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14年注定是中国现代化改革史上载入史册的一年。

中央政府开始大规模治理腐败，副国级以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层面至少有4人落马，副部级以上官员50多人落马，厅局处级干部落马的更多。

经济持续下滑，连续30多年有效的中国经济增长遭遇前所未有的瓶颈。无论何招，都无法重振昔日雄风。银行增加的流动性很难抵达实体经济，通过“信托”、“证券”等影子银行将钱贷到地方政府债务平台的钱加上利息后又回到银行，这种钱的“空转”既不会创造就业也不会拉动市场内需，仅仅创造了GDP和国有银行的利润，有钱人部分享受了资本利得，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另外，通过银行直接贷给国企的流动性，要么因产能过剩变成了不流动，要么通过小贷公司再回到民间高利补充流动性，使实体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因此市场只能持续低迷。这种现象表明：中国经济问题绝不仅是宏观问题，本质上是微观问题。

新一届政府并不急于恢复经济增长，而是将新时期定义为新常态。放慢IPO，促进资本并购重组与新经济的成长，并着手解决污染与环境负荷问题，依宪治国涉及的立法问题与司法问题，通过削减行政性审批去化解政府行政权过大，通过直接削减国企高中管收入去化解人才集中流向政府与国企等问题，这使得旧有围绕土地和矿产等资源型寻租和国营金融垄断造成的金融寻租的外延型产能扩张增长模式问题继续发酵与暴露，由此种模式内生的腐败问题持续发酵与暴露。而以移动互联网、文化娱乐、健康产业及新能源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则携着民营经济孜孜破土，欣欣向荣，顽强推进，典型表现为阿里巴巴境外上市，腾讯入股京东，安邦兼并民生银行等。于是我们看到：移动互联网洗牌传统行业，民营经济借助股市兼并成风，民营健康与娱乐产业纵横捭阖，电动汽车等新能源加入新经济潮流，互联网金融风起云涌，基于公民个人信用的私募股权基金和共同基金风景这边独好，更重要的迹象是报考公务员和国企的大学生、研究生大幅减少，年青一代加入民营企业创业潮显然初潮汹涌。民营经济似乎正在酝酿新的更大浪潮，为中国经济的未来涂抹上一丝令人神往的晨曦。

微信成为中国人交友与互动的新工具，手机移动端正在逐渐取代PC端，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因此APP成为新的人际联络与商务连接的潮流，人们迅速组建成不同的社会群组，社会互动与连接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平面媒体乃至电视媒体在APP自媒体的冲击下正经受血与火的考验，媒体人在急剧分化，传播的去中心化正在让那些传统的传播组织乃至帝国纷纷坍塌，不愿陪葬的媒体人正在纷纷逃离传统组织并探索新的满足多中心APP传播的内容制作之路，未来充满了迷人的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同时在思想市场上，传统说教式的宣传正在越来越失去听众，高度现实主义的市场化的曲意逢迎式的舆论正在搅乱人心，碎片化的超现实主义格言式逢迎则可能制造具有广告价值的粉群与大V，人们看似获得了无限的表演舞台与话语空间，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见解，思想和言论刊印成铅字的自豪感被贬到人类历史的最低谷。人们相互抄袭的舆论之战在各种社会交际微信圈中无所用心地争取自己的听众，真正具有社会深度理性的思维正在小众群体中艰难孕育。这似乎是一个正在寻找精神的社会，又似乎是一个完全物欲化的超现实主义社会，丰富、混乱、缺乏理性而富于生机。如何从其深层去窥见不同的逻辑而选择自己的行动，确实是这时代每个社会精英必须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中国和人类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考验。

康晓光和冯利博士领导的团队调查与撰写的新一篇《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登场。

这是一份很用心很用功的观察报告：他们选取公益行业中建设公益共同体这个话题作为总报告的题目。选取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层面、部委层面和地方层面的政策变化，手机APP在公益领域的应用，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开放与困境，时间银行，以及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的畸形治理的重要话题作为分报告。并选取了公益界最近所发生的一些如英特尔、壳牌、善行者、谢丽芳（蒲公英）、社区民主自治与冰桶挑战等重要活动、事件、项目、机构、人物等，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案例解剖。观察报告深入调查和解剖了2014年中国第三部门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变革与转型的意义，以及这些变化和案例对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公益人的启示，以便我们去参照、反省、互动并调整，从而推动第三部门的发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变革与转型，善莫大焉。

一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转型，本质上是社会对公共空间的重构过程，这个重构过程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传统公共空间如政府传统公共职能的解构，其二是对基于公民自由结社精神的新公共空间即公益领域的建构。为了实现这种社会大数量级的公共空间的建构与解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概括起来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民责任意识的倡导、培训、互动与唤醒。只有当越来越多的公民放弃对一个好皇帝解决所有公共空间问题的不切实际的期盼幻象，放弃幻想的意淫顺民或叛乱式暴民的两极震荡，以公民自由结社之力来履行公民责任，建构巨细的新公共空间，才可能引领和推动新公共空间的构建与社会转型，而这需要个人对自我中心的超越和大量的社会互动与激发，需要大量的公共倡导与培训。第二，基于自由结社DNA的公益组织的发育与成长。只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公益组织成长起来，才能给公民以足够多的示范、激发与引领，也才能够动员越来越多的社会志愿者，构建越来越多的新公共空间，改变公共空间的结构与功能，反过来激发公民意识的觉醒，形成良性循环的社会转型。第三，政府角色和功能的转变。只有政府意识到这种公共空间的解构与重构对于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政府才可能退回到社会管理的角色定位上来，从一些直接经营的社会公共空间解脱出来，并鼓励基于公民自由结社的公共建构。政府应回到构建公益市场的公共角色之上，成为公平正义之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者，维护公共构建的市场公平竞争和正义。第四，公益组织之间的共同体构建和公益联盟。只有公益组织间为了自律、透明、公平而形成越来越多的再组织与第三方平台，才可能形成更加健康的公益氛围与环境，分担政府的裁判与监管职能，形成更加有机并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公益生态链，从而更加有利于公益组织的发育与成长，更加有利于公益事业的解构与重构，更加有利于社会的平稳转型与现代化。

中国今天正处在传统公共空间解构和新公共空间建构的交替进程中。但正如任何人类文明史上的社会变革过程一样，往回看线条清晰，当下看矇眬一片，中国当下的社会变革也体现出矇眬混沌和进退拉锯的特征。我们期盼着当代的青年和社会精英，拨开这重重迷雾，坚持现代文明史给予我们社会变革的逻辑启示，坚定不移地通过自身行动去追寻上述四方面的逻辑力量，并形成各种角色之间的社会互动默契，去圆我们心中那个中华民族躁动百年的现代化梦想。而《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将记录我们成长与转型的脚印，并且陪伴我们这代人的成长和我们这个民族的升华。

何道峰

2015年2月8日

于北京奥临小区秋水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