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屋”一词于我所引发的是一幅极为具体的图景。它令我想起位于瑞士法语区昂贵的沃州滑雪区山脚下，那少人问津的谢希尔村庄里的一栋民宿。我家一定在1957年或1958年去那里度过寒假。想来滑雪——于我而言不过是坐坐雪橇——本身必然乏善可陈：我只记得父母和叔叔一起艰难走过覆冰的人行桥步上滑雪索道，在那里消磨掉整个白天。滑雪结束后又因为喜欢清静而整晚窝在小屋里，怎么也不肯前往游乐场所。
这对我来说却是寒假最惬意的部分：中午刚过，雪上了无新趣的消遣就中止了，而后投向厚重的扶手椅，投向暖酒和分量十足的乡村食物，并在散见陌生人的宽敞休憩室中度过悠长的傍晚。那些陌生人可都了不得！谢希尔的这栋小民宿有个不寻常的地方：许多英国的末流演员显然都喜欢顶着高踞山上的名流演员们所投下的倨傲的光环旅居此地。
我们在此逗留的第二天傍晚，餐厅中响起的一阵卑猥不洁的言辞激得我母亲站了起来。母亲对污言秽语并不陌生——她在西印度码头区[5]附近长大，对此时有耳闻——但她在学徒期间就摆脱了自己出身阶层的下人气，学成了淑女美发师那类有理有节的好风度，断然是不肯让自己的家人暴露在这样污秽的言语中的。
朱特夫人端庄地穿过餐厅，来到唐突了大家的那一桌前，要求他们住嘴：餐厅里还有孩子。考虑到我妹妹当时尚不足18个月，而我又是店内唯一的孩子，这要求多半是为照顾我而提出的。肇事的年轻演员们——而且就像我后来揣测的那样，都没有工作——立即道了歉，还邀我们一同用甜点。
这群人简直妙极了，尤其对一个被安排在当间、一切看得清（听得明）的10岁儿童来说。虽然他们中的某些人日后大获成功，但当时一切还未见分晓：艾伦·巴德尔（Alan Badel）还不是莎翁剧名角，尚未积累为他赢得声誉的那些受人尊崇的作品［如《豺狼的日子》（Day of the Jackal）］；桀骜不驯的雷切尔·罗伯茨（Rachel Roberts）则最为出众，那以后很快出演了多部英国优秀战后电影［《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晨》（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如此运动生涯》（This Sporting Life）；《幸运儿》（O Lucky Man！）］，成就了无产者绝望妻子的经典荧幕形象。罗伯茨负责关照我，在我耳边用充满威士忌酒气的低八度声音说了许多常人不堪出口的粗话，令我对她未来的发展空间不再存有什么幻想，而对我自己的未来却产生了一定疑惑。那个寒假，她教我如何打扑克，如何用纸牌玩各种小把戏，还教了我无数这辈子都别想忘光的脏话。
也许正是由于这次相遇，比起我经年住过的各种无疑与之无甚差别的木结构建筑来，谢希尔高街[6]上的这家瑞士小旅店在我的记忆中占据着一个更深也更具情感的位置。虽然我们只在那儿逗留了十天左右，之后我也只短暂地回去过一次，但旅店亲切的气氛至今仍历历在目。
它绝少铺张之处：入内便是一个将一小块底层区域与主层分开的夹层——加盖这一层的目的，是将滴水的户外运动用品（雪板、雪靴、雪杖、外套、雪橇等）与公共休憩室干燥、温馨的环境隔绝开。休憩室分布在前台两侧，内有可以看到村内主街与其周围峭壁美景的大窗户。休息室再往后去，有一架宽阔且异常陡峭的楼梯通往卧室层；再往后，被楼梯遮挡的地方，分布有厨房及其他一些工作重地。
卧室层精心且许是有意地分为左右两翼：左翼的房间装潢较好；右翼为单人卧室，房间小，没有厕所，一路延伸至一架拐角处的楼梯，楼梯通往（除旺季外）供员工使用的阁楼。我没有细查，但想来除了三间休憩室和其周边的公用区域外，此店供出租的客房至多不过十二间。这间为家道小康的家庭而开设的旅店，坐落在一个质朴无争、除海拔外再无过人之处的村子里。这样的旅店瑞士何止万间：我不过恰巧只对其中一间有着近乎完整的视觉记忆罢了。
其后50年，除了将它看作一件令人愉快的、唤起美好记忆的事物外，我对谢希尔的小屋似乎并未作过他想。然而，当我于2008年被查出患有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并很快意识到自己大概再也无法四处游历——实际上，若能书写游记便已是万幸了——时，却正是这间谢希尔的旅店在我脑中一再浮现。为什么呢？
我得的这种神经退化型疾病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它虽不影响人的神智对过去、现在与未来做清醒的审视，却会逐步截断人将其诉诸语言的所有途径。起先是丧失独立书写能力，须由他人或机器代为记录思想。接着便腿脚失灵，要想增添新的阅历，非劳心劳力不能成行，单只交通一项，解决起来就已过于复杂，以致交通本身变成了目的，能换来的好处倒无暇消受了。
接着是失声：这不仅是一种说明一个人必须由机械或他人从中协助才能表达自我的隐喻，更是因为膈不能再泵出足够的空气，无法在声带上造成发出有意义的声音所需的不同压力，从而导致的真正意义上的失声。到了这一步，病人大多已四肢瘫痪，无论周遭有没有别人，都只能被迫处于一种静止不动的沉默中了。
对那些想要继续交流语词、思想的人，它便构成了一项不同寻常的挑战。铅笔用不上了，黄色便签簿也跟着一起失去了作用。无法再去公园散步醒脑或去健身房锻炼，一边任由思路浑然天成般累积于胸。从此再也无法与朋友之间做任何有助益的交流——早在ALS退化的中期，患者的措辞就已追不上他的思想，交谈本身断续、言不及义，令人灰心丧气。
我想我是在极偶然的情况下获得解决这一两难问题的答案的。我在患病几个月后发觉，自己半夜会在脑子里写故事。当然，我原想利用叙述的繁复来代替滞重的绵羊而达到相同的、放空自己的效果。然而在进行这项小小的练习时，我发觉自己竟将过去从不认为互有牵连的片断——像拼乐高玩具一样——重组到一起去了。这结果本身并非多大的成就：意识流自会带着我从蒸汽机想到德语课堂，又从伦敦绿线巴士[7]精心设置的公交线路想到英国战间期城市规划的历史——轻易就能开辟出许多思路，引我前往各个有趣的方向。问题是，我如何能在第二天将这些已经被埋没了一半的思路记录下来。
至此，对欧洲中部温馨小村中美好时光的感怀，才开始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一直以来，我对近代早期思想家和旅人用以储存和调用细节与描述的记忆载体都十分着迷：它们在弗朗西斯·耶茨（Frances Yates）所作的关于文艺复兴的文章，以及其后史景迁记录意大利旅人游中世纪中国的《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中都有优美的展现。
这些有志于成为回忆者的人为安顿自己的学识所建造的不是区区旅店或民宅，而是宫殿。我却无意在自己脑中建造宫殿。现实中的宫殿总给我一种奢靡的印象：从渥西的汉普敦宫到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穷奢极侈的目的与其说为了舒适，毋宁说为了炫耀。我无法在寂寥的夜晚一动不动地向往这样一座记忆宫殿，正如我不可能叫人去给我缝一套星条旗纹样的灯笼裤和背心一样。然而，既然不造记忆宫殿，何不造个记忆小屋？
小屋的好处，不仅在于我对它的重现可以真实入微——从门阶边覆雪的扶手，到为阻挡瓦莱的风而加设的内窗——而且在于我很愿意对它一而再地造访。而一座记忆宫殿若要起到仓库的作用，供人储存不断重组、分类的往事，则需尤其引人喜爱才好，而大凡宫殿，哪怕只对一个人做到这一点，也是不易的。一年来，每个月每个星期的每天晚上我都会重返小屋，穿过那些熟悉的短廊，踏过它们旧损的石阶，并在两三把恰好无人的扶手椅中的一把上坐定。就这样，我的愿望推动着我的思想，几无失误地编织、分类、整理出各种故事、论辩以及可用在某篇文章中的事例，留待翌日写出。
接下来呢？小屋又在此处，从一个唤起回忆的契机，变成了储存回忆的载体。一旦约略弄清了所要言说的事物和最佳脉络，我便离开扶手椅，走回屋子门前，将来路再走一遍。通常从储藏间——比方说是放滑雪用品的储藏间——开始，途经那些更有故事的空间：酒吧、餐厅、休憩室、钉在布谷鸟钟下的老式木钥匙架和凌乱排列在后楼梯上的各色书籍，并从那儿抵达卧室中的某一间。如此踏遍在记叙或说明中被安排了储存任务的各个场所。
这套系统还远谈不上完美。各条路线时有重叠，而我则必须尽量为每个新的故事创建一张相对独立的地图，以免将这个故事的某些特性与不久前的某个故事混淆起来。因此，虽然看起来我大可将与食物有关的内容归于一个房间，与诱惑或性爱有关的内容归于另一个房间，而与友人之间就知识文化所产生的交流归于第三个房间，这其实却并非保险的做法。与其信任我们惯常依赖的思维储存逻辑，倒不如遵循更微观的空间分布来得好——比如从某一面墙上的这个橱柜，摸索到那个抽屉。
然而人们常常表示，以空间为线索整理脑中事物并在几小时后将它们唤回，对他们来说存在各种困难，对此我很有些惊讶。因为我自己——当然也是受制于这异乎寻常的身体的监禁——已经逐渐开始觉得这是所有储存记忆的方式里最为简易的一种了。尽管它有些过于机械化，致使我将事例、脉络与一些两相抵触的事实统统整饬得有条不紊，而这种误导性的重组，或许破坏了印象与往事原本所具有的混沌，从而丧失了其中的意味也未可知。
我猜想，这里面或许有作为男性的一点儿帮助。因为照惯常看法，男性长于泊车、善于记忆事物的空间排布，而女性在回忆人物和印象时则更胜一筹。从小我就有个本事，在一座只草草看过一次布局的城市里，能看着地图为一辆车指明路线。相反，我自那时起便缺乏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所需的最基本素质，且至今仍没有长进，那便是：在一场聚会上漫步，从容忆起与会者各自的家庭情况和政治偏向，告别时还能亲热地直呼其名。记住这些一定也有某种特别的方法，只可惜我从未悟到。
得病以来，至写作本文时（2010年5月），我已完成了一本关于政治的小书，一份公开讲义，二十余篇有关我生活回忆的小品文以及大量旨在全面研究20世纪而做的访谈。而这一切，基本上只仰赖了对记忆小屋的夜访及其后在顺序和细节上将夜访所得忠实再现的努力。夜访有时关注小事：始于一所房子、一辆公车或一个人；有时放眼大千，涉及几十年来我对政治的观感、参与，以及我周游、教学与评述的方方面面。
当然，也有时，我只是整夜舒服地坐着，面对雷切尔·罗伯茨或一片无人的虚空：各种人物与空间漫步而来，却只一无所成地离去。逢这样的夜晚我便不多逗留。我回到小屋入口老旧的木门前，穿过它——通过一种儿童般的天马行空将空间扭曲——来到伯尔尼高地的山坡上，多少有些笨重地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在这里，我从愧于无力抵挡雷切尔·罗伯茨之魅力的小听众，变成了海蒂寡言的祖父阿姆大叔[8]，这样一连数小时地躺着，由清醒进入一种尚存意识的昏沉——直至彻底苏醒，懊恼自己从前夜的努力中竟没能编造、储存、回想起一丁点儿东西来。
低产的夜晚几乎对身体也构成了一种挫折。当然，你可以安慰自己说：你应为自己尚能保持清醒而自豪——哪里写着你还需要多产？然而，我对自己如此情愿就屈从了命运仍然感到一定的愧疚。可究竟谁在我的境况中还有能力做得更好？答案是显然的，一个“更好的自我”，而我们是多么频繁地想要成为一个比当下的自己更好的自己啊——虽然明知眼前所做到的事已属不易。
我并不怨恨良知对我们的这种捉弄。但这么一来，夜晚便被畅置在阴暗的威胁之下了，对这种威胁不可掉以轻心。紧蹙双眉、对所有来者怒目而视的“阿姆大叔”，他可不是个快乐的人：只有在能往橱柜、抽屉、架具和走廊里储存在回忆时所产生的拙作的夜晚，他的阴郁才偶尔能得到消解。
请大家注意，这个“阿姆大叔”，亦即我多年来郁郁寡欢的另一个自我，并不仅仅是在丧失了存在目的的小屋门前坐着。他还抽着一支吉坦尼斯牌香烟[9]，小心翼翼地端着一杯威士忌，还翻报纸，还迈着重重的步伐漫无目的地穿行于积雪的街道，感怀地吹口哨——总体上让自己显得像是个自由的人。有些夜晚，这便是他力所能及的一切。该说他是在提醒我往昔已逝的苦涩，还是在用一支记忆中虚幻的香烟给自己带来慰藉呢？
但在另一些夜晚，我却能无视他而径自走过：一切运转顺利。面容一一浮现，事事衔接妥帖，泛黄的老照片也都鲜活了起来，“一切联结”[10]，不出几分钟，故事有了，人物有了，说明有了，我的精气神也有了。阿姆大叔，以及他就我所丧失的世界而做的淤塞提醒变得轻若无物：因为往昔围绕着我，因为我有了我需要的一切。
然而，是怎样的往昔呢？我躺在昏暗的夜的包围中时脑中所生成的历史，和以往写过的任何历史都不相同。即便以我的职业对理性的极高标准来衡量，我也一直称得上是个“理性派”：在所有有关“历史学”的老生常谈里，最吸引我的一种说法是，历史学家不过是靠列举事实授业的哲学家。至今我仍觉得此话不虚，虽然现在我已经明显采用更迂回的方式了。
早期的我似乎将自己看作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杰佩托，构造了许多匹诺曹一般的判断与依据，它们因自身逻辑结构的合理性而具有生命，并依靠各个部分所必需的诚实来讲述事实。然而我近来的写作却大大地增加了归纳法特性。它的好处在于，有助于从本质上产生一种印象派艺术的效果：方便我将私人的与公众的、理性的与直观的、具体发生的与笼统感受的诸事物顺利杂糅在一起。
我不知道这样的文章算什么风格，只能说，如此制作的小木偶虽然关节连接得更松散，但比起过去用演绎法潜心雕琢而成的木偶要活灵活现得多。其中偏议论的文章——比如《艰苦年代》——让我不禁想起早被遗忘了的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写到维也纳的小品文：引经据典、意有所指，要紧的内容却叙述得很轻松。然而另一些——具有更深情脉络的，比如《食物》和《帕特尼》——则相反。它们着意避免“寻根式”作家文字中常有的沉闷抽象，不以能揭示大格局而自诩，却或许更能达到这个目的也未可知。
读罢这些小品文[11]，我仿佛撞见了另一种可能性中的我。几十年前，有人建议我学文学。那是一个睿智的校长，他说史学过于迎合我的天性，由我来做太缺乏挑战；文学——特别是诗歌——则会迫使我去发掘自己不熟悉的文字与风格，也许哪天我会为之所吸引。不能说我为自己没有采纳这条建议而后悔：我和我拘谨的思维习惯一直以来都合作得很好。但我的确觉察到了某种缺失。
我也意识到自己在儿时所观察到的比所能理解的要多得多。或许每个人儿时都如此，而我与他们唯一的不同，仅仅是有了这灾难性的病所提供的机会，令我能不断召回儿时的见闻。不过，或许也不尽然。因为有人问我：“但你如何连绿线巴士上的气味都能记得？”或“你为什么能牢牢记住法国小旅馆的细节？”而这或许意味着，我早在经历之时就已经开始在脑中建造某种小小的、类似记忆小屋的东西了。
不过，即便我有什么过人之处，也不过是一厘一毫罢了。我只是在稚气的往昔里，可能比其他孩子更热衷于将自己过去的方方面面串联起来，却也没有上升到创造性地将这些过去储存到记忆里以备未来之需的地步。当然，我小时候喜欢独处、默思，但也没有严重到引人注目。因此，近几个月来我能源源不断地忆起往事，应该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
我的本行给我带来的优势，在于我已经谙熟故事大纲，只需往里填充事例、细节和说明即可。作为一个在默默自省中回忆过往细节的、研究战后世界的历史学家，我的叙事优势在于擅长串联、修饰那些相互脱节的记忆。毫不讳言地说，我与许多同我拥有相似记忆的人——从近来的信函往来中可以看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对这些记忆能加以利用的途径要多得多。仅为这一点，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再幸运不过的人。
一个原本健康无虞的人，却在60岁时被退行性绝症击垮，妻子还年轻，孩子还幼小，他却因为这病行将就木，这时候说他幸运，未免太过恶毒。然而幸运有很多种。患上一种运动神经元疾病想必是因为一度冒犯了诸神，对此我没有什么要申辩的。不过倘若必须去忍受它，那便最好有一个内涵丰富的头脑：充满多用途、可回收的有价值的记忆，供喜好分析的思想随时取用。这下，唯一还缺乏的，就是一个用来储存的橱柜了。而这个橱柜，我在打捞过去岁月的过程中业已找到，对我来说，这不啻是一种幸运。但愿我没有辜负它。
托尼·朱特
纽约
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