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攸县出租车司机的“身份社区”研究

深圳从边陲小渔村发展到21世纪一个有着上千万人口的现代化大都市，离不开外来流动人口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输出，包括城市客运的新兴行业——出租车行业，几乎都由流动人口构成，这大概也是深圳出租车行业有别于其他城市的一大特色。

在深圳，差不多人人都是异乡人。不过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有空间聚居的习惯，深圳城市化改造中遗留下来的“城中村”内就有地域性群体聚集的现象，所以也形成了不少“同乡村”。地处深圳福田区区政府一街之隔、与深圳市政府大楼只有10分钟以内车程的石厦村，就是一个在当地，甚至在媒体上颇为出名的同乡村。据估算，这里的攸县出租车司机多达3000人左右，并聚集了其他攸县人共计8000～10000人，所以“石厦村”又被称为“攸县村”或“攸县的哥村”。在中国的劳动力大军从内地向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大规模输出的过程中，“攸县的士”成了湖南省第一大劳务经济品牌；深圳的出租车行业经过多年的市场竞争，来自湖南攸县的出租车司机群体建立了一个特殊的职业网络，深圳石厦的这个“攸县的哥村”也成了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

2007年底吸引我走进石厦村与攸县出租车司机结缘的原因，固然出于我对身处信息社会流动民工社会关系变迁的好奇；但我确定研究对象的机缘更多地来自田阡对石厦村的哥的人类学考察。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田阡当年的博士学位论文《身份社区的建构——深圳攸县籍出租车司机的人类学研究》，就没有我这本书的问世。

农民工是城市社会经济结构中新的身份代表，也是现代都市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大背景下，田阡的研究起点是攸县人为什么能够在深圳形成这样一个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职业群体，他借用了西方学者斯塔布（Holger R. Stub）提出的“身份社区”（identity community）这一概念。斯塔布的身份社区以职业和阶级为基础，但田阡在论文中强调的是攸县出租车司机这一特殊身份的职业群体，因而这里的“身份”具有更加复杂的内涵。作为人类学者，田阡想要探究的是攸县出租车司机如何形成这一特定身份社区的过程及其背后的文化机制。

田阡的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有两方面的创新。其一，他通过社区比较研究，将攸县新市镇下属的新中村——攸县出租车司机真实的生活家园，也是他们在获得深圳出租车司机职业身份之前的乡村社区与深圳石厦村——攸县出租车司机城市生活居住地和他们作为职业身份和梦想空间的临时家园，在时空上作了联结。他追溯了攸县农民20世纪80年代贩运生猪起，就开始了与城市、市场的首次“相遇”，打通了乡村与作为经济特区深圳的空间联系，并逐渐建立起了两地信息、物资、人力资源的经济关系纽带。在初次经历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这些洗脚上田的农民已经通过血缘、地缘关系的熟人网络进行了“合伙”，围绕着贩猪（包括收猪、买车、贩运生猪等环节）建立了分工合作，在当地形成了因贩猪而生发出来的社会经济系统。虽然这个带有深厚乡土色彩的经济系统，很难经得起复杂市场的考验，但农民在经历市场的过程中，主动性和创造性被激发了出来。可以说，空间上的经济纽带和因市场而引发的经济合作是攸县人后来成功进入深圳出租车行业并建立起身份社区的基础所在。

这种历时性的考察对流动民工社会关系的研究意义重大。我在石厦村的田野调查中接触更多的是来自攸县鸾山镇的农民，鸾山因“一山独耸，如鸾起舞，故名鸾山”。与水陆并济的新市镇相比，鸾山与外界的交通山路盘旋，相对不便；但鸾山出产煤矿和铁矿，因此，有一批当年运煤运铁跑过长途的司机先后到深圳当上了“的哥”。据我对石厦村的攸县出租车司机做的问卷调查（共计331份有效样本），有高达43.7%的司机在来深圳之前或跑过运输或做过生意，另有17.6%在工厂打过工，有3.6%在部队当过兵，这些人都有过与外部世界接触的经历；只有26.1%的司机前身是洗脚上田的务农者，另有3.0%是中学毕业后直接来到深圳。可见，农民进城打工之前，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见过世面、闯过江湖，甚至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跌打滚爬过的，那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攸县蜂拥而至的攸县人，早已不是我们过去理解的没有离开过土地的农民了。因此，只有放在时空的经纬之中，通过他们原有的文化、网络和社会经历，才能找到他们适应城市的真实路径和文化因袭。其实，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历时三十多年，其间自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经济逐渐复苏，乡镇企业、进城打工、生意买卖等市场经验已经是许多中国农民人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们的社会网络随着经济生活和市场空间的拓展而发生了结构、动力的变化，而这恰恰是那些将农民工作为抽象经验主义研究对象的学者，容易忽视的基本常识。

其二，田阡从身份转换、生活世界、信贷经济等方面对攸县出租车司机如何在石厦村建构身份社区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田阡以他人类学者的细腻与深入，发现攸县人在从农村到城市落脚、实现职业身份转型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社群内部的行业规则和生活秩序，也就是他所说的新的文化机制。这一切是围绕着身份社区的一系列实践而建构起来的：包括新来乍到时在亲朋好友家借住、考驾照、办理准许证、建立主副班制度、民间借贷网络、新车下地仪式、合租的居住格局、夫妻合作型家庭分工，甚至共同的民间信仰，等等。所有这些环节都是通过“一个拉一个”的流动模式，以血缘、地缘关系网络和集体的智慧，创造性地实现了职业身份符号的转换、适应了城市生活，并不断地扩充其身份社区的生存空间和该职业群体的凝聚力。

这其中，准许证的获取、主副班制度的建立和借贷网的形成是其中三个关节点。准许证是攸县司机身份的象征，也是他们融入石厦村这个身份社区的一本身份护照。在获取准许证的过程中，这个社群形成了一个被田阡称为“生产线”的流程和模式：新人刚到石厦在亲戚、朋友、老乡家打地铺的3～6个月内，就由熟人提供信息和各种安排，包括通过“蛇仔”——专门在出租车经营环节负责打通关系的中介和代理——解决身份证、驾照、驾龄等问题。其实，蛇仔的“潜规则”业务还包括处理违章、车辆年检等，20世纪80年代末蛇仔都是广东本地人，他们信息灵通、人脉广、能量大，通过所谓的专业和信息优势向攸县人收取服务费，也因此使攸县农民工乡土社会网与市场化的社会关系网络产生了互动和联结，并由此产生了新的社会资本。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石厦村出现了攸县出租车司机兼职当蛇头的现象。这就很有意思地反映了刚刚进入这个行业时，攸县人就能很好地利用外部市场机制（虽然是非正规的、潜规则的），不过，一旦摸熟了其中的“门道”，便在内部自行发展出更细的社会分工，将外部资源转化为内部资源。这里，“自家人”的信任感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深圳出租车行业一直到90年代初都是一辆车配备一名司机，实行24小时运作。80年代广东司机采用的是“独立制”（一人24小时），后来攸县司机也尝试过“合伙制”（两个人24小时轮流制）。但据田阡考证，目前深圳通行的出租车司机主副班制度——实行一天24小时由包车的主班司机和聘用的副班司机每人12小时轮流工作制，是由攸县人发明的。由于通常主班司机白天开车、副班司机晚上开车，所以也叫白班司机和夜班司机。主副班司机轮流运营之所以被称为“制度”，因为内中有许多行业规矩——如副班交给主班的押金、合同年限、每天上交的租金，还有交接班时间、车辆磨损费等——都是在攸县人的实践中得以约定俗成的。事实上，副班司机的出现，是一种二次承包，它不仅确保了车轮24小时运转的最高效率，也使那些在经验和资金方面有所不足的刚入行的司机有了一个缓冲期和适应期。虽然在主副班制度中，攸县司机以信任为原则找的都是同乡熟人关系，但主班司机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逐步成为社群内部关系的一个核心，用田阡的话来说，“主副班司机制度的确立是攸县出租车司机在职业身份社区经济边界的重要指针，主班的称谓，逐渐地演变为一种社区身份和经济地位的文化符号”。于是原来乡村社会的人伦关系就掺杂了经济地位和市场契约关系因素。比如舅舅给侄子打副班，虽然从辈分上还有个长幼之序，但从主副班关系来讲，就增加了因职业和经济地位而产生的高低之分，于是，这个脱胎于乡土社会的社群在日常经济行为中就有一点现代经济秩序的意味了。如果说当年新中村村民贩运生猪受挫还有血亲“合伙”过程中责权利不够清晰的问题，那么，在石厦村的身份社区建构中，尤其在主副班制度的确立过程中，知根知底的熟人关系和合同的契约关系共同起到了保证双方利益的作用。这就是市场经济行为与社群关系的碰撞和融合，也正是身份社区形成过程中产生新文化的内在机制。

借贷网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承包车辆这种市场经济行为需要较大的资金额——在2008年之前，主班司机承包一辆出租车的费用都在20万以上，因此，在得不到国家和地方金融系统支持的情况下，资金来源需要社群内部的互助行为得以解决；但另一方面，借贷网的形成也离不开攸县在清代就有“积谷会”这类民间信贷的文化沿袭。田阡用详尽的实证材料，分析了攸县出租车司机如何将借贷网从最基本的血缘、地缘关系（如同村村民）发展到整个身份社区——一种扩大了的地缘关系和新的职业身份网络（尽管同样以地缘为基础），并由此产生了市场化意义的信贷关系，即产生了利息及其随行而动的利息标准。这是农民对民间信贷的一种发明，与此同时，身份社区的家庭生活、人际关系和社区经济，也被信贷关系紧紧地缠绕在了一起，因此，这个身份社区背后还有一个休戚相关的经济网络。

所以，表面上看，从一群攸县农民到深圳同乡村里的攸县出租车司机，他们在时空的转换中确实还是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但一旦真正进入这个社群，才发现那些操着一口攸县普通话、穿着土黄色工作服的乡下人，却是一群有智慧、有创造性的主动建构者，他们逐步摸清了出租车行业的市场规律，并能发展出一套共同认可的、优化的文化秩序来。正如项飙所说的，移民的流动“并不是从厨房走到卧室，从一套先于他们存在的社会体系进入另一套先于他们的社会体系，而是要在流动中改变这些社会体系，打通厨房和卧室，甚至创造出新的体系，即新的空间出来”，这是在“传统网”和“流动网”二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复杂的网络（结构）（项飙，1998）。

假如回到流动民工的社会关系研究，我们就不难发现，攸县出租车司机的社会关系完全与他们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现代职业的空间适应和身份转换有关，而且是与这一过程中的经济行为、文化建构紧紧纠缠在一起的。血缘、地缘关系是乡土社会信任的基础和文化底色，但市场经济行为和利益是结成新的职业社群的内在逻辑。在这个基础上，新的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联结了攸县和石厦两个地域空间，以链式流动实现了这一社群的“输血”功能，以借贷网和其他市场资源的内部化（如蛇仔职业）建构了在城市的自我“造血”机制；而且这种建立在原初认同（primary identity）基础上的、独具特色的身份社群，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在新的生活空间形成了新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为此，我更愿意用“身份共同体”来代替田阡的“身份社区”，因为“共同体”这个词更接近腾尼斯的“Gemeinschaft”，它更能反映一个关系亲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社群生活，因而也更接近攸县出租车司机这个新地域共同体的文化象征。

但田阡关于攸县出租车司机的人类学研究，也存在三个方面的遗憾。首先，田阡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这个身份共同体的ICT实践。前面我已经说过，今天城市里的流动民工其特殊性就在于农业、工业、信息三种社会形态在他们身上奇妙的结合，并构成了中国有别于西方大部分国家的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因此这一忽略是一个不小的失误，因为ICT已经完全融入城市流动人口细微的日常生活，包括内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乡村社区与城市社区跨地域的联结；同时也融入他们的职业场景、与城市外部世界的接触与碰撞，等等。在身处信息社会的今天，ICT实践是考察流动民工维持传统网和建构流动网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尤其是作为一个职业群体，出租车司机在工作状态中是高度流动的，而车载通信设备和手机几乎是他们必备的工具，他们在流动的职业中建立的以通信设备为基础的关系网是他们身份共同体的一个有机构成。

其次，田阡的研究采用了西方学者的“身份社区”这一概念，但当这个概念移植到攸县出租车司机这一特定的社群时，田阡没有做出明确的重新界定。其实，田阡文中的“身份”已不仅仅指西方学者所指的职业和阶级，而更是一个文化上的地缘概念和特殊制度下的户籍身份。田阡从各个方面强调攸县出租车司机新的业缘关系如何建立在“自家人”的信任之上，认为“正是血缘、地缘、业缘、经济借贷关系和自给自足的攸县经济共同形成了凝聚攸县农民长期聚居于此身份社区的各种因素和机制”，但他并没有回答职业团体（业缘关系）对这一身份共同体究竟意味着什么？与地缘和户籍身份相比，职业身份的实质是什么？李培林认为：“在一般意义上讲，从农民转化为市民，从务农转变为务工经商，意味着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网络从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转变为以业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二是以机会资源为象征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李培林，1996）那么，攸县出租车司机是否实现了以业缘关系为基础的关系网络转型？如果他们在长达十几、二十年的城市职业生活中，仍深深地依赖血缘、地缘关系网络，那么除了户籍制度的原因外，他们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团体的原因和过程又如何？

再次，田阡的研究在地方社区（community）意义上基本囿于攸县的新中村和深圳的石厦村（尤其是后者），他的笔触很少离开石厦而涉及攸县出租车司机的“职场”；在社群（community）意义上，也基本上没有涉及城市市民、出租车公司管理层和石厦村原村民，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他忽略了社群外部的种种社会力量对这个身份共同体之建构过程的影响力。项飙在对“浙江村”的研究中指出：“不同的流动行为方式，来自不同的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项飙，1998）田阡以人类学者之所长对社区（或社群）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解剖，而且他也试图引入国家、市场这两个外力对这个身份社区的影响，但他的分析是宏观的、背景式的，并没有采用具体的分析框架或视角将这些外力放在与攸县出租车司机社群日常工作与生活的互动上，换言之，他并没有将社区研究放在宏观与微观的“接合处”，于是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出租车行业这一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在政府、市场的资源垄断和管制之下的结构性张力和劳资冲突；在社会关系层面，对石厦社区内攸县出租车司机与土生土长的原村民之间的分界、流动民工与城市生人世界之间的阶层割裂与隔膜也没能得到呈现。总之，由于没有涉及这一身份共同体与外部多种权力纷争、博弈与较量的过程，因而在视野和批判性上显得尤为薄弱。事实上，一个“身份共同体”的形成无疑是在多种力量交织互动之下建构起来的，而且，多种力量的交织互动不仅发生在社区生活，也同时发生在流动民工的生产活动即“职场政体”所反映的生产关系之中。而对后者的忽略，则是不少人类学研究中容易出现的“软肋”。

田阡的研究无疑是我关于“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的基础材料，但本书力图在此基础上，以社区/社群（community）传播为基点与线索，试图解答以上三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