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城市化与农民工家庭的脆弱性问题

熊易寒

作者熊易寒，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一、留守现象的体制根源

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学术界的研究也相对充分。然而，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问题都是派生性问题，而非原生性问题。以往的学术研究往往将农民工当作个体或群体（阶层）来研究，而忽视了农民工的“家庭属性”。

从个体的角度研究农民工，关注的是他们的社会融入、收入不平等、维权等；从群体或阶层的角度研究农民工，关注的是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集体行动、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但实际上，农民工还有一个非常主要的身份维度，即他们是一个家庭成员，作为配偶、父母和子女，他们所享有的家庭福利和肩负的家庭责任。

当前中国留守儿童数量在6100万人以上，留守妇女约4700万人，留守老人约5000万人。之所以如此，一部分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大部分农民工收入不高，工作和住所不是十分稳定；另一部分则是由于半城市化的模式，流动会导致农民工及其子女的一部分权利丧失，譬如孩子很难进入城市的公办学校，无法在城市参加中考和高考。

有人认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问题是农民工“理性选择”的结果。的确是“理性选择”，人们的绝大多数决策都包含了“理性”的计算，但理性还是非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所处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当迁徙是自由的，个人的权利和福利不会因流动而遭受损失，这种情况下，举家迁徙是理性的；而当迁徙是受限制的，为了兼顾不同的利益，让一部分家庭成员“留守”也是理性的。我们不能因为这种选择是“理性”的，就认为这是“自愿”的，是符合农民工自身利益的“最优选”；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人们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在这种情境下，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

也有人认为，留守现象与中国的家庭文化相关。中国人有一套“吃苦”的话语。与家庭分离，是一种“苦”，为了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有更好的未来，“吃苦”是值得的。美国社会学家李静君研究非洲的中资企业发现，中资企业的外派员工（在当地通常属于管理层），与欧美乃至印度企业管理者的待遇相差甚远。中国管理人员都住在集体宿舍，外出都是乘坐大巴集体出行、购物，在赞比亚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家人则留在国内；而印度、欧洲的管理者都有自己的公寓，与家人同住，拥有私家车，他们无法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认为那是囚犯式的生活。对此，中国员工的解释是，我们这样“吃苦”都是为了家庭，为了多挣钱，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过更好的生活。而西方人则认为，中国人压根不重视家庭，如果他们重视家庭的话，为什么不把家人带在身边呢？农民工外出务工的逻辑与之相似，在外“打工”是苦日子，一个人吃苦就好了，让家人留在老家。从物质生活的角度看，打工的确是苦日子，农民工的居住条件通常要比老家差很多，劳动强度也更大（农业劳动带有季节性，而打工者的加班加点是常态）；从权利的角度看，打工者更可能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有时候不公来自资方，有时候不公来自城市管理者，有时候不公来自城乡二元体制。

在笔者看来，之所以会出现留守问题，首先是户籍制度与半城市化模式。户籍制度限制了人们的自由迁徙，加大了农民工举家迁徙的成本和代价。半城市化模式把农民工当作劳动力、消费者或者一个生产要素，而不是移民或公民，在经济层面加以吸纳，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加以排斥。大部分的农民工并不是举家迁徙的，与家人处于长期的分居状态，这才有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的问题。

其次是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沈原等学者指出，“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将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完整过程分解开来。其中，“更新”部分，如赡养父母、养育子嗣以及相关的教育、医疗、住宅等安排，交由他们在乡村地区的老家去完成，城镇和工厂只负担这些农民工个人劳动力日常“维持”的成本。农民工家庭不得不“适应”这种体制对于劳动者的需求。

最后才是生活成本与“吃苦”文化。经济条件达到一定程度才会举家迁移，先是配偶团聚，然后是子女随迁。中国文化并非不重视家庭团聚的价值，但确实存在“吃苦”文化，崇尚为家庭福利做出个人牺牲，“独自外出”以获得更高的收入被视为家庭责任感的表现。

二、农民工家庭的脆弱性

家庭的分离不仅仅损害了农民工的个体和集体权益，也大大加剧了农民工家庭的脆弱性。

首先，两地分居损害了夫妻关系，分居会造成生理上和情感上的伤害。

随着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中国的跨地域婚姻越来越常见。以往的婚姻市场都是地方性的，本村本乡本县的人进行通婚，而现在出现越来越多的跨市跨省婚姻。如果夫妻双方都具有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在同一个城市共同生活，这样的跨地域婚姻跟本地人通婚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异，最多有一些文化差异问题；但对于农民工来说，这样的跨地域婚姻往往比较脆弱。首先，很多农民工都是早婚早育，夫妻双方的心智和情感都还不成熟，不少母亲甚至是在未达到适婚年龄意外怀孕的，这样的家庭往往是仓促组合的，有些甚至没有合法登记，只是按照乡俗“摆过酒”而已；其次，不少年轻妈妈在怀孕生产之后就留在了男方的家里，而年轻的爸爸为了养家，不得不继续在外地打工，于是产生了两地分居的问题；如果男方家庭比较贫困，再加上婆媳关系、妯娌关系紧张，女方在当地人生地不熟，甚至语言不通，娘家远在天边，身边没有可以倾诉和依赖的对象，夫妻关系就更难维系。正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以上两条是农民工跨地域婚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当然，不幸的家庭往往各有其不幸。家庭暴力、性格不合、父母反对、婚外情都可能导致婚姻关系的破裂，而且这也并非跨地域婚姻的专利，本地婚姻同样面临类似的考验。但据我的观察，在跨地域婚姻中，女方更可能离家出走——由于在当地没有发达的社会关系网络，女性离婚或出走的顾虑较少，可以选择回到老家或去外地打工，开启一段新的生活，甚至可以隐瞒这段婚史。孩子通常就留给祖父母抚养或照看，父亲继续在外打工，如果单身，家里就无人履行母职；如果再娶，又会涉及更加复杂的家庭关系，继母与孩子的关系、同父异母兄弟姐妹的关系。无论是哪种情况，这种家庭中的孩子都要比同龄人承受更多的心灵创伤。

流动让农民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发展机遇；但与此同时，流动与贫困的结合也让婚姻关系变得更加脆弱。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我们都可以观察到大量的“临时夫妻”。“临时夫妻”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分居的已婚男女背着配偶非法同居。一些打工者与配偶两地分居，在城市又有生理和情感的需要，于是组成临时家庭；绝大多数情况下，双方都知道对方的家庭情况，约定绝不破坏对方的家庭生活；也有个别情况是其中一方隐瞒自己的婚史，与他人同居甚至重婚。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种“临时夫妻”一旦被发现，往往就意味着家庭危机乃至婚姻的破裂。上海作家叶辛的小说《问世间情》刻画了农民工“临时夫妻”的尴尬处境。小说中的许多情节并非完全虚构，叶辛在上海一家民营企业进行了长时间的蹲点，采访了不少农民工，从中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

另一种则是没有长远预期的临时夫妻。这种夫妻可能是合法夫妻，也可能只是事实婚姻，他们的共同点是夫妻之间缺乏稳定的经济基础和情感纽带，所以婚姻关系随时可能终结。譬如，某位家庭成员突然患重病，出现难以偿还的家庭债务，或者发生其他重大变故，都可能导致女方的出走；其实也有男方抛弃妻子的情况。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底层群体没有福利体制的庇护，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在巨大的生活危机面前，一些人无力面对，只好选择逃避。

其次，留守儿童往往是农民工家庭危机的直接受害者。

虽然流动儿童在就学、升学问题上面临体制性障碍，但总体上，他们的境况要比留守儿童好。与城市儿童相比，流动儿童的父母对孩子的照看、陪伴时间相对较少，但是，流动儿童所处的家庭结构毕竟是完整的。而留守儿童不一样，第一种情况是由祖父母、外祖父母照看。隔代抚养容易造成溺爱，疏于管教。祖父母往往对孩子百依百顺，或者倾向于用物质来补偿孩子，却很少与孩子进行真正的情感交流与互动，他们并不清楚孩子真正需要什么。再加上祖父母年迈体衰，他们也无力对孩子进行教育和管束。一部分孩子可能逃学、打架、沉迷于网络或电子游戏，甚至于觉得整个世界都“亏欠”自己。

第二种情况是寄居在亲戚朋友家，这会给孩子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哪怕亲戚朋友尽职尽责，对孩子呵护有加，孩子在心理上仍然会有负担和隔阂。

第三种情况是在寄宿制学校。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等机构发布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发展报告》显示：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学生在心理、人际关系、学业发展等方面的表现堪忧，36.3%的留守儿童表示自己每月至少2～3次被人欺负。从城镇地区回流的儿童（即流动儿童转化而来的留守儿童），成为留守儿童中最弱势的群体。寄宿对学生身体健康、心理发展、校园关系和学业成绩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即父母的爱与监护是不可替代的。与父母的长期分离，不仅会使亲子关系变得疏远，还可能使孩子产生心理问题，留守儿童也更容易受到人身侵害，发生越轨行为。

贵州毕节的儿童自杀案和湖南衡阳的儿童投毒案，让大众注意到留守儿童的一个亚类型“失母儿童”，即母亲与父亲离婚或离家出走，有的在法律上还维持婚姻关系，但事实上已经不再是家庭成员。很多研究发现，单亲家庭对于孩子的心理和人格发展是不利的，而母职的缺失对孩子的成长尤为不利。一般来说，未成年子女更容易跟母亲进行细腻的情感沟通，而这对孩子的心智发育和社会化至关重要（当然，这绝不意味着父亲的角色不重要）。留守妇女与留守儿童的问题密切相关，当留守妈妈出走之后，“失母儿童”所面临的困境可想而知。

最后，留守老人面临失能半失能的风险，往往还要隔代抚养孙辈，这种代际剥夺加重了老人的经济压力和生理负担。

相当一部分留守老人实际上是由老年农民工转化而来。年轻的时候在城市打工，最初还可以在制造业或服务业“挑工作”，随着年纪渐长，他们的就业选择面慢慢收窄，体能较好的集中在建筑业（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建筑业的比重仅占14.5%，而老一代农民工却占到了29.5%），年老体弱的集中在环卫、保洁、废品回收等行业，实在干不动了，就回到农村“养老”，重回“土里刨食”的生活方式。

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2012年减少了345万人。《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继续下降，农民工平均年龄由35.5岁上升到了38.3岁。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7.1%,41～50岁的占26.4%。这么说来，全国农民工总数是2.73亿人，50岁以上的超过4600万人，41～50岁的超过7200万人，两部分合计接近1.2亿人。

半城市化缓解了城市的老龄化压力，同时加剧了乡村的老龄化。全国有近2成老人失能半失能，农村空巢老人已超50%。由于身体机能的退化，58.7%的城乡老年人认为住房存在不适老的问题，在农村老年人中这一比例高达63.2%。更无奈的是，一些留守老人不仅要照顾自己老迈多病的身体，还需要替在外务工的子女照看孩子。笔者的调研发现，大多数的爷爷奶奶实际上在“贴钱”抚养孙辈，子女寄回的抚养费往往不敷使用，他们不得不动用自己的养老钱、“棺材本”来倒贴子女。“啃老”并不是一种城市病，在当下的农村也广泛存在。由于缺乏子女照顾和社会支持，一些地方的留守老人甚至用自杀的方式来终老。

三、结语

劳动力移民兼具“人”“公民”和“劳动力”三重属性，城市化进程应当兼顾人对尊严的需求、公民对权利的需求和劳动力对收入的需求。以往的城市化忽视了劳动力移民作为人和公民的需求，由此导致劳动力的过度商品化。这种以生产要素为中心的城市化模式无疑是一种单向度的城市化，虽然一度有利于城市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但近年来弊端日益彰显，加剧了城乡对立和社会冲突。重视农民工的“家庭属性”，就是把农民工当作有血有肉、七情六欲的“人”，而不是仅仅把他们视为劳动力或生产要素。只有当举家迁徙成为农民工进城的一种普遍模式，中国的城市化才是高质量的、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