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马克·克雷默（Mark Kramer）

由沃伊切克·马斯特尼（Vojtech Mastny）和朱立群最近主编的这本书同时关注了欧洲和亚洲。不同的作者分别讨论了冷战时期欧洲和亚洲地区出现的军事联盟和其他安全机制，试图回答历史经验是否能对我们理解21世纪欧洲和亚洲所面临的安全挑战有所裨益。

政治学家、国际关系学者以及历史学家们对国家形成联盟的行为给予了不同的解释。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国际关系结构理论把联盟行为描述成一种“外部制衡”的途径，以与军事开支和国防预算等“内部制衡”行为区别开来。沃尔兹认为，国家更倾向于制衡更加强大的国家以达成权力的平衡状态。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对沃尔兹的观点进行了重大修正，认为国家寻求建立联盟以应对其认为最具有威胁性的国家，而不论其是否强大。强大的国家若被认为是友好的，将会是联盟的最佳对象。在沃尔特看来，形成联盟的行为是一种威胁制衡，而不是沃尔兹所谓的权力制衡。然而沃尔特和沃尔兹都同意联盟通常是一种权宜之计，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预测北约很快将面临解体。

本书的具体章节证实了沃尔特的威胁制衡论，但同时也反驳了他（以及沃尔兹）关于联盟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这一观点。冷战结束以后，北约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成员国几乎扩大了一倍。与北约类似，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联盟也仍然存续。这些都表明国际关系的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对国内政治安排以及同盟国集体认同重要性的强调有其可取之处。北约除了作为军事联盟外，也逐渐向一个民主国家共同体演变［正如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55年前所提出的“多元安全共同体”］，美国与东亚和太平洋国家的联盟同样如此。即使这些盟国中有一些在冷战时期经历了专制统治，如韩国、土耳其和希腊等，冷战后美国在欧洲和东亚的所有盟国都实现了民主转型，民主体制是北约接纳新成员的必备条件。本书也将对中苏两国20世纪50年代短暂的“兄弟般”联盟展开论述。

从集体安全机制的角度看，更大更零散的国际机构则难胜其职，如文中具体章节将探讨联合国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简称欧安会）。联合国和欧安会（1992年改名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简称欧安组织）在维和领域和众多非军事行动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无论是联合国还是欧安会都难以代替美国在欧洲和东亚所构建的联盟体系或其他安全机制。

在可预期的将来，欧洲大陆已无战争的隐患，但东亚的形势显然不容乐观。朝鲜半岛上冷战时期的分界线依然众目共睹，中国和邻国冷战时期的领土争端多数不仅在冷战后延续了下来，甚至还出现了增长之势。东亚所面临的安全挑战不仅是学者同时也是政策制定者们所密切关注的事项。而任何人欲以历史视角解读上述问题并力图与冷战时期的其他相似事项做一比较分析的话，这本书都将对他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