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汉语含负面义的词汇生成方式

从相关负面义性质的决定条件来说，汉语词汇负面义可以分为原生型与次生型两种。原生型主要是指最基本的负面性概念义，如“病”“恶”“坏”“奸”“欺”等，它们多数是单音节词，其构词理据与方式往往要从语音或字形上加以推演。次生型是指在原生型的负面义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方式衍生出来的负面义。

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负面义除了少量常用的原生型负面义外，绝大多数是次生型的，且其成员仍在不断增加。次生型按其生成方式与主要因素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从影响其生成的主要因素的性质来看，可以区分为语义生成与语用生成：语义生成指的是双音节、多音节词等合成词的组合构词，词义的引申与演化（包括多义词的义位分化）等；语用生成则指主要因社会文化因素、语用习惯形成的词语负面义，如人们对指称对象的态度的改变导致所指生成负面义，习惯性共现感染而生成负面义，还有谦词、詈词、婉词、遁词等。另外，不同语用结果产生的词条与语义场内部成员之间、语义场之间的互相影响与推动也有可能影响负面义的生成。相关内容及文化与社会语用因素对汉语词汇负面义生成与演化的影响将在第四章及第五章专门讨论。

汉语中同一词条同时有负面性义位与正面或中性义位的情况非常普遍，采用单一区分标准可能不能充分厘清含负面义的词汇生成情况，考虑到上述因素，若重点关注负面义的外在形式基础及属性特征的提取与感知的方式等诸因素标准，如果是以负面义与其构成语素的关系为参照点的话，大致可以将汉语含负面义的词汇生成方式分为三类：一是建构式；二是缩合式；三是沿袭调整式。

一 建构式

语素是建构式的基本组成单位，建构式通过选择恰当的构词语素构成一定的结构关系从而表达所要表达的负面义，如以合成的方式生成“迫害”“人渣”“非人”等具负面义的词语。有时，特定的结构或表现形式在与一定语义范畴的语素结合后也具有与负面语素义同等的语义功能。相对而言，此方式的能产性非常强，加之其生成时就有明确的负面义生成意向，故人们以此方式生成的词汇负面义一般从字面上就能对其负面性有一定感知，其具体的结构方式将在本章第四节关于汉语词汇负面义的结构方式与表现形式中展开。

二 缩合式

缩合式的原始语义基础是一个完整的命题甚至是一个或数个完整的叙事过程。一般的命题压缩有较明显的句法结构关系，相对叙事过程的压缩要容易，后者生成的一般是典故词，它的生成较为复杂也比较特别。其在压缩此叙事过程时虽说要遵循一定的词汇结构关系的限制，但压缩过程重点围绕叙事过程或欲突出的主要因素展开。

如“期期艾艾”形容口吃，但它的产生却是缩合了《史记·张丞相列传》中周昌和《世说新语·言语》中邓艾两个口吃的人的故事而来的。它的构成语素“期期”是周昌盛怒下口吃时重复表述的词，“艾艾”则是邓艾自称己名字却口吃时的重复表述，二语素虽是以并列的形式构成了“期期艾艾”，但它们本身与口吃无关，且二者之间也不是并列关系，只是造词者提取了两个故事中有关口吃的典型形象，并加以重构罢了。

此类负面义的来源故事内容很丰富，在必须符合汉语词汇构词形式的要求下，被压缩、删除了绝大部分内容，它的外在形式只起到触发语义的作用，只有结合其来源故事提供的完整框架和特定的解读与使用习惯才能真正把握其中的负面义。故若想从它的构词语素直接体会到词语所包含的负面义不太容易，不复原源头故事的主要内容并服从一定的解读思路，想要完整确切地了解整个词义有较大的困难。由于历史文化的影响，这类缩合式词语为数众多，如杯水车薪、拔苗助长、狐假虎威、火中取栗、道听途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等。

三 沿袭调整式

沿袭调整以构成成分与形式已定型的词汇为基础，通过特定的义素特征或使用条件进行调整而生成含有负面义的词汇。它又可分为两类：对已有词语的词义相关义素特征进行截取、增加和部分改造，对其构成成分的意义进行相关引申或重新组合调整的称为内部调整式；若是基本沿用词语原来的意义而主要通过对其使用条件加以调整限定而产生的负面义为外部调整式。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词义调整，若形成一种习惯性的用法，则它生成的负面义最终可能固定并从原义中分离出来生成新的独立义位或直接替代旧义位。

（一）内部调整

内部调整式又分为关联引申、反向生成、单向倾斜、重新分析四种。

A．关联引申式：这是一种老生常谈的词汇新义生成方式，若严格地说来，除了最初“恶”“坏”“错”等核心基础负面含义的词汇以外，其他大部分负面含义主要通过此种方式产生，这是除建构式外能产性最大的生成方式。

最直接的关联引申是认知语言学中讨论极多的隐喻。一般来说，在各种语言中都能激发起负面意义的原义首先集中在与人自身相关的以下几大类意义范畴：空间上表在下、低、后等方位的意义（类似如身体的脚、尾）；时间上表示迟、晚等方位的意义；感官上表示痛、苦、酸、麻等不快感受的意义；其他如表达疾病、伤残、排泄、生殖等相关的意义也极易引申出负面性义。

相对直接关联的引申，有些引申的思路要稍微熟悉一些动物行为模式并结合人类文化方易理解，如“鼓吹”早期是指两种类型的器乐合奏，其引申义多数是与器乐的演奏相关的内容，但后来的词义转为“宣扬、宣传”，再生出“吹嘘、夸大不实”之意；其实因“鼓”“吹”皆含有“膨胀、变大”之意，动物如鸟兽等在求偶或争斗时常设法让自己的身体看起来更大一些，以威慑敌人，其中有不实的要素。

还有些要参照一定的社会心理，如李福印（1999: 403），林承璋、刘世平（2005: 191），都指出英语社会对某些阶层或性别的偏见会导致原词的贬化，如boor、wench等。类似的看法在训诂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词汇生成类型中的讨论已较为充分，恕不多述。

B．反向生成式：伍铁平（1991: 33）和郑远汉（2004: 151）曾提到一个词内有两个相对立的意义的问题，郑远汉曾提出一个词中臧否对立不同义位，并列举了“骄傲、哄、看（平声）、夸、闹、受”等词里两个义位的对立，这类词还有：

天真、幼稚、老实、宝贝、活宝、冤家、任情、清高、泼辣、浪漫、风流、媚、说一不二、规行矩步、闲心、绵里藏针、绝学、铁杆、漫语、作对、风风火火、战败、落拓、左倾、没治、异味、佞等

尽管这些反向生成的词语其正负义位对立的具体激发原因和对立角度及体现方式有异，但它们都有两个正反不同且意义密切相关的义位。

李锡胤（2007: 39）指出俄语中也有类似现象，他认为这是词义的连续统被词典切断所致。在他的启发下，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可以看作是对元义位意义的不同要素所选取的截取角度有异所致。如：

清高1：指人品纯洁高尚，不同流合污。

清高2：指人孤高，不合群。

这两个义位中的“不同流合污”与“不合群”其实都是指不与特定人群有较密切来往，当该人群被圈定为属性恶劣时，则不与之建立密切关系的人其人品是高尚的；若特定人群被理解为具有良好品性或是至少无恶劣品质时，不与之有友好关系的人在为人处世方面是有欠缺的。这里可以看出“清高”的语义基础是某人不与其他的一些人密切友好来往，其正负两个义位的区分是在确立了“这样的一些人的属性是好还是坏”后再对原语义基础进行分析的结果。

郑远汉（2004: 152）认为“骄傲”有对立的义位，是因为这个词在搭配组合关系和联想替换关系两方面都有区别性特征，且列几条如下：

骄傲了（同义替换：自满、高傲）

别骄傲（同上）

感到骄傲（同义替换：自豪）

为……而骄傲（同上）

此论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更主要的是因“骄傲”一词正负两个义位的分化已非常清晰的缘故，其实有不少词语的两个义位的正负面判断更多地依赖于言说者的主观视角与心理倾向，这时它的搭配和组合关系的分别可能不明显，其相关的替换联想也更多地依赖于上下文，如只从“他这人很清高”这一个句子中是无法清楚地判断句中的“清高”到底是“清高1”还是“清高2”的。

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很多词语中涉及的一些属性判断本身有主观视角与心理取向上的明显差异，在词典的释义中它们虽然还没有分立出两个正负义位来，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它们的态度判断与运用往往有正负对立情况。如“执著”，今义为“固执或拘泥，也指坚持不懈”，表面上看解为“固执或拘泥”是负面性的，若指“坚持不懈”则是正面性的，但实际上固执或坚持不懈的外在表现都是对某一人、事、物或观点不放弃，故此它是正面性或负面性取决于人们对“执著”这件事的对象、主体与该行为的性质的判断，需要更多的语境来说明与限定。其他如：

得意、精明、枭雄、歌舞升平、老成、奇文、娇贵、世故、摇头晃脑

如果一个词语的正负属性分离开来并生成正负两个义位，且最终负面性的义位驱逐了正面性的义位，这种情况其实就可以看作是某一元义位所具的属性特征向负面性倾斜，如“猖狂”“任性”意义基准是“随心所欲，没有束缚”和“听任本性行事”，则其行为之善恶由其行为者的本性决定，故都有正负两方面的义位：“猖狂”既可指“清虚以自守的境界”或形容“思想、感情、文章气势激荡奔放”，亦有“狂妄而放肆”之意；“任性”既指“听凭秉性行事，率真不做作”，又可指“执拗使性，无所顾忌，必欲按自己的愿望或想法行事”甚至是“恣意放纵，以求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达到自己某种不正当的目标”。而后来二词强调放纵、无顾忌的负面性一面，正面义位消失，这与下面提到的由一正一负两个语素构成的词语整体词义向负面性发展的单向倾斜式有异曲同工之处。

C．单向倾斜式：它们由两个义素义刚好处于正负两端的语素构成，多数是正面语素在前，反面语素在后，但成词后整个词的词义向负面倾斜，或进一步引申出负面义，如：

好歹1：指危险（多指生命危险）。

甘苦2：在工作或经历中体会到的滋味（偏指苦的一面）。

缓急2：[书]急迫的事；困难的事。

是非2：口舌。

褒贬（轻声）：批评缺点；指责。

恩怨：恩惠和仇恨（偏指仇恨）。

此类义位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作为负面意义的它们同时还有一个正负两端义素义相平衡的义位存在，如“甘苦1”比喻美好的处境和艰苦的处境；“好歹1”指好坏；“缓急1”指和缓与急迫；“是非1”指事理的正确与错误；“褒贬”还分离出了一个同形词，指评论好坏，两者只在“贬”字的读音上有细微区别，一为原调，另一变调为轻声而已。从语素构成的情况看，则正负义平衡的义位可能是元义位，而向负面义倾斜的义位是后起的——一种由倾向性负面义发展而成的义位。

恰好由正负两极语素构成的词语在汉语中为数不少，此类个别词语在实际生活中似乎也有通过向负极方向倾斜而发展出负面义或多用于否定性语境的趋势。如：

轻重3:（说话做事的）适当限度。

此语实际上强调的是某事的重要性，且在成句过程中有与“不知”搭配的结合性倾向，实际用例中多用来表达负面性的评价，从《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版）中所举的常用例“小孩子说话不知轻重”可以看出这点，至于词典中的释义没有关于负面义的说明似乎可以讨论。他如：

炎凉：热和冷，比喻对待地位不同的人或者亲热攀附，或者冷淡疏远。

此语常用于“世态炎凉”的组合，当人们形容某人看透了或饱尝了世态炎凉时，在语用环境中多数强调的是受人冷落的一面，下面两个义位也类似：

冷暖2：指世态炎凉。

深浅2：比喻分寸。

说话没深浅。

D．重新分析式：它的实质是部分或完全抛弃原来的意义按照造词者的意愿对原外部表现形式的组合成分进行重新组合解释。原来的形式可以是已经定型了的词，也可以是一种较稳定的组合关系。

作为组合关系的原形其意义多数是组合成分作为独立完整的词义自由地组合生成，且组合成分的独立意义也能从整体中了解到，当人们抛弃原来的组合义，利用其组合成分的其他意义作为语义基础对这一组合形式做出新的分析时，可能会产生负面义。如“居心”原指“安居之心”，见《吕氏春秋·上农》：“皆有远志，无有居心”，高诱注：“居，安也”；后又指“安心”，见《后汉书·公孙述传》，“使西州豪杰咸居心于山东，发闲使，招携贰，则五分而有其四”，后来方指“心地、存心”，其负面义后起，是对原词义重新分析后再因语用习惯而来。

其他如：

狂狷、奉承、挑拨、逢迎、穿凿、附会、敷衍、成心、一味、勾当、安心1、得计、得手

对原词的构成成分进行重新分析有时是受到特定文化语境的影响，不少词语原本都与某一特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如“狂”“狷”在《论语》中分别是两个很重要的定义，它在儒学语境中无负面性。又如“吹嘘”出于道教、“想入非非”出于佛教，它们在道、佛教语境中俱无负面性，这一问题将在第四章讨论文化对词汇负面义的影响时展开。

（二）外部调整

布龙菲尔德（1980）和伍铁平（1984）已谈论到了语义感染的问题，将其用于褒贬义生成讨论的有：周荐（1985）提出搭配可能产生感情色彩的感染，并提出“从显示”的表达色彩，即“在词与词的固定搭配组合中受与之搭配组合的词所具有的表达色彩的感染而实现的表达色彩”（周荐，2006: 157）；谭达人（1993）也提到在感染的作用下，用成的褒贬义词可以向造成的褒贬义词转化；刘缙（1993）的统计显示有5%的褒贬义因搭配而来。我们将上述情况归于外部调整生成的负面义。

不过外部调整方式不仅仅是搭配感染。有时，人们基本沿用了原词的意义，但是人们对其所持的态度或使用的条件有所改变，并以语用习惯的方式将此种态度或用法固定下来，同时进一步将负面性限定凝固到词义内容中去，这也是外部调整，前面提到的蕴涵式负面义和规约性负面义主要因此而来。在多数情况下，所谓外部的调整表现为词义的构成成分或所指本身都没有什么负面性属性内容，但人们在运用时加上了不少负面性的语用条件限定，如将其进行抽象化或作为喻体用于其他领域生成了负面义：

粉墨登场、旗号、幌子2、保护伞、上蹿下跳2、老皇历、护犊子、粉饰、把柄2、墙头草、蚕食、鲸吞、死灰复燃、倾巢、铁公鸡、包袱3、恐龙、巢穴2

又或是将其适用的指称对象、习惯搭配的共现对象局限固定为具负面属性的，如：

同伙1、同伙2、得逞、巴结、图谋、包养、深重、当道2、宗派1、发泄、肆意

再或者人们对特定词语所描述的情形、言行、论述的道理的看法有了负面性的转变，或采用了对立的视角对其做出负面性评判，如：

八面玲珑：形容非常世故，各方面都应付得很周到（含贬义）。

从词义内容上看它并没有含有什么负面成分，其负面义来源于言说者对这种圆滑的为人处世态度的负面性评价，而此种负面义评价成分不仅存在于言说者的主观意识领域，还外化成了对适用对象的负面性限定，并成为固定了的语用限定条件。

可见，大部分蕴涵式负面义和规约性负面义基本上都是通过外部调整生成的，主要体现在指称和描述动作或性状时对所指称的对象、所描述的动作与性状有负面性的评价态度，并外化为对指称对象的关联主体的负面属性限定。这类表指称的如：

事态、势焰、气焰、流俗、嗜好、手段3、顺民、私情2、万事通、气味2

它们都对其指称的适用对象加上了负面性的属性限定。

描述动作或性状类如：

树碑立传、挖空心思、耍笔杆、贪生、少年老成、为所欲为、拜倒、老于世故、饱食终日、胆大包天、表功1、表现3、表面光、搬用、把持1、恩赐、顶礼膜拜、歌功颂德、明火执仗、包办2

就词义内容而言，这些词语所描述的动作或性状从人们的一般心理和生活经验来看是不具负面属性的，但在语言生活中，它们或是具体关涉成分有负面属性的限制，或是整个陈述赋予了关联主体有负面限定的负面性评价，从而都具有负面义。

很多语言外在因素的影响都会使人们对某一特定词语意义的感知与判断发生负面化转移，有时人们对某词的指称对象的态度发生了负面性倾向变化，将其局限用在对此持否定态度的人、事、物上，都可能会让词语生成负面义。外部调整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实际生活中不同的社会现象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心理与认识上的变化。如“大爷（轻声）”本用来尊称年长的男子，可是有时这样的人会因别人的尊敬而生出傲慢举止，后便用“大爷（阳平）”来指称“不好劳动”“傲慢任性”的男子，类似的如用“大少爷”来指称好逸恶劳、挥霍浪费的青年男子，其他如近一二十年来形成的用以指称家里傲慢任性的小孩子的“小皇帝”“小祖宗”。

又比如外来文化感染，黄色本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绝无负面性相关联想，但现代汉语中由于受英语的影响，以“黄色”或“黄”表示与淫秽相关的人、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