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变化的抗争政治

虽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但近几年劳工各种形式的抗议，已然给予学界和社会公众一种强烈的信号，即世界工厂的农民工生产体制，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新工人的挑战。本田事件引发的罢工潮、富士康相继出现的连跳和骚乱事件，作为劳资关系转型的标志被经常提及。许多学术研究文献试图对新工人抗争政治的变化做出概括或预测，如抗争规模的升级和行动倾向的增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3b），从底线型（或称“权利基础”）到增长型（或称“利益基础”）诉求的转变（Chan, 2011；蔡禾，2010；陈峰，2011），阶级形成图景的浮现（Chan & Pun,2009; Leung & Pun,2009;Chan,2010; Pun & Lu,2010）。

这种劳资关系的变化在笔者的田野案例中也随处可见。笔者将先行引入几组新工人的集体抗争场景，希望借此大致勾勒出世界工厂多样的抗争模式，并展示近几年劳工抗争政治的变化与延续。相对于上述文献的宏观概括，这些微观场景还时刻提醒笔者，新工人抗争的基础与其发展前景还存在诸多未曾触及的盲区。

（一）与“日”俱增

2010年5月21日晚6点，汽新厂变速箱组装科中班的傅晓和其他几位老员工，找来轴物加工科的几位同事，筹划在当晚进行新一轮的罢工。4天前，变速箱组装科的员工就曾发起过一次罢工，要求公司给工人加一些工资。从2007年公司正式量产以来，工人每年的工资涨幅平均每月只有30多元，这让公司的很多年轻员工连日常的生活花销都不够。再说工人觉得现在公司的效益可观，也应该让工人分享一些发展成果了。不过在资方的分化和安抚下，工人暂时复工数日。公司原定在21日和工人进行一次谈判，但是工人代表并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加上这些天在QQ群和论坛中的各种传言，如公司准备开除罢工者、去湛江等地大量招人、公司不愿真正给工人加薪、想通过加班积累库存等，很多工人已经不再相信资方的诚意。傅晓等人决定先发制人，带领自己的同事罢工。

罢工很快波及全厂。迅速集结的中高级管理层，根本无法阻挡工人的游行队伍。日方高层想通过拍照威胁工人，但是工人也很聪明地拿起手机拍对方，并默契地戴上了口罩。随后，他们又拦下了晚班同事的通勤车，完成了罢工交接事宜。

自此，工人每天坚持三班倒罢工。公司的分化、利诱、威吓、阻拦都没有阻挡住工人的集体抗争行动，反而是在与资方的斗争中，工人越战越勇。媒体的广泛报道和网络舆论的普遍支持，也在不断提升工人的士气。工人还在罢工过程中不断更新自身的诉求——工资增幅要求不低于800元，公司工会应该重组。

工人长达半个多月的团结行动让公司在经济效益和社会声誉方面都遭受重创。公司只得答应和工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谈判。除工资增加500元外，工会随后进行了重组，工会代表工人，每年分别针对年终奖和工资增幅，与公司进行两次集体谈判。无论如何，这样一个结果都远远超出了汽新厂工人的最初预期，更让工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行动引领了一波遍及全国的罢工潮。

汽新厂工人的罢工曾一度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兴趣，笔者也是在该案例的吸引下开始了田野研究。事实证明该厂罢工事件中展现出来的工人的行动能力远远超出了笔者的预期。在没有外界组织力量帮助的情况下，他们和平有序且富有战斗力的集体抗争行动让人惊叹，工人自主提出的大幅度加薪、重组工会的诉求在以前的代工厂罢工中也极为罕见。

和许多新闻媒体一样，在田野中的发现使得笔者对汽新厂的抗争模式抱有很大期望，类似的集体抗争确实也出现在笔者调查的其他一些汽车零配件企业案例中。但是，当笔者接触一些电子企业的罢工案例后，发现世界工厂传统的抗争模式一再出现，工人的抗议带着羞涩、恐惧和犹疑不定，资方的分化和威胁很容易使他们的行动瓦解。

（二）守卫底线

2011年6月中旬的一个清晨，杜武超和往常一样，从附近的出租屋准点步行到工厂上班。很快他从门口聚集人群的衣服看出，这是他们联电厂的工人在罢工。公司最近的很多做法不得人心，很多制度违反法律规定。前一天晚上公司广播一条旨在削减工人加班工资的规定时，很多工人便开始起哄，现在既然有这么多人在门口抗议，杜武超也顺势加入其中。不过还是有很多工人因怕事而进到了工厂中。在外面的工人也各自和生产线的同事围成一圈，以防公司事后报复。

之后公司出来找工人进去谈判，但是带着恐惧的工人都不愿意做代表。当成群的工人挤在办公室和公司谈判时，公司又觉得工人的诉求很凌乱，因此谈判很难达成一致。工人一度联系了深圳当地的一家劳工NGO，但公司拒绝让NGO介入谈判。在僵持一段时间后，公司领导向工人宣布了几条决定，大意是废除几条不合法的公司规定。随后工人稀稀拉拉地进厂复工了。不过，一个星期后，与联电厂在同一工业园的兄弟企业也发生了罢工。

多年以来，这种“野猫式罢工”在世界工厂中突然发起，但又很快平息。农村的土地、有限的议价能力、工作的高度流动和威权体制对工人结社权的压制都破坏了老一代工人的团结（Lee,2007）。但在有些罢工案例中，工人的抗争行动也表现出很强的韧性。

（三）毕其功于一役

2011年11月初，表辰厂化学部的卢越找来了样板部的老乡佟沛，以滚雪球的方式他们又找来其他部门一些比较有威望的老员工，旨在落实各部门工人的委托书签名。为了向工厂要回自2005年以来5年的每天40分钟的加班补偿，工人之前已经进行了约半个月的罢工，但在资方和当地政府的强力压制下被迫复工。复工后工人仍然坚持怠工。卢越也联系上了深圳一家专门致力于推动工人集体谈判的律师事务所，该所负责人表示可以推动表辰厂通过谈判为工人争取权益，但是得有工人签名的委托书。

卢越和其他几位工友随后在各部门征集到了一半以上工人的签名，并挑选了一些行事稳重的工人代表和律师事务所接洽。资方也在随后几天迫于工人怠工的压力，答应和工人进行集体谈判。谈判过程比较艰难，为了有效达成目标，工人代表还在两轮谈判的间歇期发动工人集体拒绝加班。最后，公司答应以工人2011年加班工资的70%为标准，结算工人每天40分钟的加班补偿。

如以上三个案例所表明的那样，世界工厂的集体抗争，尽管战斗性和组织化程度各异，工人诉求的层次也不尽相同，但基本都严格以法律为界限，保持一种和平的劳资关系。但正当笔者结束珠三角的田野调查时，某代工企业半个月内发生的两起大规模骚乱又一次将中国代工厂的劳工问题推向舆论关注的中心，笔者也据此得以重新评估新工人抗争政治的可能走向。

（四）反叛工业帝国

2012年9月的一个周末，山西籍男工许欣在紧张的赶工之后，像往常一样跑到公司南边的南窑村网吧玩了几个小时。回公司宿舍的路上，他远远看见一支闹哄哄的队伍，很多人高喊着：“专打保安！其他人不管！”在保安迅速逃窜之后，游行的队伍接连砸掉了公司的所有治安岗亭。因为担心自己的山西口音被他人误认为保安，许欣选择回到宿舍7楼继续观看事情的进展。

到凌晨2点多，许欣在半梦半醒中听到下面有人大喊：“商业街！商业街！”随后的乱象更让他目不暇接，商业街的网吧、超市、蛋糕店和很多公共设施被砸坏，包括警车在内的很多车辆被掀翻，激动的工人甚至在夜幕中冲击警察队伍。许欣在第二天进一步得知，有手机店被骚乱人群洗劫，几十人在混乱中伤亡。

裕电厂是台湾某知名电子代工集团在太原的分厂，规模庞大，订单不断。这一次骚乱起因于保安与前来支援太原厂区赶工的山东、河南籍员工的打斗冲突。工人早就恨透了飞扬跋扈的保安，“工业帝国”中压抑的生产生活也在更深的层面上为工人的愤懑情绪提供了温床。于是，工人与保安的冲突一开始，便很快集聚了大量起哄造势的人群，随后的局面一发不可收拾。在10多天后，郑州分厂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质检员是罢工事件的主体，其不满来自一些工人对他们的殴打和人身威胁，而造成工人这种行为的原因则可追溯到高质量标准和高劳动强度带来的压力。

（五）迷思：工人抗争政治的走向及其形成动力

如果对照以往的集体抗争场景，新工人抗争政治的变化确实是显而易见的。工人早期的罢工被描绘为分散、自发的（Leung,1995），有时这种“野猫式罢工”带有一种对侮辱和不公的强烈的情感反应（Lee,1999）。更多的反抗停留在非正式抵抗的层面（Lee, 1999; Pun, 2005）。1990年代中期《劳动法》的颁布，同时促进并约束了工人的集体抗争，法律既唤起了工人的权利意识，又限制了其抗争路径和诉求。同时，工人的团结在“去集权化的法律威权体制”下，难以超越企业和城市的范围（Lee,2007）。在笔者调查的抗议场景中，工人的诉求有些已经开始突破法律的限制；在缺乏正式组织的情况下，一些工人的行动却不乏协调、策略并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工人斗争的范围亦开始超越单个的厂区，引起了更大范围的呼应，这种呼应不仅来自其他地区、其他企业，也来自媒体、网友和其他社会团体。

但是，这种抗争图景的变化，又不同于上述文献的乐观预期和线性叙事。工人的抗争，很多时候仍然沿袭以往组织性差、诉求低的特点，有时又似乎充满变数，裕电厂的骚乱仿佛新工人抗争政治发展的变奏曲，暴力、愤怒和混乱充斥其中，没有组织也没有明确的诉求，只是寻求一种情绪的发泄。工人的抗争行动，是走向更大范围的团结和互动，还是停留在一种松散、无序甚至分裂的状态中？是发展出一套明确的制度诉求，还是停留在暂时利益的追逐中，抑或在一种全面的压抑中只求一时的宣泄？工人的团结和诉求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国家制度、工厂体制甚至全球资本体系的变革？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近年来工人抗争政治的变化，其动力来自何处？新工人抗争中的默契、策略、互动如何形成？其内生的制度和利益的诉求来自何处？其行动又如何得以穿越工厂、城市甚至社会阶层的藩篱？只有挖掘工人团结和抗争的形成动力，才能进一步评估其抗争政治的走向、团结文化的性质及推动制度变革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