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

经济发展模式内涵的确立，离不开对“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的分析。然而，对它们的分析不能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见第二章第五节）。比如，Leibenstein（1966）已经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概念是小题大做（trivial）。如果我们接受Leibenstein的这一代表性科学观点，那么，即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新古典意义上的有效资源配置条件下进行，也根本无法保证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化性。对它们的分析也不能简单使用西方发展经济学概念。比如，按照西方发展经济学概念，可以把发展模式定义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可是，抽象地谈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那么中国模式的特性、特色在哪里呢？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如何区别于西方？如何区别于过去？很显然，给定一种工业化、城市化指标，为了达到这种工业化、城市化程度，依然有各种各样的模式选择。由此看出，依据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把这“三化”作为发展模式的定义有过大之弊。

用上述概念来描述发展模式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它隐含地假设效率具有至上的价值（即效率优先）。在许多情形下，提高效率确实意味着发展模式的优化。但是，一方面，高效率并不总是意味着发展模式的优化，另一方面，也并不存在一种最优的效率状态对应着最优的发展模式。从前者看，美国资本主义的奴隶制经济在棉纱生产效率上高于当时英国建立在机械基础上的棉纺织业，在农业生产上高于其北方的农民个体经济。从后者看，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可能是一种最优状态（尽管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主张这一观点），而社会主义国家在达到某种效率水平后，也不需要开足全部的机器来进行生产。因为人们的消费不是日益增长的。消费从本质上属于一种维持性变量。今天世界上许多消费（如凡勃伦所说的炫耀性消费）属于浪费性消费。这样看来，效率优先命题如果曾经成立，那今天的科学性已经大大降低了。

在对上述不同理论主张进行了简单比较之后，本书设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发展模式的科学定义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王今朝、龙斧（2011）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并在这个概念框架之下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政策体系和理论依据。按照这一框架，中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包括转变“生产什么”，也包括转变“怎样生产”，相应也包括转变“为谁生产”。转变了生产产品的种类，自然就意味着“怎样生产”的转变，但“怎样生产”内涵远远超出这个含义。“怎样生产”的问题还包括对于给定的产品（如衣服、粮食、电脑）在怎样的生产关系之下进行生产的问题。当转变“怎样生产”时，“为谁生产”也会发生变化，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生产过程决定分配过程的含义。但“为谁生产”的含义也远远超过“怎样生产”变化的内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当“怎样生产”变化后，“为谁生产”也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只是行业结构、就业结构的调整，而不涉及阶级关系的调整。但阶级关系乃是决定“为谁生产”的最重要变量。这样分析下来，诚如王今朝、龙斧（2011）所说，经济发展模式的最主要内涵就是生产方式。用生产方式来定义经济发展模式，允许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闲置的生产能力。

上述分析也与许多西方学者的分析具有一致性。比如，凯恩斯主义否定了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模式的稳定性依赖于财政这一变量。财政属于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范畴。货币主义尽管属于极右主义，但也认为，对市场需要加以货币政策上的干预。至于一些研究视角更为宽广的学者那就更不用说了。比如，多马（1983）认为，发展模式的选择绝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而是涉及整个社会结构（货币、储蓄、分配、投资、消费、财政、贸易、管理、政治、教育、法律、态度、市场、计划、协调、阶级、地理、技术等）、涉及众多变量及其相互关系。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多马所指出的变量许多都是生产力、生产关系范畴的。其他如米尔达尔、米德、奥斯特罗姆、科斯、威廉姆森等人，其与发展模式有关的观点无不可归入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生产关系范畴。这样，我们对其他文献的回顾也就根据这一范畴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