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联合回纥,克复两京

太原保卫战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二月,唐肃宗李亨将临时朝廷迁到凤翔,正式打响了收复长安的帝国反击战。

二月十一日深夜,郭子仪率部进抵河东城下。

此时,驻守该城的是燕军骁将崔乾祐。他做梦也没想到唐军会这么快摸到他的眼皮底下。而更让他没料到的是,郭子仪早就在河东城中找好了内应。

唐军内应名叫韩旻,时任燕朝的河东司户。他一见唐军兵至,立刻率众击杀了守卫城门的一千名燕军,并打开城门迎接唐军。崔乾祐猝然从梦中惊醒,来不及组织防御,只好从北门翻城而逃。随后,崔乾祐逃进了驻扎在城北的燕军大营,即刻组织兵力对唐军发起反扑。郭子仪率部迎战,大败燕军,斩首四千级,俘虏五千人。崔乾祐见大势已去,只好带着残兵逃奔安邑(今山西运城市东北)。

安邑没有驻军,当地百姓见燕军败逃至此,便打开城门接纳他们。

正当崔乾祐庆幸自己命不该绝时,城门突然关闭,燕军顿时被截为两段,已进入城门的燕军全部被百姓活活打死。

崔乾祐走在队伍后面,尚未进城,侥幸又逃过一劫。他带着剩下的数百残兵拼命逃窜,最后从白径岭(今运城市西南)方向渡过黄河,一口气逃回了洛阳。

肃宗抵达凤翔十日后,陇右、河西、安西、西域的兵马也先后抵达。与此同时,江淮的钱粮、物资也陆续运抵。长安士民听说肃宗驻跸凤翔,更是络绎不绝地前来投奔。

一时间,肃宗朝廷群情振奋。

李泌乘势向肃宗重申了他此前提出的战略,要求集结重兵,直捣燕军老巢范阳。

然而,李泌的提议却遭到了肃宗的否决。

肃宗说:“如今各路大军云集,钱粮物资也都有了,应该趁士气高涨之际克复两京,岂能长途跋涉数千里去取范阳,这不是绕远了吗?”

李泌一怔。他清楚地记得,去年冬天肃宗听到这项战略时,还连连称善,为何现在又出尔反尔了呢?

李泌坚持说:“以现在的兵力,克复两京自然没有问题。可这么做的话,叛军势力迟早会转弱为强,我们也会再次陷入困境。总之,此非长治久安之策。”

肃宗淡淡地看了他一眼:“凭什么这么说?”

李泌说:“我军现在主要依靠的是西北边塞与诸胡之兵,他们生性耐寒而畏暑,若趁他们士气正盛时攻击叛军,固然可以战而胜之。但是,眼下时节已近暮春,克复两京后,天气也已转热,我军中的西北将士必定难以适应,到时候归心一动,恐怕难以挽留。而叛军逃回范阳之后,必然会厉兵秣马,等到我西北军撤离中原,他们必将卷土重来,如此,这场战争便永无休止了。臣认为,应把兵力投入燕赵的寒冷之地,扫荡叛军巢穴,令其无路可退,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铲除祸乱。”

肃宗闭目不语。良久,他才缓缓地睁开眼睛,说:“朕急于迎回太上皇,所以不能听从你的策略。”

李泌闻言,只好在心里一声叹息。

这是深谋远虑的一声叹息,也是历史性的一声叹息。

不久之后,虽然两京顺利光复,但是终肃宗一朝,唐军一直未能克复河北诸镇,甚至在此后的一百五十年里,终有唐一代,河北诸镇始终强藩割据,长期脱离中央,几成化外之邦……所有这一切,追根溯源,皆肇始于河北诸镇的首开叛乱与长期割据,也与肃宗李亨拒绝采纳李泌之策不无相关。

纵然李泌之策睿智且富于远见,但天子的决定没有人可以更改。

数日后,肃宗命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率部进驻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兵马使郭英乂进驻武功东郊,白水军使王难得进驻西郊,随时准备对长安发起进攻。

二月十九日,驻守长安的燕将安守忠主动出击。郭英乂率先迎战,结果在激战中被一箭射穿脸颊,兵败而逃。王难得眼见郭英乂败退,不敢发兵救援,即刻率部西逃。王思礼见左右翼皆走,只好退守扶风。安守忠乘胜西进,兵锋直抵太和关(今陕西岐山县北)。此地距凤翔仅五十里。肃宗朝廷闻报,大为震恐,即日宣布全城戒严。

就在关中唐军初战失利、肃宗朝廷人心惶惶的时候,一则捷报从太原传到了凤翔,顿时让肃宗李亨感到了莫大的欣慰。

自从扫平河北后,史思明的目光就死死地盯住了太原。

他之所以盯住太原,其因有三:首先,这里的守将李光弼,是史思明最恐惧也最憎恨的天敌,史思明无时无刻不想消灭李光弼;其次,河北燕军连战连捷、士气正盛,如果能一举拿下太原,就能长驱直入朔方、河陇,与关东燕军遥相呼应,对肃宗朝廷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史思明得到情报,说李光弼麾下的精兵都留在朔方,他带到太原的士兵不满万人,而且大都是团练和义勇,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如此天赐良机,史思明岂能错过?

至德二载正月,史思明自博陵出兵,蔡希德自太行出兵,高秀岩自大同出兵,牛廷介自范阳出兵,共计十万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朝太原猛扑了过去。

战报传来,太原诸将大惊失色,纷纷提议将城墙加高加厚,以抵御史思明的十万大军。李光弼却摆了摆手,说:“太原城的周长足足四十里,叛军转眼即到,我们现在筑墙,不但来不及,而且还没和敌人交手,就会先把自己累个半死。”

随后,李光弼率领部众和百姓在城墙四周深挖壕沟,同时又命人制造了数十万块土砖。没有人知道这些土砖是干什么用的。

直到燕军开始四面围攻、城墙屡屡坍塌之时,众人才发现这些土砖的妙用——燕军每攻破一处城墙,李光弼就命人用土砖把缺口堵上,令燕军无计可施。

为了加大攻城力度,史思明派了三千人回河北搬运攻城器械。当这支运输队带着器械行至广阳(今山西平定县)时,用兵如神的李光弼早就在此设置了一支伏兵。结果,三千燕军被悉数歼灭,所有攻城器械也都被付之一炬。

史思明的十万大军围着太原日夜猛攻,一直打了一个多月,可太原城却依旧岿然不动。

这实在大大出乎史思明的预料。

根据战前得到的情报,太原守军不但人少,而且没什么战斗力,史思明本以为一战便可拿下太原,没想到啃了四十多天硬是啃不下来。

随后,史思明亲自挑选了一批精锐将士,组成了一支游骑兵,叮嘱他们说:“我军主力攻北门,你们就去南门;攻东门,你们就去西门。一旦发现薄弱环节,马上给我攻进去。”

可是,史思明的如意算盘很快又落空了。因为李光弼的军令异常严明,不管有没有敌人来进攻,也不管白天还是夜晚,每个守城士兵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每一段城墙上都布满岗哨,巡逻队也是到处巡逻,所以史思明的游骑兵根本无机可乘。

史思明无计可施,只好一边继续强攻,一边派人天天到城下叫骂,企图激怒李光弼,逼他出城决战。然而,让史思明十分纳闷的是,他派去打口水仗的那些士兵不但没把李光弼引出来,反而一个个都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史思明带着满腹困惑亲自到第一线去察看,只见那些骂阵的士兵刚刚还仰着脖子破口大骂,可眨眼间身子一陷,整个人就掉进土里去了。

史思明恍然大悟。

原来李光弼在跟老子玩地道战!

是的,李光弼就是在打地道战。

早在燕军刚刚围城之时,李光弼就在军中重金悬赏有特殊技能的人。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且对守城有帮助,李光弼就立刻予以重用。后来有三个人自告奋勇,说他们会挖地道。李光弼如获至宝,马上命令他们开挖,从城内一直挖到了城墙外。每当燕军士兵前来叫骂,躲藏在地道中的唐兵就突然掀开覆盖物,把敌兵一下拽进了地道。

来一个,拽一个;来两个,拽一双!让燕军心惊胆战,防不胜防。

后来,燕军士兵攻城的时候,眼睛都不敢朝上看,而是死死盯着自己的脚下,生怕一不留神又做了“土行孙”。随着地道越挖越多,燕军的云梯也都靠不上城墙,因为一接近,地面随即塌陷,云梯上的人也顷刻间全被活埋。

除了地道,李光弼还让人制作了大型的投石机,每一颗巨石抛出去都可以砸死二三十人,让燕军吃尽了苦头。

最后,史思明只好命大军退后,一直退到投石机的射程之外,才敢安营扎寨。

燕军虽然减缓了攻城力度,后撤了一段距离,但仍然四面环绕,把太原围得密不透风,显然是想把唐军困住,一直困到粮草耗尽的那天。

让史思明喜出望外的是,没过几天,李光弼果然就撑不住了,派人出城请降,并约定了日期出城缴械。

约定的日子一到,唐军果然大开城门,列队进入燕军营寨,乖乖地缴械投降。燕军士兵都兴高采烈地跑来围观。正当他们看得目不转睛的时候,营地中间轰然发出一声巨响,大片土地塌陷,当场就有一千多名燕军官兵被活埋。

史思明登时傻眼。

原来李光弼已经把地道挖到了他的大营下面。

顷刻间,燕军营寨大乱,李光弼乘势出击,斩杀并俘虏了一万多名燕军。

史思明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李光弼会以诈降的方式主动出击。

他此时的心情就跟当初在河北屡战屡败的时候一模一样。

换句话说,他现在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既生明,何生弼?

是安庆绪的一纸诏令把史思明从痛彻骨髓的羞愤中拯救了出来。

这一年二月初,燕朝新皇帝安庆绪的诏书送抵太原,命史思明率部回镇范阳,留下蔡希德等人继续围攻太原。

直到这一刻,史思明才知道安禄山死了。

作为一个和安禄山从小玩到大的好友,安胖子之死固然令史思明生出了些许伤感,然而,作为一个拥兵一方的大将,安禄山的暴毙却让史思明的内心忽然生出了某种蠢蠢欲动的东西。

说白了,那就是野心——就是图谋天下、位居九五的野心!

在史思明眼里,那个庸懦无能的安庆绪根本不配做大燕朝的皇帝!

史思明回到范阳不久,安庆绪为了笼络父亲这个最得力的旧部,连忙下诏任命他为范阳节度使,封妫川王。

然而,史思明并不买安庆绪的账。

因为,他现在已经是范阳的主人,就算没有安庆绪的任命状,他也是当之无愧的主人!而且,他手中又握有燕军最精锐的铁骑,他凭什么要遵奉安庆绪的号令呢?更何况,自从安禄山起兵后,从长安、洛阳两京掳掠的所有财富全都运回了范阳,此刻的史思明俨然坐在了一座金山上,俨然成了天下最富有的军阀,他为什么不能藐视安庆绪呢?

“思明拥强兵,据富资,益骄横,浸不用庆绪之命;庆绪不能制。”(《资治通鉴》卷二一九)

安禄山之死,无疑为刚刚建立的燕朝埋下了一个致命的隐患。即便安庆绪凭借“父死子继”的规则继承了大位,可这并不等于他就能拥有号令百官的大权。换句话说,纯粹依靠权谋和暴力建立起来的政权,是不可能依赖“父死子继”的宗法制度完成权力更迭的。决定其权力归属的最终方式,仍然只能是权谋和暴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燕朝皇帝的大位注定是史思明的。

安庆绪的败亡,只是或迟或早的事而已。

史思明撤回范阳后,留在太原的蔡希德等人就更不是李光弼的对手了。这一年二月下旬,燕军因久攻太原不下,锐气尽丧,军心动摇。李光弼瞅准时机,亲率敢死队出城攻击,大破燕军,“斩首七万余级”,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捷。

显而易见,李光弼这则“斩首七万余级”的捷报是掺了不少水分的。但不可否认,当这则捷报送到凤翔的时候,起到了强心剂的作用。因为,在肃宗决意大举反攻长安的前夕,且在唐军初战失利的情况下,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则捷报更能振奋人心、鼓舞士气了。

只要能达到振奋人心的目的,捷报掺水分又何妨呢?

就算李光弼不掺,肃宗李亨也会掺。

长安光复,李泌归山

为了斩断长安与洛阳的联系,对长安形成合围之势,郭子仪决定先行克复潼关。

至德二载二月下旬,他派遣其子郭旰、兵马使仆固怀恩、兵马使李韶光、大将王祚率部从河东渡过黄河,进攻潼关。守关燕军抵挡不住,扔下五百多具尸首仓皇退却。

安庆绪闻报,急命安守忠火速援救潼关。

燕军的反扑非常有力。结果唐军战败,一万多人阵亡,李韶光和王祚战死,郭旰和仆固怀恩渡过渭水,退守河东。三月下旬,安守忠乘胜进击河东。郭子仪亲自指挥战斗,击退了安守忠,斩获首级八千、俘虏五千人。

第一回合,双方互有胜负。

四月,求胜心切的肃宗李亨决定集中兵力,一举克复长安,遂擢升郭子仪为司空、兼天下兵马副元帅,命其移师凤翔。四月底,郭子仪部与王思礼部在咸阳西南的西渭桥会合,而后进驻潏水(渭水支流)西岸。燕将安守忠、李归仁立刻率兵屯驻长安西郊的清渠。两军对峙七天七夜,唐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五月初六,安守忠佯装后撤,郭子仪命令全军出击。燕军以九千精锐骑兵组成长蛇阵,待唐军攻其腹部,首尾瞬间变成两翼,将唐军合围。此战唐军大败,伤亡惨重。将领韩液、监军宦官孙知古被俘。唐军抛弃所有军资器械,退回武功。肃宗的驻跸之地凤翔不得不再度戒严。

第二回合,唐军惨败。

经此一役,郭子仪深感燕军的战斗力仍然十分强大,便劝肃宗再次向回纥求援,请他们发精兵相助。这一年九月,回纥的葛勒可汗派遣其子叶护、将军帝德率四千余名精兵抵达凤翔。肃宗大喜过望,当即设宴犒劳,并赏赐大量财帛。广平王李俶还和叶护结成了兄弟。

至德二载九月十二日,肃宗发布了总攻的命令,由天下兵马元帅广平王李俶率朔方、西域、回纥等部共计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从凤翔浩浩荡荡向东挺进。

九月二十七日,唐军进抵长安西郊的香积寺,以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领前军,郭子仪领中军,关中节度使王思礼领后军。同日,燕将安守忠、李归仁也率十万大军在香积寺以北摆开了阵势。

这是自安史之乱爆发以来,唐、燕两军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

这场战役将决定长安的命运,也将决定帝国的命运。

燕将李归仁率先出阵挑战,唐军的前锋部队迎击,将其击退,旋即挺进燕军阵地。燕军全军出动,很快逼退了唐军,并直扑唐军的辎重部队。唐军阵脚大乱,纷纷向后溃退。前锋主将李嗣业对左右说:“今日若不以身挡贼,我们就全完了!”随即脱掉铠甲,赤裸上身,跃马横刀立于阵前,厉声命令士兵们不许撤退。可在燕军凌厉的攻势之下,士卒们还是争先恐后地往后跑。李嗣业大怒,挥舞长刀左砍右劈,将那些逃兵连人带马砍得血肉横飞,一连砍翻了数十人,总算稳住了阵脚。

随后,李嗣业重新集合前军部众,命他们结成长刀阵,横向排开,如墙而进。而且,李嗣业还带着前军的所有将领冲在士卒前面,率先杀进了燕军军阵。

在主将身先士卒的激励之下,唐军士气大振,战场上的形势随之逆转,燕军开始节节后退。

在这场决定帝国命运的战役中,不仅是李嗣业这种勇冠三军的猛将表现出了一贯的英勇,就连半年前在武功不战而逃的唐将王难得也拿出了难得的勇气。混战中,他为了救一个身陷重围的副将,被燕军一箭射中眉骨。王难得狠狠把箭拔掉,结果皮开肉绽,额头上的一块皮还垂下来遮住了眼睛。王难得大怒,干脆把皮也撕了,带着满脸鲜血,仍旧奋勇拼杀,一直往前突进。

两军开战前,安守忠知道自己的兵力比唐军少,便在战场东面埋伏了一支精锐部队,准备趁双方激战正酣时,再出其不意,绕到唐军背后突袭。唐军斥候侦察到了这支伏兵,立刻禀报中军主将郭子仪。郭子仪即命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带上一支回纥骑兵,直扑燕军埋伏之处,迅速将这支伏兵歼灭。

得知伏兵全军覆没的消息后,燕军士气顿时大挫。李嗣业乘势与回纥兵团一起迂回到敌军阵后,阻断了燕军的退路,与郭子仪的中军对燕军形成了前后夹击。

至此,燕军终于全线崩溃。

这一仗,从午时(中午十二时)一直打到了酉时(下午六点),燕军一共被斩首六万余级,跌入沟堑被压死和踩死的也不计其数,唐军大获全胜。

安守忠和李归仁带着残部逃回长安后,自知长安必失,于是当天夜里便与燕朝西京留守张通儒、京兆尹田乾真等人弃城而走,一口气逃到了陕郡(今河南三门峡市)。

至德二载九月二十八日,唐军浩浩荡荡地开入城中,宣布了长安的光复。

自去年六月燕将孙孝哲入踞长安,迄今共一年三个月。

广平王李俶带着大军进入长安时,受到了老百姓的夹道欢迎。他看见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了泪水,那是劫后余生、悲喜交加的泪水。

长安光复了,而兑现诺言的时刻也到了。

“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

面对夹道欢迎的百姓,广平王李俶的脸上一直挂着和煦的笑容,可他心里却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从李俶踏入长安的那一刻起,他心里就不停地想起父皇李亨向回纥郑重作出的这句承诺。

怎么办?要不要兑现诺言?

当初为了得到回纥之援,当然可以不顾一切地许诺,可眼下,假如真的兑现承诺,长安百姓必然又要遭受一场可怕的浩劫。倘若如此,长安百姓还会拥戴父皇李亨吗?还会承认这个在灵武自行即位的新皇帝吗?如果夺回了京城,却失去了民心,那么李唐朝廷日后还能理直气壮地号令天下吗?

可是,倘若违背诺言,唐军在接下来的平叛战争中不但不能得到回纥援手,反而会因此结怨于回纥。眼下洛阳未克,伪燕朝未灭,岂能又在自己背后树立一个新的强敌?

最后,左右为难的李俶终于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虽然这个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让李俶暂时摆脱这种两难困境。

当回纥王子叶护面带微笑地来到李俶面前,婉转地要求他兑现承诺的时候,李俶立即翻身下马,向叶护纳头便拜,说:“现在刚刚克复西京,如果遽然劫掠金帛子女,恐怕东京洛阳的人心都会倒向叛军,并且替叛军固守城池,使我们难以攻克。所以,我希望等到克复东京后,再向贵军兑现承诺。”

叶护一见广平王向他施以大礼,慌忙下马回拜,说:“愿从殿下之言。”

听说广平王帮长安化解了一场灾难,百姓们纷纷簇拥在李俶马前,频频拜谢说:“广平王真华夷之主也!”(《资治通鉴》卷二二〇)

九月二十九日,克复长安的捷报传至凤翔,文武百官当即入朝恭贺,肃宗李亨激动得泪流满面,忍不住赞叹:“广平王的智勇,是朕所不能及的啊!”

当天,肃宗便遣使入蜀,上表奉迎太上皇李隆基回銮。

随后,肃宗召见李泌,说:“朕已经呈上一道奏表,请上皇东归长安,同时朕向上皇请求,一旦銮驾回京,朕就回东宫当太子,继续恪尽人子之责。”

李泌一听,忽然表情大变,急着问:“奏表还追得回来吗?”

肃宗一脸迷惑:“使者已经走远了。”

“上皇不会回来了。”李泌斩钉截铁地说。

肃宗大惊失色,忙问李泌何故。李泌答:“陛下建有大功,却不欲居皇位,上皇自然也不会回京坐皇位,这是情理之中的事。”

“那该怎么办?”

李泌沉吟片刻,说:“由百官联名,再上一道奏表,详细陈述‘马嵬请留’‘灵武劝进’‘克复长安’之种种情状,然后表示陛下深切思念上皇,渴望早晚在膝下问安,请上皇尽快回京,以成全陛下孝顺奉养之心,这就可以了。”

肃宗闻言,赶紧让李泌起草奏表,写完后拿来一看,不禁泪下,说:“朕原本怀着至诚之心,希望将大位还给上皇,现在听了先生之言,才知道这种想法很不妥当啊。”(《资治通鉴》卷二二〇:“朕始以至诚,愿归万机,今闻先生之言,乃寤其失。”)

很显然,李亨是在作秀。

所谓“愿归万机”、回东宫当太子云云,都不可能是真心话。

道理很简单,作为一个乱世即位的中年皇帝,李亨的智商绝对不会低于常人。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第一道奏表是“很不妥当”的。可他又故意要那么写,然后让李泌帮他出主意,最后又不厌其烦地再写一道奏表,目的就是为了向世人表现出他那“愿归万机”的“至诚”之心。换言之,李亨是希望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一个如此孝顺、如此谦恭、如此真诚的人,怎么可能从他父亲手中抢班夺权呢?

李亨总是不遗余力地把自己打扮得很傻很天真。

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在这个充满机心、诡诈和权谋的世界上,聪明外露的人八成是笨蛋,而善于装傻的人往往才是真正的智者。李亨虽然不一定称得上是智者,但他肯定不是连奏表都写不好、连太上皇都请不回来的笨蛋。

就在帮肃宗写完奏表的数日之后,李泌忽然向肃宗提出了辞职请求。他说:“臣已经报答了陛下的恩德,应该回去过闲云野鹤的生活了。”

在李泌看来,长安既然已经光复,他出山的目的便达到了。更重要的是,辅佐肃宗的短短一年多来,李泌已经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权力斗争的旋涡,把肃宗最宠幸的张良娣和李辅国往死里得罪了,如果不及时逃离这个是非之地,他迟早会步建宁王李倓之后尘。

可是,肃宗却不想放李泌走。他说:“朕与先生共历忧患,如今正要同享安乐,为何这么快就要走呢?”

“臣有五条不可留的理由,愿陛下准许臣离开,让臣免于一死。”李泌的态度异常坚决。

“哪五条理由?”

“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资治通鉴》卷二二〇)

李泌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就在长安光复后的这几天里,肃宗为了表示对他的感激和信任,便天天拉着他一块饮酒,每晚还与他“同榻而寝”。天下有哪一个臣子,敢心安理得地享受这样的恩宠呢?如此绝无仅有的深宠,又岂能不让宫中的各色人等眼红?

别人暂且不说,就在几天前,掌管宫禁大权的宦官李辅国就假惺惺地要把宫中的符契锁钥交给李泌。当然,李泌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并极力向肃宗声明——只有李辅国才是执掌宫禁之权的不二人选。后来肃宗发话,李辅国才作出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把那些东西收了回去。

李辅国此举醋意十足。李泌很清楚,无论外朝还是内廷,像李辅国这样对他又妒又恨的人绝不在少数。倘若不尽早脱身,日后必定死无葬身之地!

面对李泌列举的五条不可留的理由,肃宗无力反驳,只好悻悻地说:“朕困了,赶紧睡觉,此事改日再议。”

李泌却不依不饶:“陛下今日在臣的卧榻之上,尚且不同意臣的请求,何况来日在御案之前?陛下不让臣走,就是杀臣!”

肃宗摇头苦笑:“没想到卿会如此怀疑朕,像朕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会杀害卿呢?莫非卿把朕当成了昏君?”

“正因陛下尚未杀臣,臣才能提出要求,倘若真到了那一天,臣还有什么话好说!再者,杀臣者并非陛下,而是臣方才列举的五条理由。一直以来,陛下待臣如此之厚,臣有些事情尚且不敢进谏,何况天下安定之后,臣就更不敢开口了。”

肃宗一脸不悦,沉默良久,才缓缓地说:“卿是怪朕没有听从你的北伐之谋吧?”

“非也!”李泌鼓起勇气说,“臣所不敢言者,乃建宁王也。”

肃宗一怔,随即俯首长叹:“建宁,朕之爱子,自小英勇果敢,马嵬北上时建有大功,朕岂能不知!可正因为他自恃有功,遂被小人所教,欲加害其兄长,图谋储君之位,朕为了顾全社稷大业,不得已而除之,卿难道不知朕的苦衷?”

“假如建宁王真有不轨之心,广平王必然会心生怨恨,可事实并非如此。广平王每次和臣说起建宁王的冤情,无不痛哭流涕,悲不自胜。臣只因决意要走,才敢跟陛下谈及此事。”

肃宗闻言,脸色越发难看,可嘴里还坚持说:“你不知道,建宁曾在深夜潜入广平王府邸,企图行刺。”

李泌冷笑着说:“这种话都是出自谗人之口,像建宁王如此孝顺友爱、聪明智慧之人,岂能做出如此卑劣而愚蠢之事!陛下应该还记得,当初您曾想任命建宁王为元帅,是听了臣的谏言,才改任广平王。如果建宁王真有夺嫡之心,一定会因此记恨于臣,可他非但不记恨,反而认为这是出自臣的忠心,待臣愈发友善。仅此一事,陛下便足以鉴察其心。”

听到这里,肃宗的两行清泪已经夺眶而出。他无言以对,只好连连摆手说:“先生说得对,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有道是既往不咎,朕不想再听了。”

“臣之所以提起此事,非咎既往,而是希望陛下警戒将来……”李泌看了看肃宗,心里犹豫着要不要说出下面的话,最后还是把心一横,朗声说道:“昔日武后有四个儿子,长子是太子弘,当时武后企图临朝称制,对李弘的聪明十分戒惧,遂将其鸩杀,立了次子雍王李贤。李贤担心步李弘之后尘,常怀忧惧,便写了一首《黄瓜台辞》,希望以此感动武后。可武后不为所动,最后还是将李贤赐死于黔中。《黄瓜台辞》说:‘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如今陛下已然一摘,慎勿再摘!”

肃宗大为愕然,说:“怎么会有这种事!你把这首辞抄下来,朕当留在身边,以便随时警醒。”

“陛下只要记在心里就行了,何必形之于外!”

李泌知道,今天这一席话,让身为皇帝的李亨极为难堪,可他如果不在临走之前把这番逆耳忠言说出来,广平王李俶就很可能会有性命之忧!因为肃宗宠幸张良娣,而张良娣又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她不但自己想正位中宫,而且一心想把她的儿子拱上储君之位。因此,当她和李辅国联手除掉建宁王李倓、逼走李泌之后,接下来必然会把矛头指向广平王李俶。

其实,早在建宁王李倓刚刚遇害时,广平王李俶就已经明显感受到了张良娣对他的威胁,所以他当时就产生了和建宁王一样的想法——先下手为强,除掉张良娣和李辅国。

但是,李泌阻止了他。

李泌说:“难道王爷还想重蹈建宁王之覆辙?”

李俶忧心忡忡地说:“我担心的不只是自己,也包括先生。”

“我和皇上有约,等到京师光复,我就归山,自然能消灾免祸。”

“先生走了,那我岂不是更加危险?”

对于这个问题,李泌心里也很无奈。他只能安慰李俶说:“王爷但尽人子之孝。至于张良娣,不过是一介妇人,王爷只要委曲顺从她,相信她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话虽这么说,可李泌心里跟李俶一样没底。

他知道,像张良娣这种女人其实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正因为此,所以在归山之前,李泌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些话跟肃宗挑明了——这既是出于对广平王的关爱,也是为了维护李唐社稷的稳定。

李泌执意归山,肃宗屡屡挽留,两个人为此打了半个多月的太极。直到这一年十月,肃宗实在拗不过李泌,才不得不让李泌归隐衡山,同时命当地官员在山中给李泌修筑了一座宅子,并赐予他三品官待遇。

李泌来得从容,走得潇洒,因为他没有功名利禄的牵绊。在他眼中,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是生命中最可宝贵、最值得珍视的东西,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与之相提并论。

世人惯于用权力的大小、身份的尊卑、地位的高低、财富的多寡去看待一个人,可李泌深知,这是很可笑的。因为在这个诡谲无常、变幻莫测的世界上,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会永远保有权力和富贵。更何况,在追逐并占有这些东西的过程中,你还要不断付出代价——你必须为之殚精竭虑、牵肠挂肚、如临如履、患得患失。而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你不仅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心灵,甚至有可能丧失生命!

唐室再造:渐渐消逝的狼烟

光复长安后,郭子仪乘胜挥师东进,又收复了潼关及华阴(今陕西华县)、弘农(今河南灵宝市北)二郡。

安庆绪惊闻长安失守,立刻调集洛阳的所有兵力,命严庄率领,火速增援陕郡,准备死守这个洛阳门户。严庄抵达陕郡后,与败逃至此的张通儒等人合兵一处,共计步骑十五万人。

至德二载十月十五日,广平王李俶率唐回联军进至曲沃(今三门峡市曲沃镇)。郭子仪亲自充当前锋,率部突进,在新店(今三门峡市西南)与燕军遭遇。两军随即展开激战,由于燕军依山布阵,有居高临下的优势,因而唐军渐渐不支,开始向后退却。燕军顺着山势俯冲而下,准备对唐军施以致命一击。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燕军突然发现身后卷起了漫天黄尘。

滚滚尘埃中刚刚射出十几支箭,燕军士兵便已相顾骇然。

他们知道,最让人恐惧的对手来了。

回纥骑兵来了!

原来,回纥兵团趁燕军从山上往下冲的时候,已经沿着山脚绕了过来,从后背对燕军发动突袭。腹背受敌的燕军官兵再也无心恋战,纷纷溃逃。郭子仪回师反攻,与回纥兵团前后夹击,将燕军杀得尸横遍野。经此一战,十五万燕军死的死,逃的逃,已经所剩无几。严庄和张通儒等人只好抛弃陕郡,带着残部逃回洛阳。

看着从战场上侥幸捡回一命的严庄,安庆绪知道大势已去,遂于十六日深夜与严庄等人逃出洛阳,亡奔河北。

至德二载十月十八日,东京光复。

广平王李俶率军入城后,正在担心如何兑现承诺,洛阳百姓就献上了早已准备好的一万匹罗锦。李俶又惊又喜,赶紧把罗锦送到了回纥人手中,总算避免了一场劫掠。

二十一日,郭子仪分兵攻克了河阳(今河南孟州市)、河内(今河南沁阳市)二郡。同一天,安庆绪的逃亡队伍中有一个人掉队了。他带着一脸弃暗投明、诚惶诚恐的表情,来到郭子仪的军营中,向唐朝投降了。这个人就是严庄。短短一个月后,严庄就摇身一变,成了唐朝的司农卿。

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严庄就是。

该造反的时候就造反,该投降的时候就投降;该弑君的时候就弑君,该背叛的时候就背叛。所以,严庄总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就是乱世的生存法则。在此后一百五十年的唐朝历史上,从一而终的人当然不是没有,但类似严庄这种墙头草似的“俊杰”却遍地都是。

至德二载十月二十三日,唐肃宗李亨终于回到了阔别一年四个月的长安。

百姓纷纷出城迎驾,从城门一直排出了二十里外,人人手舞足蹈,高呼万岁。

肃宗李亨的銮驾进入大明宫后,御史台立刻将那些曾经投降燕朝的文武官员集中到一起,命他们脱下冠帽鞋袜,赤脚立于含元殿前,捶胸顿首向天子请罪。他们的周围,环立着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同时,跟随肃宗从凤翔回到长安的文武百官们,也奉命来到含元殿前围观,接受“以危害祖国为耻,以背离人民为耻”的现场教育。

十月二十五日,以陈希烈为首的三百多名变节官员也从洛阳被押回长安。御史台照旧命他们跟西京的降官们一样,在含元殿前示众了一回,然而分别关进大理狱和京兆狱。

二十八日,肃宗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亲临丹凤门,颁布了一道诏书,宣布:“所有士绅百姓,凡受贼官禄、为贼所用者,由三法司分别查实奏报。其中,凡作战中被俘或有其他特殊原因的,只要向官府自首,一律赦免。”

十一月初,广平王李俶和郭子仪从洛阳返回长安,肃宗感慨万千地对郭子仪说:“吾之家国,由卿再造!”(《资治通鉴》卷二二〇)

数日后,肃宗封回纥王子叶护为司空、忠义王,并再次向他许诺,从今往后,唐朝每年向回纥赠送两万匹绢。

从这一刻开始,一直到唐武宗时期,这笔开支每年都会列入唐朝中央的财政预算,成为一项债务性的财政负担。不仅如此,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回纥再次出兵,帮唐军收复了被史朝义占领的洛阳,唐朝又与回纥约定,今后每年向回纥购买数万至十万匹马,每匹马支付绢四十匹,病弱之马照价支付。这就是唐与回纥的“绢马贸易”。

绢马贸易其实早在安史之乱前就已经有了,但起初是一种互惠互利的经贸活动。自安史之乱后,这项贸易活动就再也不是平等交易了。因为唐朝是以数量大、价值高的丝绢,从回纥购回量小质劣的马匹。

这与其说是贸易,还不如说是堂堂天可汗在向昔日的藩属国纳贡。

这项所谓的绢马贸易,让中唐以后的历届唐朝政府背负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巨额的财政赤字。回纥几乎是用倾销的手段,每年都向唐朝输送大量劣马,而唐朝输入回纥的丝绢始终不抵那些劣马的价钱,只好一再拖欠,“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新唐书·食货志一》)。

至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朝积欠的马价绢已高达180万匹。直到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唐朝才一次性还清了历年积欠,但此后回纥又送来大量劣质马匹,唐朝只好继续欠债。直到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唐朝趁回鹘(回纥改名)衰弱之际出兵将其平灭,这项带有屈辱印记的历史性债务才被一笔勾销。

十二月初,太上皇李隆基从成都千里迢迢地回到关中,进抵咸阳。

肃宗李亨带上御用的车马仪仗,亲自前往望贤宫接驾。

入宫前,李亨特意脱下天子专用的黄袍,换上了普通的紫袍。玄宗当时在望贤宫的南楼休息,李亨一到南楼楼下,立刻下马,迈着小碎步向前慢跑,在楼前拜舞叩首。玄宗赶紧下楼,亲手扶起李亨,抚摸着他的脸庞,禁不住老泪纵横。李亨也是捧着上皇的双足,涕泣不止。

随后,玄宗命人取来黄袍,亲自披在李亨身上。李亨匍匐在地,一再叩首推辞。玄宗说:“天意、人心都已归属于你,能够让朕安度晚年,就是你的一片孝心了!”李亨推辞不过,才勉强穿上黄袍。

由于离长安还有一段路,父子二人都必须在此留宿一夜,但谁居正殿,谁居偏殿,就成了一道难题。父子俩又是一番谦让。玄宗说:“正殿是天子之位,必须由你居住。”李亨则坚决不同意,最后亲自扶着玄宗登上正殿,坐上御榻,玄宗才没有再谦让。稍后传膳,李亨每一道菜都亲自尝过,感觉鲜美可口的,才命人给上皇递上去。

次日,车驾启程回京,李亨亲自为玄宗整理马鞍和缰绳,并扶玄宗上马,然后又亲手为玄宗牵马。没走几步,玄宗连忙阻止了他。李亨这才乘上自己的坐骑,在前面为玄宗引路,可一路上却不敢走驰道(御用大道),而是始终靠边而行。

看见自己的儿子当上皇帝后还如此仁孝,玄宗大为感动,对左右说:“我当了五十年的天子,算不上尊贵;如今当了天子的父亲,才是真正的尊贵啊!”(《资治通鉴》卷二二〇:“吾为天子五十年,未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

这话是由衷的吗?

当然不是。这是说给他儿子听的。

回到长安后,玄宗马上住进了兴庆宫(位于皇城外的兴庆坊,由李隆基登基前的藩邸扩建而成,称为“南内”)。肃宗李亨一再上表,声明自己要回东宫居住,请上皇移居大明宫。当然,他的上表最后都被玄宗一一驳回了。

这父子俩别后重逢的一幕,看上去实在是感人至深。尤其是肃宗李亨的表现,一言一行皆堪称完美。

当然了,首先我们要承认,经历一番生离死别后,任何一对父子重逢之时,都有可能出现这种催人泪下的场面,所以我们不能全盘否定李亨的真诚。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却不难发现,李亨的言行举止都显得太过夸张和煽情了,以致充满了“表演”的意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亨的表演一直是围绕着“天子名分”在做文章的。不管是“衣紫袍”“居偏殿”,还是“避驰道”“归东宫”,时时处处都在表明自己不想居天子之位。

其实,李亨越说自己不想要,越证明自己很想要;表面文章做得越漂亮,越证明自己心很虚。

这就叫欲盖弥彰,也叫作此地无银三百两。

有道是知子莫若父。玄宗当然很清楚李亨要的是什么,所以一直与李亨默契配合。李亨衣紫袍,他就亲手给李亨披黄袍;李亨牵马执辔避驰道,他就强调自己是天子父,所有尊贵皆因天子而贵;李亨口口声声要让出大明宫,他就坚持要住在兴庆宫。如此种种,其实都是玄宗对李亨的天子身份及其权力合法性的追认,而且是反反复复的追认。

说白了,李亨要的就是这个。

只有玄宗一次又一次反复追认,李亨那来路不正的天子之位才能一遍又一遍得到正名,并得到巩固。

安庆绪仓皇逃离洛阳后,一口气跑到了邺郡(今河南安阳市)。当时,他身边只剩下骑兵不到三百人、步兵不到一千人。安庆绪很沮丧,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玩完了。尤其是心腹重臣严庄的降唐,更是让他有一剑穿心之感。

不过,让安庆绪庆幸的是,数日后,蔡希德、田承嗣等将领便各率所部纷纷归来,实力迅速恢复。不久,安庆绪又从河北诸郡紧急招募了一批人,兵力很快增至六万,军声复振。随后,安庆绪把邺郡改为安成府,同时改元“天成”。

做完这一切,安庆绪连日来的沮丧和恐惧才逐渐被东山再起的决心所取代。

既然还有本钱,老子就能接着玩!

然而,一想到老巢范阳掌握在史思明手里,安庆绪就止不住有些脊背发凉。

乱世之中,人心叵测,史思明虽然是父亲最信任、最倚重的左膀右臂,可在唐军大举反攻、燕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史思明会不会像严庄那样幡然易帜、倒戈降唐呢?

有可能,很有可能!

安庆绪越想越觉得史思明靠不住。

为此,安庆绪想了一个办法。他把刚任命的宰相阿史那承庆和亲王安守忠找来,命二人前去范阳征调史思明的军队,以此对其进行试探。安庆绪叮嘱他们:如果史思明仍然忠于燕朝,肯交出军队,那当然最好;万一他心生异志,就想办法干掉他,以绝后患!

安庆绪的怀疑没错,史思明确实已经心生异志,准备降唐了。

就在安庆绪仓皇逃离洛阳时,史思明的心腹幕僚便力劝他叛燕归唐。他们说:“如今唐室再造,安庆绪只不过是树叶上的一颗露珠,转瞬即灭!将军何苦陪着他一块灭亡呢?”

史思明觉得幕僚们的话有道理,眼下唐军兵锋正锐,所向披靡,如果继续顽抗,最后只能陪着安庆绪一块玩完。与其如此,还不如暂时归唐,保存实力,静待时变。

更重要的是,归降唐朝,只不过是换几杆旗帜的颜色和名称而已,地盘和实力一点也不会少;倘若继续留在燕朝,势必会被满腹猜疑的安庆绪釜底抽薪,变成一个光杆司令,甚至随时有可能脑袋搬家!

所以,史思明很快做出了决定。

当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率五千精骑抵达幽州城下时,史思明立刻带着数万兵马亲自出城“迎接”。两军相距一里左右的时候,不约而同地勒住了缰绳。

幽州城外的原野顿时陷入一片宁静。

那是一种怪异的宁静。

片刻后,史思明阵中突然飞出一骑,驰至阿史那承庆阵前,高声喊道:“相公和王爷远道而来,敝处将士不胜欣喜。但边兵怯懦,惧怕相公兵马之盛,不敢上前迎接。请贵部暂时卸下武器,以安众心。”

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顿时面面相觑。

卸下武器?史思明想干什么?莫非他真想造反不成?可是,脚踩在人家的地头上,数万人马又剑拔弩张地挡在前面,不卸也不行啊……

卸就卸吧,谅你姓史的也翻不了天!

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没有办法,只好命部众卸下武器,然后赤手空拳地走进了幽州城。

史思明当即设宴为他们接风洗尘。美酒佳酿很快洗却了他们的满面风尘,也消除了他们的满怀戒心。与此同时,另一种清洗活动也在悄悄进行。史思明命手下人告诉邺城来的士兵们:想回家的送你们盘缠,愿意留下的重重有赏。

被缴了械的士兵,就如同被拔了牙的老虎。这五千骑兵虽说是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的麾下精锐,可此时此刻,他们已经成了史思明砧板上的鱼肉,除了上面的两条路,他们已经别无选择。

于是,一支军队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蒸发了——想回家的都走了,更多的人留了下来,当天就被编进了史思明的军营。

酒足饭饱的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在驿馆睡了一夜,第二天醒来就成了史思明的阶下之囚。

至德二载十二月二十二日,范阳使者抵达长安,向唐肃宗李亨献上了降表。表上写明,史思明愿率辖下的十三个郡,八万士兵,外加燕朝河东节度使高秀岩部,向朝廷投诚。

肃宗大喜过望,即日封史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并将他的七个儿子全部任命为高官。同时,肃宗给史思明下达了一条指令——讨伐安庆绪。

随着史思明的归降,唐肃宗李亨欣喜地发现,曾经笼罩大半个帝国的烽火狼烟已经渐渐消逝,海晏河清的那一天似乎马上就要到来……

至德二载岁末的日子,肃宗李亨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惩治和处决了两京失陷时投降燕朝的一批逆臣,二是册封并擢升了平叛期间的所有立功之臣。

对于逆臣的处理,肃宗朝廷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最后决定依情节轻重,“以六等定罪”。具体是:一等重罪者在闹市斩首示众,二等罪赐自尽,三等罪重杖一百,最后三等分别予以流放、贬谪等处罚。其中,原河南尹达奚珣等十八人被判一等重罪,于长安西南独柳下斩首;前宰相陈希烈等七人被判二等罪,赐死于大理寺狱。

功臣方面,广平王李俶晋封楚王(次年五月被立为太子,稍后更名为李豫),郭子仪晋升司徒,李光弼晋升司空;所有“蜀郡、灵武扈从立功之臣”,分别予以“进阶、赐爵、加食邑”等封赏。此外,张良娣晋封淑妃(次年三月被立为皇后),肃宗的其他九个皇子也均有晋爵,如南阳王李係晋封赵王,新城王李仅晋封彭王,颍川王李僴晋封兖王。

最后,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平叛战争中英勇捐躯、壮烈殉国的那些烈士。肃宗朝廷开列了一张名单,如颜杲卿、袁履谦、张介然等人,皆被追认为功臣,本人追赠官爵,子孙也都恩荫授官。

对于名单上的绝大多数烈士,人们并没有不同意见。然而,其中却有一个人引起了满朝文武极大的争议。挺他的人认为他功勋卓著,足可名垂青史;贬他的人却认为他有罪,罪名很简单,只有两个字:吃人。

直到今天,关于这个人物的功罪是非,仍然是聚讼纷纭,难有定论。而聚讼的焦点,仍然是那两个字:吃人。

这个千古争拗的人物,就是张巡。

雍丘之战:可怕的张巡

张巡,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市)人,史称其“博通群书,晓战阵法”,志气高迈,不拘小节,“所交必大人长者,不与庸俗合,时人叵知也”(《新唐书·张巡传》)。

张巡于开元末年登进士第,天宝中期入仕,初任太子通事舍人,不久出任清河(今河北南宫县东南)县令。在此任上,张巡扶危济困,选贤任能,取得了显著的政绩。任职期满后,张巡回京待职。当时杨国忠专权,有人劝他去走杨国忠的后门,以求留任京官。张巡不屑地说:“如今朝纲不振,何必在朝为官?”

就因为这句话,张巡失去了难得的留任京官的机会,再度被外放,出任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东)县令。

安史之乱爆发后,张巡的顶头上司、谯郡(今安徽亳州市)太守杨万石投降了安禄山,逼迫张巡也跟他一起投降。张巡愤而起兵,率领本县吏民数千人,毅然揭起了反抗安禄山的大旗。

当时,附近的雍丘(今河南杞县)县令令狐潮准备投降,遭到当地官吏和百姓的反对,令狐潮大怒,逮捕了一百多名反抗者。不久燕军来攻,令狐潮出城迎降,被他关押的吏民趁机逃出监狱,然后关闭城门,抵拒令狐潮,并派人邀请附近的张巡帮他们守城。

天宝十五载二月,张巡进入雍丘,斩杀了令狐潮的妻子儿女,随即加紧修筑防御工事。数日后,令狐潮引燕军来攻城,被张巡击退。三月初,令狐潮又会同燕将李怀仙、杨朝宗等人率四万大军,突然进抵雍丘城下。守军大为恐惧,人心动摇。张巡对守城将士说:“此次来攻的叛军乃精锐之师,必然有轻我之心。倘若我们利用这一点,出其不意,发动突袭,敌人必定溃退。只有让其兵锋受挫,这个城池才守得住。”

随后,张巡派一千人登城防守,同时亲率一千人,分成数队,突然冲出。张巡身先士卒,直扑燕军阵营。燕军猝不及防,被砍杀了一大片,只好暂时后撤。

次日,燕军再度攻城,出动了一百架大型投石机,把雍丘城团团包围,然后万石俱发,片刻后便将城楼和雉堞轰毁无遗。紧接着,敌军就像蚂蚁一样纷纷攀上了城墙。

张巡命将士在城墙上设置木栅,用以阻挡敌军,同时搬出事先准备好的一捆捆蒿草,灌上油脂,点燃之后投向敌军,把正在攀登城墙的燕兵们烧得焦头烂额。后面的大军见状,吓得不敢前进半步。张巡抓住战机,又率众杀出,再次击退了来势凶猛的燕军。

接下来的日子,燕军虽然将雍丘围得水泄不通,却始终攻不下来。每当燕军稍有松懈,张巡就会率众突袭,令燕军防不胜防。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张巡经常派出敢死队进行夜袭,更是让燕军不胜其扰。

双方就这样对峙了六十多天,经历了大小三百余战。张巡以区区数千之众,死死挡住了令狐潮的四万大军。他和将士们一样,无论吃饭还是睡觉都不卸甲,身上受了伤,随便包扎一下就再度投入战斗,其顽强的斗志令燕军无不胆寒。

最后,燕军官兵锐气尽丧,令狐潮不得不下令撤军。就在燕军后撤之时,张巡再度率众出击,将殿后的燕军杀得丢盔弃甲,并俘虏了两千多人。

五月,不甘失败的令狐潮再度引兵来攻。强攻数日后,雍丘城仍旧纹丝不动,令狐潮万般无奈,就想招降张巡。他与张巡是旧交,所以便邀请张巡到城下会晤,对他说:“李唐天下气数已尽,足下坚守危城,图的是什么呢?”

张巡冷笑:“足下平生以忠义自许,今日之举,忠义何在?”(《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令狐潮无言以对,只好惭悚而退。

随后,令狐潮围着雍丘又打了四十多天,还是徒劳无功。就在令狐潮一筹莫展的时候,关中传来消息,说潼关和长安已相继被燕军攻克,玄宗也已流亡巴蜀。令狐潮欣喜若狂,立刻修书一封,派人送给张巡,再度劝他投降。

当时,雍丘已被围困数月,与外界彻底失去了联络,更无从得知西京沦陷、玄宗流亡的消息。令狐潮的劝降信一到,城中将士顿时人心惶惶,很多人都丧失了斗志。有六名高级将领一起找到张巡,劝他说:雍丘守军兵力薄弱,难以长期抵抗,如今皇帝是死是活也没人知道,不如投降燕军算了。

张巡看了看他们,无奈地点了点头。

次日,张巡将玄宗画像悬挂在大堂上,然后领着所有文武官员一起朝拜。大家都以为这是最后一次朝拜唐朝天子了,心中百感交集,无不泣下沾襟。就在此时,张巡忽然厉声大喝,命人将那六个将领当场逮捕,先是责以君臣大义,然后便把他们全部斩首。

看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所有文武官员都惊呆了。本来想投降的人彻底死心,再也不敢说半个“降”字;而那些不愿投降的人则群情振奋,于是士气更坚。

然而,雍丘毕竟是一座被围数月的孤城,长期得不到后勤补给,所以很快就出现了一个严重问题——箭没了。

经过“斩六将”的事情之后,虽然将士们的战斗意志比以前更为坚定,但是光凭意志是没法打仗的。面对器械精良的燕军,没有箭的唐军就像是被剪断了利爪的苍鹰,只有被动挨打的份了。

将士们为此愁眉苦脸,可张巡却气定神闲。

没有人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巡夜的燕军士兵忽然发现,雍丘城头冒出了密密麻麻的黑衣人,粗略估计不下于一千人。只见他们纷纷从城头上缒下,行动迅速,悄无声息,显然又是来偷袭的。巡逻兵立刻禀报了令狐潮。令狐潮当即召集所有弓箭手,命他们列阵于营前,朝着雍丘城头万箭齐发。

不知道过了多久,令狐潮也记不清弓箭手已经射出了多少支箭,反正城头上那一千多个黑衣人身上像刺猬一样扎满了箭,却一个个纹丝不动——既不出声,也不躲避,既不前进,也不后退,简直跟稻草人一模一样。

稻草人……

就在这三个字跃入脑海的同时,令狐潮也意识到——自己中计了!

气急败坏的令狐潮急忙下令士兵停止射击。

可是,一切都晚了。因为张巡已经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了。

当守城将士兴高采烈地把一千多具稻草人拉上城楼后,清点战果,居然得箭数十万支。

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草人借箭”的故事。必须声明,张巡先生这一招绝不是从孔明先生那里学的,因为所谓的“草船借箭”纯属罗贯中先生的文学虚构,是压根没影的事。如果一定要说张巡的借箭之计是从古人那里学的,那他的老师也不是诸葛亮,而是孙权。

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裴松之注,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曹操与孙权对垒于濡须(今安徽巢县西)。初次交战,曹军大败,于是坚守不出。有一天,孙权乘轻舟亲自来到曹军前沿,观察曹军部署。为迷惑曹操,孙权故意鼓乐齐鸣。曹操生性多疑,见孙军甲仗威武整肃,而孙权又如此悠然自得,担心有诈,不敢出战,只喟然长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随后,曹操下令箭弩齐发,射击吴船。片刻后,孙权的轻舟因一侧中箭太多,船身倾斜,有翻覆的危险。孙权下令调转船头,使另一侧再受箭。很快,箭均船平,孙权安全返航。

由此可见,罗贯中先生在《三国演义》中描写得绘声绘色的“草船借箭”,其故事原型正是出自孙权。说不定,罗贯中也读过张巡“草人借箭”的故事,所以就把张巡和孙权的故事合二为一,创作出了“孔明草船借箭”的千古经典。

令狐潮折腾了一夜,非但没杀死半个唐兵,反而送给了张巡数十万支箭,心里着实懊恼。他暗暗发誓,今后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再也不上张巡的当了。

数日后的一个夜晚,巡逻兵又来报告,说雍丘城头又缒下五百余名黑衣人。令狐潮冷笑着对左右说:这回八成又是稻草人!不用管他!

可是,令狐潮万万没有料到——张巡这回出动的不是稻草人,而是敢死队!

五百多名敢死队员犹如下山的猛虎一样直扑燕军军营,把毫无防备的燕军士卒砍得人仰马翻。令狐潮大惊失色,慌忙弃营而逃。张巡率众一直追出了十几里,方才勒马回城。

尽管令狐潮一再上当受骗、损兵折将,可他还是不死心,很快就又带着援兵卷土重来。

有道是兵不厌诈,令狐潮现在算是彻底领教张巡之诈了。

有一天,令狐潮率众攻城,发现一个叫雷万春的唐将异常勇猛。令狐潮忽然计上心来,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带着一队弓箭兵来到城下,假装向雷万春喊话。雷万春不知是计,刚和令狐潮说了几句,一排箭矢就突然向他射来。雷万春猝不及防,被射中多箭,仅脸上就中了六箭。

据《资治通鉴》和《新唐书》记载,雷万春中箭后,居然还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也不动,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令狐潮十分纳闷,怀疑张巡又拿个稻草人来诈他,赶紧命人趋近查看,得到的回答是:没错,城上之人确是雷万春。

关于雷万春“面中六矢而不动”之事,《资治通鉴》和《新唐书》都写得煞有介事,但它的真实性却很值得怀疑。

因为,人毕竟是血肉之躯,无论如何英勇,也不可能在“面中六矢”的情况下屹立不动。退一步讲,就算这事是真的,雷万春也应该当场身亡。可事实是雷万春居然没死,几个月后又生龙活虎地参与了睢阳之战。这就足以说明,所谓“面中六矢”极有可能是传统史家的文学夸张,目的是为了表现雷万春的忠勇。不过,尽管此事有虚构之嫌,但雍丘守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英勇和顽强,却依然是有目共睹、不容置疑的。

稍后,令狐潮对着城上的张巡遥遥喊话,说:“方才看见雷将军,才知道贵军果然军纪严明,人皆效死,令在下十分敬佩。不过,李唐气数已尽,足下又如何能改变天道呢?”

张巡仰天狂笑,远远扔给他九个字:“君未识人伦,焉知天道?”(《资治通鉴》二一八)随后,张巡趁敌不备,再度率众出战,擒获燕军将校十四人,斩首百余级。

令狐潮连吃败仗,不得不率部撤往陈留(今河南开封市陈留镇),数月间不敢复出。

十月初,经过数月休整的令狐潮又率一万多人进攻雍丘。张巡出城迎战,再次大破燕军,斩杀数千人,迫使令狐潮再度遁逃。

至此,令狐潮终于不得不承认——张巡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可怕的对手!

雍丘之战,是古代城邑保卫战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张巡本人及其所率领的这支军队,也因此声名大振。

随后,燕朝的河南节度使李庭望亲自出马,又与令狐潮一起攻打雍丘,结果还是久攻不克。最后,李庭望和令狐潮只好改变战略,准备采取“围而不攻”之策,把张巡和一城军民活活困死。他们先是在雍丘城北修筑了一座新城,以此阻断雍丘的粮道;其后,李庭望又出兵攻陷了雍丘外围的鲁郡(今山东兖州市)、东平(今山东东平县)、济阴(今山东定陶县)等郡;而后,李庭望又命大将杨朝宗率步骑两万进攻雍丘东南面的宁陵(今河南宁陵县),企图彻底切断张巡的后路。

张巡很清楚,一旦宁陵失守,雍丘就会陷入四面受敌、独木难支的困境,迟早会落入燕军手里。所以,张巡决定退出雍丘,撤往宁陵固守,粉碎燕军四面合围的战略企图。

十二月初,张巡率众进入宁陵。

与此同时,另一个人也率部赶到了宁陵助战。

他就是睢阳太守许远(高宗朝宰相许敬宗之曾孙)。睢阳(今河南商丘市)位于宁陵东面,与宁陵相距不过四十里,两城唇齿相依。也就是说,一旦宁陵失陷,睢阳必难自保,所以许远跟张巡一样,也不会坐视宁陵陷落。

张巡与许远两军刚刚会合,杨朝宗便已兵临城下。

张巡与许远率众出战,与杨朝宗激战了整整一个昼夜,终于大破燕军,斩首一万余级。燕军的尸体塞满汴水(流经宁陵城南),杨朝宗带着残部连夜向北遁逃。

至德二载正月,刚刚即位的安庆绪为了进军江淮,打开唐朝财赋重镇的大门,遂任命大将尹子奇为河南节度使,命他克期攻下睢阳。尹子奇赴任后,用最快的速度集结了十三万大军,兵锋直指睢阳这个江淮门户。战报传来,许远立刻遣使向张巡告急。正月末,张巡带着麾下仅有的三千人进驻睢阳。此时,许远的人马也只有三千八百人。也就是说,张巡与许远的兵力加起来,总共也不过区区六千八百人,却要迎战尹子奇的十三万大军!

历史上著名的睢阳之战就此拉开序幕。

很显然,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恶战。

这一战,将比雍丘之战更悲壮、更惨烈、更为艰苦卓绝,也更为惊心动魄……

死守睢阳

敌人开始攻城了。

十三万燕军像铺天盖地的洪水一样漫上了睢阳城头。看那架势,仿佛一天就会把小小的睢阳城淹没。

然而,城头上站着张巡。

有他在,六千八百个士兵就会变成六千八百道铜墙铁壁,让志在必得的燕军每靠近睢阳城墙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在张巡的亲自督战和指挥下,唐军昼夜苦战,击退了燕军一次比一次更为猛烈的进攻。最多的时候,一天击退敌人二十次进攻。十六天下来,燕军在睢阳城下扔下了两万多具尸体,被唐军俘虏的将领更是多达六十余人,可睢阳城依旧傲然屹立在燕军主帅尹子奇的面前。

第十六天夜里,尹子奇不得不悄然拔营而走。

伤亡太大了,士气更是受到了严重挫伤,所以他需要休整。

当然,这只是短暂的休整。

因为把拳头缩回来,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

挫败燕军的第一阶段进攻后,许远已经对张巡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张巡说:“我性情懦弱,不习兵戎,将军则智勇双全,我愿把指挥权交予将军。”

此后,许远只负责粮草、军械等后勤事宜,守城御敌的指挥权则全盘交给了张巡。

两个月后,尹子奇卷土重来。张巡激励将士说:“我等荷国厚恩,而今自当一死报国!”将士们群情激奋,皆愿死战。张巡遂下令杀牛宰羊,慰劳三军,随后率军出战。燕军见唐军只有可怜巴巴的几千人,却贸然出城和他们决战,顿时一个个捧腹大笑。

张巡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因为骄兵必败,哀兵必胜!

这是千古不易的战争铁律。

张巡亲执战旗,一马当先,率众直冲燕军军阵。唐军将士人人奋勇争先,无不以一当十。燕军的阵脚一下子就被冲乱了,纷纷向后退却。唐军趁势在燕军军中左冲右突,纵横驰骋,旋即大破燕军,斩杀三十余将,击毙士卒三千余人,并乘胜追击了数十里。

尹子奇虽然屡屡受挫,但是他并不灰心。因为他在兵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所以他耗得起。

随后的日子,尹子奇仍然围着睢阳日夜猛攻。张巡站在千疮百孔的城楼上,望着黑压压一眼望不到头的燕军,心中若有所思。

当天傍晚,张巡命将士在城中擂鼓呐喊,并集合队伍,作出一副马上就要夜袭敌营的样子。燕军得到情报,立刻加强警戒,从黄昏到次日凌晨,一个个枕戈待旦,丝毫不敢松懈。可天亮之后,张巡却下令停止擂鼓,并把集合的队伍全都解散了。

尹子奇闻报,亲自登上飞楼(瞭望敌情的高塔),仔细观察城内的情况,发现唐军根本没什么动静,于是紧绷了一夜的神经才放松下来,下令官兵各自回营休息。尹子奇自己也揉着通红的双眼,回中军大帐睡觉去了。

就在这一刻,张巡已经和他的麾下骁将南霁云、雷万春等十余人,各率五十骑精锐,从城门冲出,像离弦之箭射向了燕军大营。

要命的是,这十几支箭全都瞄准了燕军的心脏——尹子奇的中军大帐。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

这就是张巡站在城楼上若有所思的东西。

燕军官兵都熬了一个通宵,此刻正奉命回营睡觉,万万没想到唐军会在此刻来袭。当他们一个个睡眼惺忪地跑出营帐时,脑袋刚好撞上唐军寒光闪闪的刀锋。

一时间,张巡等人如入无人之境,犹如砍瓜切菜一般,一连斩杀了五十多个敌将和五千多名士卒。燕军大营一片大乱,根本挡不住呼啸而来的唐军。张巡等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杀到了尹子奇的大帐前。

此时的尹子奇早就惊醒了,已经在亲兵的簇拥下逃出了大帐,开始气急败坏地组织反扑。

由于到处都是敌军惊慌乱窜的身影,张巡他们根本无法在千军万马中认出尹子奇。

时间在一点一滴地流逝。

南霁云、雷万春等人一直在焦急地四处张望。

如果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尹子奇并把他干掉,人多势众的燕军一旦回过神来,必然会进行疯狂的反扑,把人数不多的唐军包围歼灭。

情急之下,张巡忽然想到了什么,马上命人找来一些细木棍,把头削尖,然后当成箭一样射向敌军。被射中的燕兵大为惊喜,以为张巡的箭用完了,纷纷跑去向尹子奇报告。

远远望去,那个骑在高头大马上、对着士兵咿咿呀呀指手画脚的将领忽然变得十分醒目。

张巡笑了,回头看了身后的南霁云一眼。

南霁云心领神会,当即搭箭上弦。嗖的一声,羽箭划破清晨的薄雾,不偏不倚地射入尹子奇的左眼。尹子奇一声惨嚎,跌下马背。南霁云拍马冲了上去,准备在尹子奇的脖子上补上一刀。

但是,南霁云没有得手。

因为尹子奇的亲兵们纷纷挡在他前面,还有人把尹子奇扶上马背,簇拥着他迅速逃出了南霁云的视线……

侥幸未死的尹子奇一直跑出了很远,才气喘吁吁地回过头来,用剩下的那只独眼,久久地凝视着远处的睢阳城。

我会回来的。尹子奇说。

七月初,尹子奇从后方调来数万生力军,兵力又恢复到十几万人,随即再度南下围攻睢阳。

经过数月休整的燕军,不仅补充了兵员,士气复振,而且粮草、辎重、军械等等也得到了极大补充,可谓兵精粮足。相形之下,长期得不到后勤补给的睢阳却已逐步陷入粮尽援绝的困境。

睢阳原本有屯粮六万石,那都是许远为了长期坚守睢阳而多方筹集、苦心积攒的。可就在燕军围攻睢阳的不久前,时任唐河南节度使的虢王李巨却命许远拨出一半给濮阳(今山东鄄城县)、济阴(今山东定陶县)二郡。许远拒不从命,可李巨却再三强迫。许远无奈,只好忍痛交出三万石粮食。不久后,济阴太守高承义举城投降燕军,许远刚刚拨给他的一万五千石粮食也白白落入了燕军手中。

燕军从正月开始围攻睢阳,至今已断断续续地围了半年多,睢阳城中的三万石粮食逐渐耗尽,又得不到丝毫补充,形势日益严峻。于是,从七月开始,张巡和许远不得不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规定每个将士每天只能分到一合米(相当于二两)。可想而知,这点粮食根本就不够吃,所以将士们只好羼杂着树皮、茶叶、纸张来充饥。

经过半年多的苦战,睢阳守军歼灭了燕军的数万精锐,可自己也付出了五千多的伤亡,至今只剩下一千六百人。而且,这一千多名将士又是连肚子都填不饱、“饥病不堪斗”的羸兵!所以,此刻的唐军再也不能像前一阶段那样频频出击了。面对百倍于己的燕军精锐,他们除了被动挨打、困守待援之外,已经没有任何退敌之策了。

睢阳之战进入了最后的死守阶段。

尹子奇用他的独眼望着那满目疮痍、被战火熏得焦黑的城墙和雉堞,嘴角露出了一抹狞笑。

随后,燕军不断加大攻城力度,并且出动了云梯。所谓云梯,并不是普通的梯子,而是下面装有轮子,高度与城墙齐高的大型攻城器械。史载这种云梯“势如半虹”,可“置精卒二百于其上”,相当于一座可移动的“高塔”。这种高塔一旦靠上城墙,塔内的士兵可直接跳上城头,对守军展开进攻,具有很强的威胁性。假如有两三座这样的攻城塔一起靠上城墙,睢阳十有八九就要失守了。

当然,张巡是不会让它轻易靠过来的。

为了对付这种可怕的攻城器械,张巡命人在城墙上凿了许多隐蔽的洞口,每三个洞口对付一座云梯。燕军的云梯一靠过来,第一个洞口就伸出一根长木棍,末端绑着铁钩,将云梯钩住,让它不能后退;第二个洞口也伸出一根木棍,死死抵住云梯,让它不能前进;第三个洞口再伸出一根木棍,末端绑着铁笼,笼中燃着熊熊烈焰,用它将云梯点燃。

张巡的这个办法很管用。每当云梯一接近城墙,很快就会从中间烧断,而藏于其上的燕军士兵则尽数着火,纷纷坠亡。

时值盛夏,睢阳守军为了避免烈日暴晒,就在城头上搭了一座座“棚阁”,用以遮阳避暑。尹子奇随即出动“钩车”,专钩城上棚阁,“钩之所及,莫不崩陷”。面对燕军的钩车,张巡针锋相对,设计了一种“吊车”,以木头、铁链、铁环组合成“吊臂”。每当燕军的铁钩一出现,立刻用吊臂末端的铁环将其套住,然后连钩带车一起吊上城头,斩断铁钩,再将车扔下城去。

云梯和钩车都废了,燕军只好又出动“木驴”。所谓木驴,估计原理跟特洛伊木马差不多,就是把士兵藏在里面,避免冲锋时受到箭矢攻击。这种木驴的表面包裹了一层湿牛皮,所以一般的火攻战术奈何不了它。

火攻不行,张巡便采取了“水攻”。

当然,这不是普通的水,而是银水和铜水。每当燕军的木驴成群结队地冲到城下时,唐军就将银水、铜水当头浇下,把所有木驴和它们肚子里的燕军士兵瞬间烧成了焦炭。

在足智多谋的张巡面前,燕军的“秘密武器”全都成了没用的摆设。尹子奇勃然大怒,只好使出最后一招——修筑“磴道”。他命人在睢阳城的西北角(树木比较茂密的地方)大量砍伐树木,然后把木材堆积在城墙下,又在其上堆积沙土袋,打算修筑一条坚实宽阔的梯形长堤,以便大军对睢阳发起集团式冲锋。

在燕军修筑磴道的十几天里,张巡一直不动声色。

当然,他只是在白天不动声色。一到夜里,他就命人偷偷出城,把大量的松明、蒿草等易燃物塞在沙土下面的木材里。前后十几天,燕军都没有察觉。到磴道筑成的那一天,还没等燕军顺着磴道发起冲锋,张巡就命将士们抛出了无数支火把,瞬间就把整条磴道全部点燃。尹子奇和燕军官兵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十几天的劳动成果被付之一炬,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望火兴叹。

冲天的大火一直燃烧了二十多天才渐渐熄灭。至此,尹子奇终于黔驴技穷。

张巡超乎常人的应变之智令他无比愤怒,也令他不得不折服。

最后,尹子奇放弃了强攻的战术,命士兵们在睢阳四周挖掘了三道壕沟,并设置木栅,以此阻挡唐军突围,准备把唐军困死在城中。

尹子奇知道,唐军粮草将尽,他只需要再耐心地等待一段时间,睢阳必然到手。

七月中旬,睢阳城中的粮食彻底被吃光了,连每人每天二两都成了一种奢望。

此刻的守军只剩下六百人,张巡和许远各领三百人分别驻守:张巡守东门和北门,许远守西门和南门。张巡和许远在城头上和士卒们同食共寝。而他们最后的食物,只有树皮、茶叶和纸张。

最惨的是,连这三样东西也快吃光了。

如果援军和补给再不来,他们还能吃什么?

当时,有三支唐军距离睢阳都不算远:许叔冀驻扎在谯郡(今安徽亳州市),尚衡驻扎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贺兰进明驻扎在临淮(今江苏泗洪县南)。其中贺兰进明的兵力最强,可他们为了保存个人实力,却无视睢阳危急,全都拥兵不救。

现在,睢阳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既然他们都不来援,那张巡就只能主动求援了。

张巡把任务交给了南霁云。他给了南霁云三十名精锐骑兵,让他拼死突围,前往临淮向贺兰进明求援。南霁云等人出城后,数万燕军蜂拥来攻,南霁云“直冲其众,左右驰射”,令“贼众披靡”,以阵亡二人的微小代价,硬是冲出了燕军的包围圈。

南霁云怀着满腔期望,马不停蹄、星夜兼程地赶到临淮后,见到的却是贺兰进明冷若冰霜的脸。

贺兰进明冷冷地说:“你们出来的这些天,说不定睢阳已经失陷,再发救兵有何用处!”

南霁云激愤地说:“睢阳若陷,霁云愿一死以谢大夫(贺兰进明的中央官职是御史大夫)。更何况,倘若睢阳失守,叛军的下一个目标必是临淮。睢阳与临淮唇齿相依,大夫岂能坐视不救?”

贺兰进明不为所动。但是对南霁云的忠勇,他心里却非常欣赏,所以决定把他留在麾下。当天,贺兰进明大摆宴席,还特意安排了乐队奏乐,希望能以声色之娱留住南霁云。

可是在宴会上,南霁云却滴酒未沾,连筷子都没有动。见贺兰进明毫无出兵之意,南霁云死心了。他悲愤地对贺兰进明说:“我来的时候,睢阳的人已经断粮一个月了,我虽然很想单独享受眼前的美食,但无论如何难以下咽。大夫坐拥强兵,却眼睁睁看着睢阳失陷,没有半点扶危救难之心,这岂是忠义之士所为?”

紧接着,南霁云忽然拔出佩刀,猛然砍断了自己的一根手指。在场众人,包括贺兰进明在内,无不大惊失色、悚然动容。他们听见南霁云说:“霁云既然不能完成主将交给的任务,只能留下这根手指,以证明在下已经尽力。”

随后,南霁云连夜离开临淮,赶到了离睢阳不远的宁陵,会同这里的守将廉坦,率领城中仅有的三千步骑,火速东下增援睢阳。

张巡进驻睢阳时,曾交给部将廉坦三千人,命他留守宁陵。此刻睢阳危急,固守宁陵已经毫无意义,所以南霁云只能把这支部队拉出来救援睢阳。

八月初三夜,南霁云率三千援军回到睢阳,立刻杀入燕军重围,一路杀到睢阳城下。经过一番血战,南霁云虽率众突破了燕军军营,杀伤了大量敌兵,但自己也阵亡了两千人,只剩下一千人进入城中。

看着满身血污的南霁云和这一千人马,睢阳城中的将士们顿时绝望。难道,这就是他们望眼欲穿的援兵?

是的,这就是他们的援兵,第一支也是最后一支援兵。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将士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和绝望,纷纷仰天恸哭。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战火中的人间地狱

最后的时刻到了。尹子奇知道睢阳守军的外援已经彻底断绝,立刻加紧了对睢阳的围攻。

面对这毫无希望的困境,将士们提议:放弃睢阳,撤往江淮一带。张巡和许远也不得不考虑弃城的可行性。但是他们讨论到最后,得出的共同结论仍然是——坚守。

他们认为,睢阳是江淮的门户,一旦弃守,叛军必定长驱直入,到时候帝国的财赋重镇将全部落入敌手。更何况,如今将士们都饿得走不动路了,未必能够突出重围。张巡和许远相信,就算是在战国时代,原本敌对的诸侯在危难之时尚且相互救援,更何况坐拥大军的贺兰进明等人呢?所以,张巡和许远的结论就是——继续坚守,等待援军。

可是,将士们没有吃的,如何坚守?城中的树皮早就扒光了,连茶叶和纸张也都吃完了,接下来还能吃什么?

张巡和许远的回答是:吃马。

很快,马也吃完了,将士们只能“罗雀掘鼠”。没过几天,麻雀和老鼠也都吃光了,将士们只好瞪着一双双饿得发绿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张巡。

张巡默默地看了看他们,忽然转身走下城楼。

片刻后,张巡回来了,肩上扛着一只沉甸甸的麻袋。将士们迫不及待地解开麻袋,冒着绿光的眼睛霎时变得通红。

因为他们看见——麻袋里装着一堆肉。

那是人肉。

准确地说,那是一个女人的肉。

从那堆血肉模糊的残肢断臂中,个别细心的将士认出来了——那是张巡的女人,是他的爱妾!

将士们愕然了一瞬,惭悚了一瞬,也感动了一瞬。然而,短短的一瞬过后,他们就像一群饿狼一样扑向了那堆肉……

他们太饿了。

在饥饿面前,惊愕算什么?愧疚算什么?感动又算得了什么?

张巡的爱妾转眼就被分吃一空了。紧接着,许远也扛来了好几个大麻袋——里面装着被他杀死的几个家奴。

然而,几个人的肉是远远不够吃的。

接下来的日子,将士们开始捕杀城中的女人。不管她们藏身何处,最后都会被抓出来一一烹吃。女人吃光了,就吃男人中的老人和小孩……

或许刚一开始,将士们多少还有一些不良的心理和生理反应,可到了后来,大伙也就习惯成自然了。因为吃多了、吃久了,那种难以下咽、恶心欲吐的感觉自然就消失了。最终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其实吃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睢阳就这样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每当夜幕降临、燕军攻势退去时,睢阳城里就会燃起一堆堆篝火。只见士兵们三五成群地聚在火堆边,每个人手上都抓着一只手或一只腿在啃咬。火光把他们的身影拉长,令他们看上去就像一群张牙舞爪的鬼魅。在他们身边,散落着一根根或长或短、或粗或细的白骨。原本万家灯火的睢阳城,此刻只剩下一片黑暗和死寂。每一座宅子,每一条小巷,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腥膻、腐臭的气息。惨白的月光下,到处可见被士兵们随意丢弃的一颗颗老弱妇孺的头颅,以及大大小小、沾满血污的手掌和脚掌……

从八月到十月,以张巡、许远为首的睢阳守军,就是以这种“同类相食”的残忍方式,维持着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生存。据《新唐书·张巡传》所载,睢阳守军在这最后的两个月里,被吃掉的老弱妇孺多达三万人。

与此同时,燕军也一直没有停止攻城。到了十月初,睢阳的一千多名守军又陆续战死,最后只剩下四百个人。

准确地说,是剩下四百个疾病缠身、气息奄奄的病号。

他们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已经被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彻底耗尽了。

十月初九,当燕军像潮水一样涌上睢阳城头时,唐军将士再也无力举起手中的刀枪。

张巡绝望了。他向西遥拜,大声喊道:“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无以报陛下,死当为厉鬼以杀贼!”(《资治通鉴》卷二二〇)

随后,燕军生擒了张巡、许远等人。尹子奇命人把张巡押到跟前,用他的独眼久久凝视着这个令人恐惧的对手,忽然咧嘴一笑,说:“听说您每次作战都会把牙齿咬碎,为什么?”

张巡仰天狂笑:“我志在生吞逆贼,只恨力不从心!”

尹子奇当即用刀撬开张巡的嘴,果然看见牙床上只剩下三四颗牙齿。尹子奇顿时肃然起敬。他有心想留张巡一条命,然后招降他,可左右却坚决反对。他们说:“张巡是一个把气节看得比生命更重的人,不可能为我所用。而且,他深得军心,如果留下他,必为后患。”

尹子奇思来想去,觉得此言不无道理,最后只好将张巡、南霁云、雷万春等三十六名唐将全部斩首。许远被押赴洛阳,未久也不屈而死。

张巡终年四十九岁。

据说他死时,“颜色不乱,扬扬如常”,不愧是一个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汉子。

睢阳之战,历时十个月,前后大小四百余战,张巡、许远以不足万人之众(初六千八百人,后增兵三千人),抵挡了尹子奇的十几万大军(初十三万,后增兵数万),且斩杀敌将三百、毙敌十二万人,堪称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寡敌众、以弱制强的经典战例。

张巡之所以取得如此骄人的战绩,首先当然是因为唐军将士的同仇敌忾和英勇顽强,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张巡临敌时的机变无穷。

张巡作战时,从不墨守成规,甚至不依照古代兵法,而是让他的麾下将领各随己意指挥士兵。有人对此深感不解,张巡解释说:“燕军主力都是胡人,他们作战,历来是‘云合鸟散,变态不恒’,仅仅数步之间,情势就有很大差异,因此必须在刹那之间作出反应,如果事事禀报主帅,那就什么都来不及了。所以,我尽量做到让士卒了解将领的个性,将领熟悉士卒的心理,如此一来,他们到了战场上,就能像手掌指挥手指一样运用自如。士卒与将领一旦相知相习,就能做到人自为战,也才能做到临机应变,出奇制胜。”

张巡作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将领之一,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都对他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称他:“推诚待人,无所疑隐;临敌应变,出奇无穷;号令明,赏罚信,与众共甘苦寒暑,故下争致死力。”

然而,张巡为了坚守睢阳而不得不吃人之事,却在他身后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千百年来一直饱受争议。首先,肃宗朝廷在是否该追认他为功臣这件事上,就产生了很大争议。贬张者认为“张巡以守睢阳不去,与其食人,曷若全人”;挺张的人则认为“巡以寡击众,以弱制强,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师,师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资治通鉴》卷二二〇),而且吃人之事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应该为他记一大功,并且要树碑立传。

这场争议很快就有了结论。

挺张的人赢了。“众议由是始息”,张巡当之无愧地成了大唐王朝的功臣。

可是,李唐朝廷对张巡的承认,并不能消除后世对他的指摘。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对这件事的看法,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首先也承认张巡“捐生殉国,血战以保障江淮”的功绩,可同时他也认为,“守孤城,绝外援,粮尽而馁,君子于此,惟一死而志事毕矣”,“过此者,则愆尤之府矣,适以贼仁戕义而已矣,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因此,他的结论是:“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读通鉴论》卷二三)

时至今日,“贬张派”和“挺张派”依然是针锋相对。前者认为,张巡为了保全自己的忠义,不惜以平民的生命为代价,是一种典型的为了理想而拿别人献祭的做法,与法西斯无异。后者则认为,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价值观,今天的人不应该以“人权”观念去苛责古人,因为在当时那种极端的情况下,张巡的做法实属情有可原。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张巡呢?

一方面,就像王夫之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张巡死守睢阳的战略意义。因为睢阳是江淮门户,而江淮是帝国的财赋重镇,一旦睢阳失守,燕军必定长驱直入,横扫江淮。到那时候,像贺兰进明、许叔冀、尚衡这种拥兵自重、见死不救的家伙,断然是非败即降。倘若如此,远在西北贫瘠之地的肃宗朝廷立刻会失去江淮地区的钱粮供给,届时非但没有实力收复两京,甚至连肃宗朝廷本身都会有瓦解之虞。因此,张巡在睢阳坚守十个月,并牢牢牵制燕朝十几万大军,就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假如张巡早早就败了、逃了,或是像王夫之说的那样“一死”以明志,那么整个战争的形势必会全然不同,李唐朝廷收复两京的日程也将被无限期地推迟。

另一方面,我们却不得不说,张巡以人肉充当军粮的做法虽然情有可原,但却理无可恕!实际上,不需要用今天的人权观念去苛责古人,只需用古代的儒家思想,就很容易发现张巡此举在道德上的缺失。众所周知,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仁者爱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被张巡他们吃掉的三万老弱妇孺,肯定不是自愿的,所以张巡的做法显然已经突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所以王夫之才会说:“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也就是说,无论古今中外,无论在一般情况还是在极端情况下,张巡吃人的做法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换言之,张巡此举虽然可以理解、值得同情,但他并不能因此逃避道德审判。这道理就跟过失犯罪一样,可以酌情减刑,但绝不能宣判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