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奋发有为与韬光养晦的差异

绝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都非常熟悉韬光养晦战略的具体内容，但对奋发有为与韬光养晦两者间的区别却不太清楚，因为中国政府对此从未给出过官方的阐释。要比较这两种战略，我们需要细读上文提到的三份文件，即习近平的讲话、杨洁篪的文章和王毅的演讲，尤其是阅读习近平的讲话，对理解奋发有为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体布局、工作思路和实施方案会有很大的帮助。

（一）政治导向vs．经济导向

韬光养晦战略的目标是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争取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例如，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的优先考虑是防止战争，而不是半岛无核化。奋发有为战略的目标也谈周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但同时强调外交政策不应该仅仅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还要服务于民族复兴的需求。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具体时间表是“两个百年”到来之际：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即在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即在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习近平讲：“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是要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巩固睦邻友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可见，奋发有为外交战略的目标主要是政治性的，这有别于韬光养晦战略的目标主要是经济性的。即使奋发有为战略也提出了巩固经济纽带这一目标，但这也是出于政治而非经济利益的考虑。因此，我们可以把韬光养晦战略和奋发有为战略的目标分别简化为“赚钱”和“交友”。

从服务于经济发展需要到服务于民族复兴需要的目标转变，为中国外交政策注入了新的动力。韬光养晦战略使中国只能被动地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奋发有为战略则要求我国要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外部环境朝有利于中国崛起的方向发展。习主席要求外交工作者们要胸怀大局，这个大局就是“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中国来说，为实现民族复兴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显然要比为经济发展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要难得多。妥协是避免冲突的有效方法，但不一定是获得有利环境的好方法。为了获得有利于民族复兴的国际环境，中国需要主动地去塑造外部环境，而不能只是被动地去适应外部形势的变化。习主席鼓励中国的外交工作者们要“敢担当、勇创新，更加积极有为地做好周边外交工作”。

（二）敢担当vs．不当头

目标上的不同使得奋发有为战略和韬光养晦战略在基本方针上也不同。奋发有为战略的基本方针大致可由四个字来阐释——“亲、诚、惠、容”，韬光养晦战略的基本方针可概括为——“不当头、不结盟、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在习近平的讲话中，“亲、诚、惠、容”指的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应该比以前更加亲密，在周边国家中建立起战略信誉，让周边国家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受益，以开放的胸襟发展地区合作。杨洁篪的文章指出，习主席强调中国的周边政策应该是“政治上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这表明中国的周边政策将更加关注建立战略关系而不是开展经济合作。

与周边国家“亲”，不仅仅意味着只是改善与邻国的关系，更表明当美国与中国的邻国发生冲突时，中国不再采取中立立场，或是站在美国一边。冷战之后，中国将中美关系视为重中之重。2010—2011年，中国的学者曾对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或称“再平衡”）战略到底是一个为赢得总统选举的战术性政策，还是旨在阻止中国崛起的战略性政策进行过辩论。2012年11月，奥巴马在赢得总统第二任期选举之后，随即将东盟国家作为首选国际出访目的地，并表示“这并非巧合”。奥巴马的讲话使这场争论有了答案。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意识到，期待美国继续把中东作为战略重点是不可能的，韬光养晦战略的有效性跌至谷底。自此，官方讲话开始用“结构性矛盾”一词描述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中国政府开始重新认识周边国家的重要性。习近平讲：“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极为”一词表明中国即使不认为周边国家比美国更重要，但至少也会赋予其与美国同等的地位。从2013年10月习主席发表该讲话的周边外交工作会议规格上也能窥探出来这种变化。参加此次会议的人员包括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所有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省级党政负责人、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有关金融机构和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的负责同志。这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工作的最高级别会议。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中，“诚”被认为是成为一名优秀领导者的关键要素，因此拥有战略信誉是国家获取王权或霸权的重要前提。习主席把“诚”作为外交政策的四项基本方针之一，表明中国外交政策从弱国外交向强国外交的转变。在冷战后的中国官方文件中，“大国外交”是指中国对比自己强大的国家，如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开展的外交。但自2013年6月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发表了题为“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的演讲后，“大国外交”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国”不再是指外交对象国，而是指中国自己。除此之外，“诚”这一提法也表明，中国将在国际问题尤其是安全问题上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与之相反，韬光养晦战略由于避免承担国际责任，反对担当领导角色，因此不包含“诚”这一理念。“不当头”原则与“诚”是相互对立的。

毋庸置疑，“惠”指的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习主席说，要“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要“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通过杨洁篪的文章可以看到，习主席强调要更多地考虑到那些支持中国的国家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仅考虑中国自身的经济利益。这一原则对于在“致富光荣”信仰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大多数政府官员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他们还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外交工作上要强调道义重于经济利益。冷战后的20多年里，获取经济利益一直是韬光养晦战略的首要目标。

“容”字体现了开放的原则。习主席说，“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中国应该“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奋发有为战略和韬光养晦战略都鼓励地区合作，但二者存在两方面的不同。第一，奋发有为战略强调主动权，比韬光养晦战略更积极主动。秉承奋发有为的原则，中国政府制定了建设三个次区域经济共同体的总体规划，分别是：中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南亚的“中印孟缅经济走廊”和东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第二，韬光养晦战略的区域合作仅局限在经济层面，奋发有为战略的区域合作包括政治、安全、文化和经济多个领域。中国政府提出要与周边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深化安全合作。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中，习主席将命运共同体解释为是巩固政治和战略互信，提高自贸区水平，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理念，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促进广泛的社会和文化交流，相互尊重多样文明。显然，命运共同体有别于军事同盟。只是目前尚不清楚，和军事同盟相比，命运共同体是更紧密的还是更松散的国际行为体。但无论怎样，命运共同体包含的军事合作是韬光养晦战略所极力回避的合作内容。

（三）政治道义vs．经济收益

关于奋发有为战略的工作思路，习主席说：“要找到与周边国家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这一工作思路在很多方面都有别于韬光养晦战略。

首先，奋发有为战略强调战略合作建立在更大的共同利益之上，而韬光养晦战略主张的战略合作是建立在提高互信的基础之上。“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意味着在没有互信的前提下，中国仍将务实主动地发展与邻国的战略合作。事实上，各国经常以缺乏互信为借口掩盖其缺乏合作的诚意。通过寻求共同利益作为合作基础的思路，对中国在互信水平很低的安全领域开展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新型义利观”是习主席执政后提出的两个国际关系新理念之一，这同他在2013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闭幕会上提出的“中国梦”一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新型义利观”要求道义考虑优先于经济考虑；而在韬光养晦战略中，经济考量享有最优先的地位。

最后，“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的提法，表明中国将依据与他国的关系性质制定对该国的政策。在推行韬光养晦战略的时期，很多中国学者认为在外交上区分敌友是冷战思维。在韬光养晦战略的指导下，中国曾经试图不分敌友地与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奋发有为战略则可能促使中国把外交对象划分为四类：战略支点国家，如俄罗斯和巴基斯坦；普通国家，如德国和印度；全球性竞争国家，仅指美国；敌对国家，如日本和菲律宾。奋发有为战略还试图通过让邻国在经济上受惠于中国的发展，从而建立起中国的道德声誉和战略信誉。这一思路显然不同于韬光养晦原则中的对外经济关系要平等互利。

因为奋发有为战略的目标是争取更多的朋友和可能的盟友，而不是获取经济利益，所以中国的外交政策将会更加强调政治导向，更讲原则。这种转变为中国外交工作设定了更高的目标，要求中国的外交工作者应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精力。用习主席的话讲，就是要“更加积极有为地做好周边外交工作”。一些国际政治分析家发现，习主席的外交政策在本质上是合作性的，但在实践中是强力推进的。这一评价非常适合奋发有为战略，因为它具有道义现实主义所主张的王道特点。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认为，“道义现实主义理念的外在表现形式则是锐利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