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老上海”日常审美景观
费瑟斯通之所以把西方社会“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出现追溯至19世纪中后期的巴黎、伦敦、柏林等世界性城市，概括地讲，就是因为在这些消费文化已颇为发达的现代化都市中，生活着一群通过对示范性艺术化生活方式的建构来彰显自身优越性的“纨绔子”，以及整日闲荡于城市繁华街道之上、陶醉于五光十色的商品世界之中的“都市漫游者”。由于大多具有贵族血统和相当的艺术素养，故他们善于从外在的商品物质世界中发现生活乐趣，抽取其中的艺术成分来装扮自身及生活，并最终将此种生活行为提升为一种艺术化的生活风格或生活方式，借此与资产阶级庸俗的主流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相对抗。在费瑟斯通看来，他们所秉持的生活理念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艺术化生活风尚，便可谓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最初形态。可见，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语境加之从中获取生活价值实现的特殊群体，是促生“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两大关键因素，只有二者具备，方有可能。以此而论，我们可尝试将中国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追溯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上海”时期。
多年来，“老上海”一直作为中国现代性话语中的象征性文化符号被人们言说和讨论，上海也被视为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百年现代化历程的缩影。如果说现代化是一个人口、财富、文明高度集中的过程，那么上海无疑是现代中国最具现代化征候的城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上海”一度发展为现代中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并跻身为与巴黎、伦敦等齐名的国际性都市，号称“东方的巴黎”和“西方的纽约”
。这种世界性的认同，首先建基于“老上海”热闹非凡的消费文化景观。“老上海”不仅满足了西方他者对于异域中国的文化想象，更重要的是，其与巴黎等城市相似，拥有较大的消费空间，当时大大小小的百货公司林立于公共租界的主干道南京路两侧抑或其周围，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其中会集了世界各地的与吃、穿、住、用、行等相关的物质生活资料，中国的、西方的，传统的、现代的，低端的、高档的，等等，一应俱全，俨然是世界商品的展览与销售中心，即便是外国人生活于此也倍感方便和自在。有记载为证：
一般的西方人倾向于认为上海是有些原始的，如果不说半开化的话。（在西方人的心目中）这个城市往往与手推车和帆船等类物品的发展联在一起。但令新来者吃惊的是，他们会看到最新款式的劳斯莱斯驶过南京路，停在堪与牛津大道、第五大街、巴黎和平大道上的百货公司媲美的商店门前！游客一上埠，就会发现他们家乡的所有商品在上海的百货大楼里都有广告有销售。Jaeger名牌毛衣和BVD牌内衣陈列在一起，卖HOUBIGANT香水的下面一层店面，FLORSHEIM的皮鞋又紧紧地吸引着顾客的视线。上海百货公司里的这种世界格局足以证明在中外商店前它是“环球供货商”。
如此之多的消费空间和琳琅满目的商品，为各种消费的实现提供了先行的可能性，同时也加剧了不同销售主体间的竞争，卖主为扩大商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满足消费者对商品信息和消费指引的需求，纷纷以报纸杂志作为平台刊登广告。除此之外，“店招、店牌、旗招、海报、橱窗陈设、霓虹灯牌、汽车广告、无线电广告，以及马路两边的招牌”等皆被用于商品的宣传和促销。当时的广告，不仅形式多样，具备多种表现载体，而且新颖时尚，注重美学效果的营构，颇具现代感。具体来讲，在设计策略上突破了简单的“以产品为中心的论说和表述”模式，转而将重点放在描绘“消费情境中的具体消费经验”方面，即广告聚焦于产品消费所允诺的满足感和惬意的审美体验之上，而这种消费体验的初步获得则源自广告“形象代言人”所表现出的因消费而生的幸福愉悦感。这种广告效果的营造往往借助于迷人健康的女性形象，外加诸如洋酒、电话、汽车等象征“摩登”的现代新器物，商品借此便获得了超出单纯实用层面的诸多象征性价值，因其不再是一般的物欲对象，也是内蕴艺术质素的审美对象，更是代表着艺术化摩登生活方式的必要构成部分。这无疑与当时人们急切追求现代化、审美化生活的内在心理需求相契合，极大地刺激和衍生了人们的购买欲望，从而诱使着人们完成由艳羡者向消费者的身份转变。
据史学家忻平的研究，月收入达到60元的五口之家，在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上海可谓“中产阶层”，基本能过上比较稳定安康的生活。众多公司职员、专业人士、文员、小生意人以及其他“白领”雇员足够跻身“中产阶层”的行列，“尽管他们的收入和消费能力存在或多或少的区别，但其中的绝大多数却在经济上超越了日常必需的花费、转而投向各种形式的闲暇消费”，正是大量受“购买欲望”驱使的真正意义上的消费群体的出现，及其对商品符号价值的额外需求，使得消费文化逐步成为“老上海”的主导文化形态之一。
在“老上海”成熟的消费文化空间中，同样活跃着类似于波德莱尔和本雅明笔下的“纨绔子”的一群人，他们即是后来被称为“老克勒”（或称为“老克拉”“老克腊”）的特殊群体。他们大多出身名门世家，接受过“洋化”教育，操一口流利的外语，深谙中西方文化，生活上讲究品位和格调，喜欢吃西餐、喝咖啡；外形上力求服饰质地精良、头发一丝不乱、皮鞋精光逞亮，无论是站是坐皆保持身体的笔挺；娱乐休闲上追逐时尚、崇尚悠闲雅致，喜欢聆听爵士音乐、跳交谊舞等；总之，他们在穿着打扮、举手投足、为人处事等方面皆以绅士风范为旨归，努力追求生活的西化、唯美化与艺术化，甚至将此生活理念完全融入自身生命之中，将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深深膜拜之情转化为一种生命信念和人生哲学。恰如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所言，“他们对打扮的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对生活情趣的执着追求，是一种非常古怪的信念，它既非国家信仰，也不是宗教情操，甚至不是对金钱的渴望。它只是一种对西方（主要是英国近代绅士的）品位、格调、情趣和体面生活方式的极度膜拜而已。他们是自己的生活教义的信徒，被幽禁在日常美学的牢笼里，并且为之奉献出了全部生命”。可以说，“老克勒”奉行的正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生活哲学，他们即是中国现代社会的“纨绔子”形象代表。
同样，我们可以在部分海派文人与本雅明笔下的被其称为“都市漫游者”的19世纪巴黎文人之间建立某种相似性联系。“老上海”异常繁荣的消费文化孕育了一个独特的文人群体，喜欢坐咖啡馆的张若谷、频繁出入舞厅的穆时英、经常徜徉于书店体验购书“淘宝”乐趣的施蛰存等皆是其中的代表。只不过他们对上海并未采取一种西方“都市漫游者”式的疏离和批判态度，因为他们似乎与这个摩登化的现代都市并无隔阂，并异常沉醉于都市的“声光电化”。他们天然地把上海作为其与世界联系的想象性纽带，时常漫步并驻足于都市公共空间，观察着来来往往的都市人群，体验和向往着充满异域情调的摩登生活，并从中获得极大的想象性满足和旁观者快感。因此，与西方“都市漫游者”对都市的有意疏离不同，上海的“漫游者”选择主动融入都市，尽管这种融入状态从未真正地实现。但恰是这种对现代都市生活的亲近态度，使得他们格外倾心于日常生活的现代化与审美化谋划，并与“老克勒”一道引领了“老上海”中产阶层的艺术化生活风尚。
由此可见，初具规模的现代消费文化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上海”营造了一个与烽火硝烟的革命现实所不同的商品符号世界，渴望摩登生活的“老克勒”与“都市漫游者”群体所宣扬并践行的艺术化生活理念又进一步遮蔽和粉饰了外在现实，并模糊了真实与视像、生活与艺术之间的界限，从而使得“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当时即已成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这恰巧成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在中国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