电话和手机之后，他们在求职过程中才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性，并逐渐结成了打工信息交流关系网，甚至有了维权意识（丁未、宋晨，2010）。当然，在最浅层的功能上，媒介技术的即时连通大大方便了这些流动的人们与家乡的联系。由于目前户籍制度的限制和城乡消费水平的巨大差距，他们绝大部分人只能将城市当做一个打工赚钱的暂时之所，他们的根——家人、住宅、农田、主要的社会关系仍在乡村。因此，与流出地的家乡时刻保持联结的纽带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一二百年前西方社会在工业化过程中，曾经历了全球性的移民浪潮，当年美国的芝加哥如同今天的深圳，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所不同的是，那里大部分是跨国移民，是一群被称为“连根拔起”（uprooted）、准备完全融入新社会的国际移民，而且他们主要通过书信与远隔重洋的家乡亲人保持联系。社会学名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就收集了大量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民到美国的波兰农民与他们家乡亲人的信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留守”在波兰华沙的女性在20年时间里，给她移民美国的丈夫寄去的一封封家书。信中真实地记录了她在贫困潦倒、无依无靠的悲惨境遇下，以满怀乞怜的口吻述说因几个月、半年甚至最长一年零八个月没有收到丈夫来信的焦虑和哀怨……我想，假如这个故事发生在今天，这位无助的女人起码不会因得不到远方亲人的音信而苦苦度日；假如她消息灵通，早知道她的丈夫在美国已另结新欢，她可能也不会这么多年仅仅指望她丈夫菲薄的救济坐以待毙。

但信息传播技术在全社会的扩散与渗透，其意义远比消息灵通、快捷方便来得影响深刻。因为像手机、电脑、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网）这类ICT实践，互动的是信息、联结的是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是社会性的圈子（关系网络），因此，它是关于“人与人的关系”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存在，同时也是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基础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