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美国国内大战略论争的影响与“奥巴马主义”

美国学者克林·达科认为，百年来美国的大战略实际上一直是一种“混杂体”。当今时代，由于美国缺乏单一的“大威胁”，加之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日趋复杂化，美国的大战略很难再用像“遏制”这般简明的语汇进行概括。21世纪美国的大战略选择注定是一种多元思想、多样理论、多种方案的耦合，美国决策层也只会以一种“菜单点选”的方式对大战略论争的成果加以利用，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即是如此。近年来，虽然战略界人士对“奥巴马主义”（Obama Doctrine）是否存在以及如何理解“奥巴马主义”仍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与小布什政府相比表现出“显著分野”。

从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所发布的各种有关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决策层人士在多个公开场合的讲话及其相应的外交实践来看，奥巴马政府总体上倾向于“新自由国际主义”的大战略模式，并表现出鲜明的“自由现实主义”和务实主义的政策取向，正如伊肯伯里所言，“在接触、多边主义和进步性变革方面它的取向是自由主义的，在大国克制和协调方面它的取向则是现实主义的”。奥巴马政府之所以倾向于“新自由国际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过去十余年间积极参与大战略论争的一些持“新自由国际主义”立场的战略界人士纷纷进入奥巴马政府担任重要公职，如詹姆斯·斯坦伯格和米歇尔·弗卢努瓦在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分别担任国务院常务副卿和国防部负责防务政策制定的副部长，而“普林斯顿计划”的主要参与者安妮-玛丽·斯劳特则成为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

实际上，奥巴马在未上台之前，他就多次对“布什主义”进行明确批评。在2007年总统竞选期间，针对小布什政府对单极的迷思、对单边主义的热衷及其发动的“全球反恐战争”，奥巴马表示，自由如果与战争、酷刑和“政权更迭”联系在一起，那是非常可悲的，美国不能仅以关于民主的说教与恐怖主义相抗争；美国“既不能退出世界，也不能试图威逼世界归顺自己”，对多边机制的改革也不能通过胁迫别国来实现；“当我们在自卫以外的情况下动用武力时，应竭尽全力获取其他国家的明确支持和参与”。奥巴马宣称，美国“能够且应该领导世界，但是我们不得不运用智慧和辨别力，我们在领导上的部分能力与我们展现克制的能力联系在一起”，美国不应过分强调自己的“例外主义”。从上述表态不难看出，克制霸权冲动、重视多边主义、限制武力运用等在过去十余年的大战略论争中被清晰阐述的思想成为奥巴马的国家安全理念。与小布什政府不同，其对外政策目标“一言以蔽之：结束两场战争，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集中精力关注从亚洲问题、世界经济到核不扩散问题在内的更广泛的重大议题”。

从观念层面来看，“奥巴马主义”涵括了对“权力”“安全”“领导”这三大国家安全核心问题的再认识。首先，对于当今的美国而言，在一个权力分散的“网络化世界”或“多节点世界”（multi-nodal）中，国际社会的等级性结构逐渐被网络化结构所取代。因此，权力不仅来自于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力量，还来自于对“关系”的掌控，如果能处于在不同利益下形成的多种临时性组合的结点（hub），与其他利益攸关者建立“相联性”，美国就会成为最有权力的国家。与宣称“美国在全世界拥有前所未有和无可比拟的实力和影响”的小布什政府不同，奥巴马政府坦承美国实力的有限性，明确表示“我们努力的中心是复兴我们的经济，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这个年轻世纪的重担不能只落在美国一国的肩上，拒绝设定超出我们责任、能力或利益范围的目标”。此外，奥巴马突出强调美国需克制地运用权力，2009年他在开罗大学发表演讲时引用托马斯·杰弗逊在1815年所说的一段话：“我希望我们的智慧会随着权力的增强而增长，以使我们意识到，权力使用的越少就会越强大。”其次，“安全相互依赖”成为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观念的基石性思想。虽然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来自于很多方面，如恐怖主义网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全球变暖等，但这些威胁都反映了世界范围内“安全相互依赖”不断上升的现实。也就是说，美国的安全日益与其他国家的处境和行为联系在一起，美国无法独善其身，“安全相互依赖”的深化要求美国与他国和非国家行为体开展更加深入、更加制度化和多层面的安全合作。最后，对于美国如何实现领导，“奥巴马主义”给出的答案是“有原则的多边主义”和“有道德的现实主义”。虽然美国的领导必不可少，但“真正的领导”意味着创造条件让其他人站出来。为了重新成为国际体系的领导，美国需要和其他国家订立新的契约，通过推动开放的、遵循规则的全球体系建设并为这一体系的运行提供“服务”，重新获得作为全球领导者的权威和声望。

从实践层面来看，奥巴马政府力求从三个方面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再平衡”。第一，在运用维护国家安全手段方面，强调外交、经济与国防之间的平衡。2001～2009年，美国的国防开支由4120亿美元增至6990亿美元，在没有“像样的国家对手”的情况下，军费增幅达70%，占全球国防支出的比重由30%升至60%，超过排在其后的17个国家的军费总和。在人员补贴、武器研发及采购、军队管理等诸多方面，军事部门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与此同时，外交资源被巨额军费挤占，美国对外政策陷入“军事化”窘境。奥巴马政府主张“通过坚韧的外交手段而非对军事力量的过度依赖实现智胜敌人”，对武力使用更加谨慎，“我们将在开战之前穷尽其他所有手段，并认真地评估战争的成本和行动的危险。必要时，我们将继续以一种反映我们价值观与增强我们合法性的方式使用武力”。此外，发展援助在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凸显，其不仅正式宣布全新的“美国全球发展政策”，推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改革，增聘上千名从事发展援助的外交人员，动员“公民力量”参与其中，还正式创设“四年外交与发展评估”（QDDR）制度，加强发展援助工作与外交的统筹配合。

第二，寻求实现既有同盟与新伙伴关系之间的平衡。奥巴马政府并未降低对北约、美日同盟等传统同盟关系的重视，但强调传统同盟关系要根据国际政治现实和共同利益与威胁的变化做出调整。在美国的推动下，北约发布新战略概念报告，强调在应对非传统安全方面加大投入，并更多地承担非军事行动。在利比亚军事干预行动中，奥巴马政府注重发挥欧洲盟友和北约的主动性，实施“从背后领导”。对于美日关系，奥巴马政府着力解决围绕驻军问题而产生的冲突，启动两国亚太事务战略对话机制，暗促日本突破军费不得超过GDP 1%的上限、解禁“集体自卫权”、突破武器出口限制等，力图将日本打造成真正的全球安全伙伴。美国还大力推动双边同盟向多边同盟转换，提升盟国之间的“互操作性”。在建设“多伙伴世界”的目标下，奥巴马政府选择与俄罗斯“重启”关系，同意与中国共同探索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处理叙利亚危机、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上更注重大国协调。其还推动以二十国集团取代八国集团，以吸纳新兴力量，从而“与更多的伙伴进行更有效的合作”。

第三，力图实现解决近期国家安全威胁和确保未来战略优势之间的平衡。奥巴马政府清楚地认识到，恐怖主义仍是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重要威胁，但强调反恐以恐怖主义组织及其支持者为目标，而不是将伊斯兰世界树立为美国的敌人，且反恐“无法代表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全部”。它改变以大规模地面战打击恐怖主义组织的做法，注重采取小型化、特种化作战样式，剿杀本·拉登等恐怖主义组织领导人。2011年12月，奥巴马政府正式宣布结束伊拉克战争，并将在2014年之前撤回驻阿富汗美军。随着步入“后两战时代”，奥巴马政府的军事战略更加强调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加大对维持“全球公域”主导权的关注，注重强化联合作战力量的“全谱”能力，构筑具备灵活性、敏捷性和适应性的“未来军队”，发挥美国在全球安全中的“促进者”“赋能者”“召集者”“保证者”等角色。2012年年初美国发布新军事战略指南，称其“将继续摆脱过时的冷战时代体系”，“美国的军队将会更加敏捷、灵活，并且做好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威胁的准备”。

如果从地区层面来观察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可以说，其在近年大力推进的亚太政策调整中突出体现了“奥巴马主义”的思想意涵和政策取向。自2009年以来，奥巴马政府高层接连就亚太政策发表文章或公开演说，不断宣示美国决意“重返亚洲”，以“改善安全，扩大繁荣，推广美国价值观，保持和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能力”为目标，在该地区实施“前沿部署外交”（forward-deployed diplomacy），并称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调整举措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着眼于“太平洋-印度洋”新两洋战略框架，推动亚太同盟体系由“辐辏模式”转向“网状模式”，灵活部署美国军力，提升盟国军事能力，扩展盟国之间联系，使之结成集体网络，以便有效联合展开行动。其次，大力拉拢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新伙伴”，有学者认为此举正是强化对中国“离岸制衡”的重要部分。最后，一改小布什政府对亚太多边机制的疑虑和冷漠态度，致力于“建立有美国深度参与的、协调性更强的地区架构”，积极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进程，支持“东亚峰会”等成为更有效处理亚太政治和安全事务的核心平台。在具体实施方面，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调整的突出特征是充分整合外交、发展援助和军事等多重手段，大力促进政府力量和“公民力量”的融合，借助海上安全、水资源安全等议题打造或推动发展既有“小多边”机制，增加美国主导地区事务的杠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过去十余年美国国内大战略论争中所涌现的诸多思想、观念和主张为奥巴马政府所接受，一种突出体现“新自由国际主义”路线并杂糅“选择性介入”和“离岸制衡”要素，以“全球领导地位、接触和伙伴关系、适当回缩与克制”为核心内容的“奥巴马主义”似已成形。奥巴马政府从小布什政府手中接掌的是一个难题缠绕的美国，加之金融危机的影响，解决这些难题本身就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更何况要除旧布新并推进真正的变革。考虑到美国经济的低迷前景、国内政治的“极化”，民众的保守化倾向等因素，“奥巴马大战略的最严峻挑战来自于国内，而不是国外”。布鲁金斯学会专家马丁·因迪克等认为，虽然奥巴马外交在实践中存在阻力也常出现挫折，但它的确是在创造“转折中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