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跨越三个世纪

1 初创时期（1899～1928）

钟声悠悠，树影婆娑，鸟语花香，优美的环境、恢宏的行政大楼、宽敞的教学大楼、现代化的实验大楼，是武汉四中给人的第一印象。

“美丽的校园、人才的摇篮”，这是人们了解武汉四中后的由衷感慨！

博学书院是武汉四中的前身，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由英国基督教伦敦会牧师杨格非创办，其英文校名为杨格非学院（Griffith John College）。从博学书院（1899～1928）到博学中学（1928～1952），再到武汉四中，学校跨越了3个世纪，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蕴含了质朴的人文精神，取得了丰硕的教育成果。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增开汉口等10处城市为通商口岸。与此同时，在华开办的教会学校急剧增长。1871年，武汉创设了第一所文华书院（美国圣公会，武昌），随后相继创办了博文中学（英国循道会，武昌）和博学书院（英国基督教伦敦会，汉口）。

张之洞督鄂18年间，大力推行“湖北新政”，把武汉推到了中国近代化的前沿，为博学书院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博学书院的诞生，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中体西用”的结果。博学书院自诞生起，就直接同近代文明接轨，深受近代科学、理性和人文思想的洗礼。它的兴衰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国运兴替的一个符号、一种记忆。

博学书院的旧址在汉口后花楼街居巷（今花楼街交通巷），创办人是职业传教士杨格非牧师，第一任院长是马辅仁牧师（英国牛津大学毕业）。1899～1928年，共计六届校长全部由英国人担任，校长们的学位之高、能力之强、管理之善，可圈可点。学校刚创办时，只有小学和中学两部，学生很少，后来学校增设了师范和大学预科，生源增多，校舍渐显狭小。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基督教伦敦会借杨格非牧师来华传教50周年纪念之机，决定募建新校舍。伦敦基督教牧师李家兴先生（湖北孝感人）捐资1800串钱，马辅仁牧师购买了汉口韩家墩处李姓土地200余亩，杨格非牧师协助马辅仁牧师筹建新校舍。

1908年，博学书院由汉口后花楼街迁至当时名为“汉皋”的新址，即武汉四中·博学中学现址。

博学书院新校舍是典型的花园式教会学校建筑风格，气势非凡，在全国首屈一指。古老的校门坐西向东，校内耸立着古朴的钟楼，悠扬的钟声响彻周边郊野田园。学校被半堵围墙环抱，牌楼式的校门，四角飞檐，红墙黄瓦。气势雄伟，巍峨壮观。伫立门首，东郊风光，尽收眼底；黄昏后，郊野校园更显幽深、宁静。大门通向钟楼总堂（教学楼），二者相距200余米，高杨夹道，葱郁茂密，形成一道绿色长廊。长廊两旁，有3个足球场，球场上绿草如茵，置身其间，深感人与自然的融合。博学新园，主次分明，以总堂钟楼为主轴，其右乒乓室、图书室、尖塔耸天的教堂（魏氏纪念堂）及三幢西式住宅洋房一字排开；其左健身房、网球场、过道楼房毗连相依。背后是游泳池、发电房和汲水楼。学校后半部分为教员住宅，建有花圃凉亭，校园后方小桥跨涧，广袤田畴，贯通它们的水渠和池塘，绕校园的东、北、西三面。校园新貌彰显人文主义的格调，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保留下来的博学书院时期的建筑有两个：一是钟楼，二是教堂，即魏氏纪念堂。魏氏即魏廉森牧师，他与杨格非牧师同时到汉口创立基督教伦敦会，但仅过两年，魏氏因病去世，享年34岁。为此，魏氏遗族在博学书院内捐资建立教堂以志纪念。现今，这两座精美的哥特风格建筑，已作为武汉市一级文物、武汉市十大优秀古建筑之一而受到保护。

博学书院袭用英国学校体制，与香港大学接轨，设有大学、中学、师范、经学四部，学制为普通科和正科两个阶段。普通科为6年中等教育，经过考试，学校每年取第一名免费送往香港的大学就读；正科除中国文史课外，一律用英语教学。师范则培养小学教员，用汉语授课3年；博学书院附设译学馆，教授神学及中外历史等课程。学校自创办始，就提倡严谨的教学理念，用严明的纪律来规范学生的行为。

学校在课程设计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宗教课，学习圣经，参加宗教仪式，体现了书院的宗教特色和传教士在华办学的初衷；第二类是传统的经学课，学生得以传承弘扬本土文化；第三类是近代的科学文化课，如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生、地理、历史、音乐、美术、体育等，特别是英语，分量很重，高年级即可达到用英语进行教学。单从这点讲，学校课程设计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同时也为中国新式学校的创办提供了借鉴。

博学书院的办学特色除宗教、英语、科学外，还有体育。博学书院校园面积很大，运动场所很多，有能容纳数百人的体育室、游艺室，还有篮球场、网球场、田径场、乒乓球室等。这种环境造就了不少体育人才，尤其是足球人才。1901年，博学书院与文华书院、博文中学三校举行了一场校际足球赛，这是武汉地区的第一场足球赛事，由此拉开了武汉地区足球运动的序幕。1921年前后，博学书院足球队与英国海军足球队比赛数场，胜多负少。湖北省的足球队驰名全国，而代表省队出征全国的足球健儿中，2/3的队员是来自博学书院的学生。

博学书院的创办是荆楚大地开启民智的重要一步，是黑暗中的一束烛光，是中国新文明的一次蹒跚起步，开荆楚早期现代化基础教育之先河。

接受近代文明教育，具备开阔国际视野的博学学子，强烈要求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摆脱列强的欺压、蹂躏，客观上对近代武汉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起到了孵化作用。

在举国盛行科举八股的时代，博学书院即以“重理算、授生化、近自然、习英文、强体魄”的办学理念而闻名。

创办之初的博学书院是一所收费高昂的贵族学校，学生最初以150人为定额。在兴盛时期的1925年，学生增至260余人。1916年，博学书院已有英籍教师5名、华人教师6名及助教4名。书院的师资力量很强，很注重教育质量。

博学书院初期，实行的是6年学制，分春、秋两季招生。

1924年，武昌文华大学和博文、博学两所书院的大学部合并组成私立武昌华中大学（现华中师范大学前身）。

民国17年（1928），博学书院改为春季招生。学校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圣经、经学、史学、古文、英文、数学、地理、欧洲史、格致理化等，教材采用英国版本。普通科招收12岁以上的小学毕业生，需要接受6年的中等教育。学生毕业后可报考英国各大学及中国香港大学，前三名免费保送到英国或中国香港大学就读。正科传授3年的专门教育，除中国文史课程外，一律用英文教学。学生除学英文外，还要必修第二外国语。师范旨在培养小学教员，因此用汉语教授3年师范课程。附设的经学馆教授神学及中外历史等课程，毕业后想升学的学生，经学校推荐可插入博学书院三年级学习。

博学书院的教学内容由三个方面构成：一是宗教教育。课程主要以圣经为主，重点在创始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上。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礼拜等。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及四书五经等。三是西方科学知识，开设诸如理化生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在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重大的科学启蒙作用。此外，从19世纪60年代起，一些教会学校还开设了英语课，这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开辟了一条渠道，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发展。

书院在成立之初就成立了学生基督教徒团契组织，设灵修股专司。该组织监督学生每日做早祷告，在每周五检查各班是否分组讨论圣经内容。周三和周日大礼拜的祈祷活动，学校更是严格要求全校师生按照宗教秩序执行，并且写出心得体会，及时上报。学校还要求信教的学生外出传教，宗教活动频繁。

由于学校创建于国家多灾多难的时期，博学人具有异乎寻常的爱国热忱，博学学子沉痛地把母校比作“国耻纪念碑”。而与国耻意识相伴的，是强烈的“多难兴邦”责任感。“不幸之中，博学独幸而获受国耻之赐。既享特别权利，自当负特别义务。”强烈的爱国精神与责任意识，形成了博学“爱国、奉献”的光荣传统，激发一代代博学学子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博学书院1905年的首届毕业生李赐生先生（学籍注册名，后用名李次生）在校时成绩优良，特长全面而突出。他不仅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操得一手精湛的拳术，踢得一脚流畅的足球。他志存高远，胸怀祖国，在目睹了清廷的腐败，列强的骄横、欺压后，萌生了革命的念头。1909年，李赐生结识了湖北共进会首领孙武，不久便加入共进会，致力于辛亥革命。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担任革命团体之间的秘密联络员，使革命的多项准备工作能够顺利开展。1911年10月10日凌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位革命志士因起义计划泄露被清政府逮捕，后惨遭杀害，就在革命危在旦夕之时，革命党人提前发动起义。当晚7时许，以推翻清朝反动统治，让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目标的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博学学子李赐生高举十八星旗，带领10位敢死队员冲在队前，引导新军二十九标二营的战士攻占蛇山，将十八星旗首次插在蛇山山顶。此举成为辛亥革命初步取得胜利的标志。李先生为辛亥革命立下了赫赫战功，荣获革命政府颁发的金质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