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孔子“存亡祸福皆己而已”的命运观

其实，与老子一样，儒家创始人、理性主义思想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也有明确的善恶报应、“修身端行”就能改造命运的思想，提出了“知者乐，仁者寿”等一系列著名命题。《周易·系辞上》载孔子曰：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周易·系辞下》载孔子曰：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等命题，与《周易·文言·坤》所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思想完全一致，反映了明确的善恶报应、善积足以成名、恶积足以灭身、荣辱吉凶皆由自己主宰的主张。《周易·乾·文言》记载孔子之语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吕氏春秋》即受孔子此语启发，进一步阐明了善恶报应的内在机制。《孔子家语·五仪解》记载了鲁哀公与孔子的一段问答对话，其曰：

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国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对曰：“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岂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鸟于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则国家必王而名益昌。’于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国政，亢暴无极，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国以亡。此即以己逆天时，诡福反为祸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时，道缺法圮，以致妖孽，桑榖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榖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国亡乎？’太戊恐骇，侧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养民之道，三年之后，远方慕义重译至者十有六国。此即以己逆天时，转祸为福者也。故天灾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梦征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善行，能如此者，至治之极也，唯明王达此。”

此段内容又见于《说苑·敬慎》，只是有些字句有所不同。其中，孔子提出的“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这一命题，尤其引人注目。《左传》宣公十五年曰：“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加是施加、影响、改变的意思。孔子此语在《说苑·敬慎》中作：“存亡祸福皆在己而已，天灾地妖亦不能杀也”，且亦记为“孔子曰”。相比之下，还是《孔子家语》所记于义为长。孔子的这一命题，不但更加明确地表明了孔子善恶报应、存亡祸福皆由己造、任何外在因素都不能影响人的命运的主张，而且在孔子的所有相关命题中起着画龙点睛、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孔子的这一思想在其嫡孙子思所作的《中庸》中同样得到了毋庸置疑的印证，其载孔子曰：

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在这里，孔子以舜为例，提出“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大德者必受命”的命题，明确无疑地阐发了他的善有善报思想，并启发了孟子“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的思想。孔子在此所讲的“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与上述“天灾地妖不能加也”，也是一样的意思，都是在强调，吉凶祸福皆是由自己造成的，任何外在的因素都不能影响人的命运。常人对这种思想难以理解，《荀子·宥坐》就记载了孔子对子路的应机开导，其曰：

孔子南适楚，戹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弟子皆有饥色。子路进问之曰：“由闻之：‘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累德、积义、怀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隐也？”孔子曰：“由不识，吾语女。女以知者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女以忠者为必用邪？关龙逄不见刑乎？女以谏者为必用邪？吴子胥不磔姑苏东门外乎？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由是观之，不遇世者众矣，何独丘也哉？且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孔子曰：“由！居！吾语女。昔晋公子重耳霸心生于曹，越王勾践霸心生于会稽，齐桓公小白霸心生于莒，故居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者志不广，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韩诗外传》卷七第六章及《孔子家语·在厄》亦载此段，后者更明确记载“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是“由也昔者闻诸夫子”亲口所说。此语与孔子所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大德者必受命”吻合无疑。其中“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的思想又与孟子“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前后呼应。由此段可以看出，即使在处处碰壁、重重质疑的情况下，孔子对善恶报应、存亡祸福皆由己造的思想都是毫不怀疑的，并认为人在“时”、“世”、命运面前，只能通过修身而做到“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从而不为外境所动，随时能够自作主宰。

由此，孔子提出了一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核心原则，那就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与常人（即此处之“小人”）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君子在任何时候都“不怨天，不尤人”，而是反求诸己，努力反省自己的错误和过失，并且会下决心改正；常人则不然，一遇到问题或挫折，就怨天尤人，愤愤不平，总是指责他人的失误，而很少会反省自己的过错。也正因为如此，君子会朝乾夕惕，日益提升完善，常人则随意而为，很难有改进自我的表现。

与此相关联，孔子进一步阐明了“不占而已矣”“《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的鲜明易学主张，奠定了义理易学的坚实基础。如《论语·子路》载：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马王堆汉帛书《周易》中的《要》篇亦载：

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孔子在这里所提出的“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等命题，可以看做是其“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这一重要命题的具体阐述，更加明确地表明了孔子祸福皆由己造、皆取决于自己的品德，依德而行、居仁由义则不必求福求吉而福吉自来的思想。

孔子的天命观，自古以来即被广泛地误解。误解的源头主要就是《论语·颜渊》所载子夏所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一语。大多数人即以此为依据，说孔子及儒家是宿命论者，包括许多思想家和学者，如墨子、王充，也这么认为。墨子专门“非儒”，抨击儒家不遗余力，其中即有对其所理解的儒家宿命论的抨击。东汉王充在其代表作《论衡》的《命禄》《问孔》 《卜筮》等篇中引“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以为孔子之语，而在《命义》篇引此则又说是子夏之语，不知是辗转抄写失误，还是王充自己就前后不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王充是中国思想史上很少见的倾向于主张宿命论的思想家，而且他对前人思想的理解存在很大问题。

其实，“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一语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闻之”的“之”究竟是否即指孔子尚存疑问，即使就是孔子，也只能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当时流行的普遍观念，孔子在转述的同时，借此阐明了自己命运观的一个方面，孔子也常说“命”，例如：“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这好像与其祸福皆由己造、皆取决于自己的品德的思想有些抵牾，但其实二者所形成的思想张力，恰好构成了孔子丰厚圆融的深邃命运观：对于常人而言，不知好学修身，积极进取，只是庸庸碌碌，随波逐流，那自然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在吉凶祸福面前只能听之任之，无可奈何；而对于好学慎思、进德修业、乐天知命、顺天应人、注重修身的君子来说，他只重耕耘，不问收获，乐天知命，顺天应人，谨守本分，与人为善，只管自己为所当为，而不介意是否能够享有福禄名位，但正因为如此，不求福而福自来，他一定会享有其应有的福禄名位，并在此同时，能够在命运面前自作主宰，这正是孔子所谓的“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大德者必受命”；其实，“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这对一切人，无论是常人还是君子，都是适用的，而所谓“吉人天相”,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与其说是“天相”“天祐” “天报”，不如说是“自助”“自祐”“自报”;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习以成性，而性格决定命运，因此，要想改善命运，须从立志修正不良的思想行为习惯、养成好的思想行为习惯开始。

从上文我们对孔子命运观的分析可以看出，孔子在接续“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流行观念的同时，又明确主张祸福皆由己造，皆取决于自己的品德，他自己一生谦虚好学，乐观向上，在世时即被称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在被人戏称为“累累若丧家之狗”时依然可以“欣然笑”曰“然哉！然哉”，都可以说是其“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祸福皆由己造的积极命运观的最好诠释。南宋思想家朱熹对“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一章的注释很有代表性，足供参考，其曰：“盖闻之夫子。命禀于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为而为，非我所能必，但当顺受而已。既安于命，又当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间断，接人以恭而有节文，则天下之人皆爱敬之，如兄弟矣。盖子夏欲以宽牛之忧，故为是不得已之辞，读者不以辞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广司马牛之意，意圆而语滞者也，惟圣人则无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丧明，则以蔽于爱而昧于理，是以不能践其言尔。’”

实际上，墨子同样承认因果报应，“以鬼神为明，能为祸福，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且“非命”而尚力，严厉抨击宿命论，主张人可以靠自己天赋的智力有所作为。他明确指出：

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命，虽强劲，何益哉？”上以说王公大人，下以驵百姓之从事，故执有命者不仁。……执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罚，命固且罚，不暴故罚也；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以此为君则不义，为臣则不忠，为父则不慈，为子则不孝，为兄则不良，为弟则不弟。……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上无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下无以降绥天下贤可之士，外无以应持诸侯之宾客，内无以食饥衣寒、将养老弱。故命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而强执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墨子对宿命论深恶痛绝，并十分严厉地抨击了宿命论，认为“命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而强执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 “此天下之大害也”，“此足以丧天下”，所以说“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执有命者不仁”。墨子进一步指出：

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困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

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布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劝阻。若此，则乱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变政而民易教，其在汤、武则治，其在桀、纣则乱。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

在这里，墨子提出，人与动物的本质差异就在于，人可以且必须依靠自己天赋的智力有所作为，才能很好地生存在这天地之间，即他所谓“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因此，一切都事在人为，而不在天命，“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墨子经验主义的思想特质和历史局限在其“非命”时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如他说：“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然胡不尝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若以百姓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为法，然则胡不尝考之诸侯之传言流语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闻命之声、见命之体者乎？则未尝有也。”墨子这种经验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是很可惜的，要不然，墨子的思想成就，包括他对宿命论的批判，会更加伟大，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