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在2010年8月去世前，开始了一本新书的写作。“是时候去写那些人们理解的事情之外的事情了，”他下定决心，“去写那些人们关心的事情同样重要，也许还更重要。”我爸爸理解的事情是20世纪的欧洲历史。而他关心的事情是火车，几乎比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要关心。他新书的标题是《移动：铁路的历史》。
他把在伦敦帕特尼区度过的童年都花在漫无目的地乘火车游荡上，就只是为了乘火车而已。夏天，他乘坐古色古香的郊区电力火车，周游伦敦郊区和英国起伏的山丘，然后回到克拉彭交汇站（Clapham Junction），在那里一排排呼啸的柴油火车和宏伟的蒸汽火车慢悠悠地驶过19个不同的站台，他从中选出回家的路线。我小时候一直听他说起这些令人留恋的回忆，脑海中想象8岁的托尼如何端详着黑暗而雾蒙蒙的伦敦。[1]
只要有机会，爸爸就会带我们乘着火车环游欧洲。我们在巴黎北站（Gare du Nord）乘上蜿蜒前行的TGV高铁，或者在布鲁塞尔火车南站（Gare du Midi）乘上蓝黄相间、四四方方的比利时区间车，或者在英国帕丁顿站乘上跨越隧道的欧洲之星。我们总是提前到，这样爸爸就能在候车大厅啜饮一杯双份意式浓缩咖啡。
就像我爸爸曾经写过的，如果车站是他的“大教堂”，时刻表就是他的圣经。“我的欧洲是用火车时刻来衡量的。”他写道。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圣诞节，妈妈送给他一本库克的欧洲火车时刻表[2]，这本书里写满了关于来往火车最新的细节，即使是地方线路也有。这本书在他床头柜放了好几个月。我爸爸曾是位社会民主党人，在大多数方面他极力倡导平等主义，他对以下事实非常受用：火车从来不等待任何人。“铁路旅行，”他写道，“毫无疑问属于公共交通。”
我爸爸如此关心铁路准时的影响，其中另一个原因是铁路旅行显然也是历史的。“现代生活真正的不同之处，”他写道，“不在于无牵无挂的个人，也不在于不受约束的国家，而在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存在：社会。”铁路的出现标志着这一历史转折。乘火车成为社会集体前进的物理性体现——不仅跨越了地理，也跨越了时间。
这就是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对火车寓意的坚定理解，也许很大程度上他带着专业性偏见（deformation professionelle）。不过，当我阅读他关于铁路的文字时，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的写作与和我朝夕相处的那个人——私下里的托尼，作为父亲的托尼——之间几乎毫无相似之处。对那个托尼来说，铁路显然是单一的、与历史无关的。他最关心的两列火车都不是关于共同前往某地的：一列在叫作缪伦（Mürren）的瑞士小镇，另一列在比前者稍微大一些的、叫作拉特兰（Rutland）的佛蒙特州小镇。它们在开往永恒之境的路上，在那里，过去并不要紧，历史从不存在。
要去往缪伦，你必须乘火车。劳特布龙嫩（Lauterbrunnen）山上的冰川反射的阳光落在这个山谷小镇，现出一块块亮斑，从这里出发的缆车轻轻地晃动着，带你越过悬崖来到格鲁施阿尔普（Grütschalp）。一辆小巧的淡褐色单节客车从格鲁施阿尔普出发，沿着山坡缓缓前进，犹如一条电蛇。在把你送到缪伦之前，这列车只在温特埃格（Winteregg）停靠，这里有一家典型的瑞士咖啡馆，供应咖啡和冰淇淋。一路上你还可以看到少女峰和埃格峰令人惊叹的风景。自1891年以来，这条火车路线就没变过。
在前往缪伦的火车上，乘客几乎全是游客，而且都是英国游客。我爸爸在1956年跟着他的爸爸乔（Joe）第一次到这里。乔出生在比利时，但那时他已经是一个地道的伦敦人，操着英国中低阶层的口音，把缪伦视作一次逃离：逃离他的妻子（他们最终还是离婚了），逃离伦敦，重回大陆。几年前我问乔，关于缪伦他还记得什么时，他告诉我有一种寂静。“那里太安静了，就像一片寂静的冰，这个小村庄被四周的山给淹没了。”确实如此，50年代和今天一样，在缪伦除了聆听寂静，你无事可做，只有褐色电力火车日常呼啸而过的轰隆声才会打破这种寂静。那里没有汽车（没有路能通往山上），而且只有426名村民。缪伦的旅馆——我算了一下只有7家——有将近1500个床位，但几乎从来不会客满，在夏天尤其如此，而我爸爸就乐意在那时候去。
作为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孩子，我爸爸对瑞士似乎没有受到战争影响这件事印象深刻。那里的旅馆依然“到处是陈旧而坚固的木头”，他写道。火车是井然有序的，技术上无懈可击，在欧洲其他地方基础建设被毁坏的情况下，那里是一个幸运的意外。爸爸最喜欢引用哈里·莱姆（Harry Lime）在《第三个人》中的一段话，他在每次演讲中都会偷偷塞进这段话：“在波吉亚家族统治意大利的30年中，他们导致了战争、恐怖、谋杀和流血事件，但他们也催生出米开朗琪罗、达·芬奇和文艺复兴。在瑞士，人们拥有兄弟般的情感——他们保持了500年的民主与和平，那么这又催生出什么？布谷鸟钟。”他觉得这是一种称赞。
但是，当我阅读他的著作，我很难区分爸爸小时候和成年后对缪伦的看法。当他还是个孩子时，缪伦也许能使他逃离日常学童生活的疏离，也许它意味着一个远离伦敦的庇护所，又或者这里只是他父亲热爱的一处优美风景。但我认为，当他开始研究20世纪的欧洲历史，缪伦扮演了一个不同的角色。我爸爸选择成为研究他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时代的历史学家。他孜孜不倦地进行这项工作：他的资源库就是他身边的世界，始终在那里，就在他眼皮底下。我猜想，我爸爸在缪伦也许可以不像历史学家那样思考；没错，也许这里是一个象征童年怀旧思绪的基地，也是一个可以深度缓解学术压力的地方。如果无事发生，那里就没有可以研究的历史。
1916年到1918年间，大约有400名英国士兵和军官在缪伦安家。他们是战时的受伤俘虏，根据英德遣送协议被扣押下来。瑞士的地理位置和中立性使其成为完美的地点：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在这里交换俘虏，且无须冒着这些俘虏会重回战场的风险。这些士兵去往缪伦的旅程和爸爸在50年代的旅程一样，和我今天所做的旅行也一样：先坐缆车，再乘一列慢慢前进的褐色火车。
也许意识到他们可能在瑞士逗留许久，这些士兵把这个瑞士村庄变成了一个家乡的超现实模型——一个在阿尔卑斯山上的伦敦。1917年5月27日，他们重新命名了缪伦的几条街道。你可以沿着“皮卡迪利大街”闲逛，走到“老肯特路”，然后再从那里一路漫步到“弓街”，你或许会在那里驻足，观看火车从“查令十字火车站”例行出发。（“这里的地形相当复杂。”一位军官承认。）这些被拘禁的英国人建起了商店和训练中心，有一位木匠、一位裁缝、一个牙医诊所、一个驾驶学校，甚至还有一个钟表商店。为了消遣，他们开设了基督教青年会（YMCA）礼堂，设立了一家拥有2000多册英文书籍的图书馆。他们在居住的旅馆外成立了运动队——比如说埃格峰旅馆队和少女峰旅馆队比赛足球——而且仔细地记录比赛结果。
士兵们和远在英国的亲友联络（经常写信问亲友要钱），但他们很少听到关于周遭发生的激烈战事的消息。有时，他们什么消息都不想听到。当地杂志《在缪伦被拘禁的英国人》（British Interned at Mürren）的编辑们要求伦敦的通讯记者不要发来最新的战事信息，也许是为了避免引起希望或恐惧。“好几次我们听到重型武器发出的回声，提醒我们过去发生的事情，”杂志编辑在第一期杂志上写道，“最后一次，我们或多或少耐心地等待着乘缆车下山……回家的那一天。”
最终，基督教青年会的廉价烟草耗尽了，为了消磨时光，士兵们开始思考应该坐在汽车的哪个位置，缆车在运送他们飞速下山时会不会突然断裂。“小镇的一头看起来死气沉沉，一片荒芜，而另一头也没好多少，”1917年10月，一个无精打采的作者在杂志上若有所思地写道，“总的来说，我们孤独又悲惨。”
当战争结束了，士兵们在缪伦创造的小世界也终止了。《在缪伦被拘禁的英国人》杂志悄无声息地停刊了。村庄的道路又被重新命名。那里的旅馆不再代表着不同的运动队，重新开始接待富有的英国游客。仿佛是，仅存的一丝文明在某一天毫无征兆地从地球表面消失了。有两年的时间，400名英国士兵焦急地盼望着坐上小小的电动火车，从“查令十字火车站”出发离开缪伦，回到现实世界。
2002年，爸爸第一次带我们兄弟俩来到缪伦。我当时8岁，和他1956年第一次到这里的年纪一样。我们乘了四班火车：从苏黎世机场站到东因特拉肯站，乘的是完美无缺的现代市内火车；从因特拉肯站到劳特布龙嫩站，乘的是一辆稍慢但同样准时的区域火车，车上有淡蓝色的聚酯纤维座位；一辆通往格鲁施阿尔普站的齿轮索道缆车；最后乘坐一辆米色和淡褐色相间的电力火车来到缪伦。“依然无事可做，”之后他这样写我们的这次旅行，“置身天堂。”
我确信当时爸爸并不知道大约85年前被拘禁在此的士兵们会同意“无事可做”的论断，但反对“天堂”的说法。而且，要是他知道《在缪伦被拘禁的英国人》，知道被重新命名的街道，知道旅馆球队，我觉得他会说历史证实了他的直觉。英国士兵和我爸爸乘上同样风景优美的火车，同样怀有逃离历史的感受，但只有一方对此享受。
我妈妈、我弟弟和我在每天晚上沿着倾斜的小路走到爸爸那里。跑到山坡的比赛让我们气喘吁吁，山上纯净的空气让肺部冷却下来，我们都没有说话。爸爸的轮廓渐渐清晰。他像一个接球手，身形健壮结实，粗脖子，面色红润，独自站在干冷的天气里，头上秃顶的地方反射着缪伦街灯扩散到埃格山的光亮，埃格山黯淡的轮廓在蓝黑色的天空中划出一道难辨的影子。我望着爸爸，爸爸望着群山；一切静止不动。在那一秒，我才知道没有什么是不变的。
2004年，至少在比喻意义上，铁路把我们从纽约带到佛蒙特州的拉特兰郡。当时也有其他理由，“9·11”事件的震动让我们和许多其他纽约人试图寻找一个避难所，一个飞机不会撞上魔天大楼、世界依旧没有改变的地方。我们住的隔板房在一个山丘的顶端，离镇上有20分钟路程，屋里老旧的木头横梁总是嘎吱作响。在山脚下，一堵常绿植物组成的围墙遮住了铁路。爸爸拿着双份意式浓缩咖啡，每天两次站在后门廊，远远地看货运火车穿过树林。“因为有火车站，我们特意选择拉特兰。”妈妈说。对爸爸来说，火车意味着拉特兰就是美国的缪伦。
拉特兰是美国铁路公司（Amtrak）的“伊森·艾伦”特快列车的终点站，这趟列车每天从纽约城出发。火车头是一个巨大的内燃机，蹲坐在车轮上，每天深夜抵达拉特兰，每天清晨出发。火车站里唯一运行的另一辆火车是一辆惊天动地的货运火车，在拉特兰和马萨诸塞州之间来回运输丙烷、大理石和其他任何货物。但是爸爸从来没问过为什么这块不大的佛蒙特州飞地（与之形成对照的比如伯灵顿或曼彻斯特这样的大城市）能够拥有到纽约的美铁路线或者毗邻我们家的货运铁路。
和大多数美国人相比，拉特兰郡居民花了更多时间接受铁路。到1840年，美国已有超过3000英里的铁轨，但是佛蒙特州没有一条。由于担心赶不上经济繁荣的热潮，佛蒙特州的商人们促成了一份关于从拉特兰郡到康涅狄格河的铁路特许状，一个火车站赫然出现在小镇中央。邻近的西拉特兰的大理石产业以及代理人产业开始繁荣起来。在1849年向拉特兰——伯灵顿线的司库们发表的演讲中，激动的主席T.福莱特正式宣布：“佛蒙特州将完全参与到那些大企业带来的愉快享受中，后者是当今时代的标志。”火车越多，拉特兰就能向前走得越快。
和火车一同到来的是移民。为了逃离家乡的饥荒，爱尔兰人从波士顿和纽约启程，参与铁路建设，最终在拉特兰安家。瑞典人听闻大理石采石场的工作后也来到这里。之后波兰人也来了。然后，在世纪之交，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来了；芬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也来了。拉特兰曾是新英格兰清教徒组成的小镇，1900年这里有天主教教堂和希腊东正教教堂，波兰语和意大利语学校。拉特兰铁路公司在1897年的一份小册子中自夸说拉特兰是“新英格兰北部最重要的市政当局之一”，这是因为拉特兰是“本州的铁路中心”。
但这种情形没有持续下去。铁路的氪石[3]——汽车，最早在1920年就入侵拉特兰。1927年，一次由暴风雨引起的严重洪水对拉特兰的铁路桥梁造成了不可修复的破坏。1947年，又一场天灾弄折了这个蹒跚产业的另一条腿。1961年，一次工人罢工和工厂停工给铁路业带来最后的致命一击；拉特兰铁路公司破产了，拉特兰铁路站场彻底荒废了。“在我看来，某种厄运似乎突然降临在拉特兰。”一位当地人抱怨道。在我的童年，拉特兰的人口暴跌，当地海洛因横行，社区变得同质化和衰老化，一个沃尔玛超市建在了曾经的铁路站场上。
我妈妈同意我的直觉，即爸爸了解拉特兰历史的梗概，了解这个小镇上曾有火车运行，了解这里无声的永恒取决于曾经存在的铁路如今已经消失了。他知道拉特兰郡和缪伦并不相同，被动的美国田园牧歌式的火车和欧洲对乘火车经历的重视并不相同。但他在这里和在缪伦一样，把历史放在一旁。
2008年，爸爸的ALS病到了晚期。到2010年，他被禁锢在轮椅上，下半身已经瘫痪。从刷牙、小便到夜晚入睡，每件事对他来说都成了严酷的考验。但最糟糕的部分是他的火车岁月结束了。“我的病最让人沮丧的事情是，”他写道，“我意识到自己从此再也不能乘火车了。”
他希望火葬。他和妈妈考虑把骨灰撒在两个地方：拉特兰和缪伦。但他们担心，我们也许会卖掉拉特兰的房子，毕竟佛蒙特只是瑞士的次要版本。而且，爸爸已经把他的偏好公之于众。“我们无法选择人生在何处启程，却可以选择于何处结尾，”他写道，“我知道我的选择：我要乘坐那辆小火车，无所谓终点，就这样一直坐下去。”
火车对爸爸来说是一切的解毒剂，正如他认为火车对我们也意味着如此。“如果我们失去了铁路……我们就忘记了如何共同生活。”如果他失去了他的铁路，他就忘记了如何独自生活。“当然，我本应该孤独地体验铁路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他曾这样推测。
爸爸沉溺于虚构的缪伦和虚构的拉特兰，如此他违反了自己最基本的准则，即我们有责任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的历史。检视它们的过去，我们会发现缪伦成了一处优美的监狱，拉特兰成了她前身的阴影。如果这些小镇及其火车没有任何历史，那么它们才能是永恒的。（如今怀旧之情主宰了美国大选，这可能是一个简单但有用的提醒：拒绝承认某地的历史会招致对此地现状的错误观点。）
我父亲把拉特兰和缪伦视作免疫于历史潮流的地点，除此之外，他没有再写到过这两地。这个决定不是纯粹而简单的否认，也不是一种道德矛盾。对爸爸来说，历史是一项鉴别性的技艺，其中必须有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张力，而在现代欧洲的宏大图景中，缪伦或拉特兰看起来似乎毫无问题。“那里甚至没有过不对劲。”他写道。
但是，我觉得爸爸这一拒绝背后有更多的东西。他理解历史可以多强大。档案工作尤其如此，即我此时所实践的专业化历史，以及我爸爸践行和相信的历史。口述史能以意象快照的形式出现，既没有清晰的历史发展感，也没有为迷思制造提供足够的空间。档案能够击碎怀旧之情和多数人的记忆。在显而易见的益处之下，还有一些遗憾地不可更改的东西。我们可以修改历史，历史学家也常常这么做。但是撤销历史，收回我们知道曾经存在的历史，这要难得多了。
我打算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想知道我爸爸是如何发现了这两个小镇，它们远隔重洋，唯一的联系就是他的所爱——火车与它们的关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本能地转向档案。这种本能来自我爸爸。他把他的拉特兰和缪伦这两个原始的迷思，留给了我。但同时他把使它们祛魅的工具也留给了我：他对历史的热爱，他相信档案能帮助自己解释这个世界的信念。我同时继承了这些天赋，但是我忘了把它们分开保存。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对我来说，通往缪伦的电力火车将唤起闲散的英国士兵的记忆，他们远离社会，一头栽入无聊之中。而现在看来，拉特兰的货运火车似乎伴随痛苦的匮乏而来。当我键入这个句子时，这列火车就在我身后的树林中缓缓驶过。我无法除去这个。爸爸和我知道的一样多，而且比我走在更前面。火车并不会把我们带入或带出社会，历史才会如此。
2010年8月，我们前往缪伦撒下爸爸的骨灰。在去那里的路上，我们意识到把一个人的骨灰盒留在这列电力火车里，这件事本身有点过于平庸了。把爸爸的骨灰撒在铁轨上也不是好的选择，我弟弟令人信服地争辩说，爸爸不希望追求不朽的程度，和他热爱火车的程度一样深。
因此，我们转而去远足。从缪伦火车站——“查令十字火车站”——启程，我们走到镇外，走上一条覆盖着小花和带霜的草地的泥土小路。这条小路不断上升最后稳稳地通往山上，比铁轨高出几百英尺。我们抵达一处连绵的草原。草原下面就是陡峭的悬崖；在一大片常绿植物中，几处铁轨在寒冷的阳光中闪烁可见。我们把他的骨灰撒在这里。
但我不确定我们有没有弄对爸爸的遗愿。毕竟，他是一个欧洲人，站在你家后门廊观看来往火车的拉特兰模式只是一种美式妥协。他对别人没有这种耐心，就像他小时候在英国时那个“盲目猎奇”的青少年，只是站在那里看着火车进站出站。火车作为历史的媒介，作为现代性最好的部分，作为公民社会或其反面——只有在一个人成为一名乘客时，这种象征主义才有效。你不得不驻足停留。“火车的特点在于，”爸爸曾说，“你得先乘上车。”
丹尼尔·朱特
（潘梦琦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