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谁得到什么”到“得到了又怎么样”

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来,国内学者试图回答在中国“谁得到什么”和“为什么得到”这两个社会分层领域中最为根本的论题。实际上,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社会分层结构也在经历变革:从“决定性”到“交易性”李路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革:从“决定性”到“交易性”》,《社会》2008年第3期。。按照李路路的论述,塞勒尼所提出的过去被国家权力“决定的”不同阶层之间的相对位置和相互关系,由于市场化或类市场化机制的大量进入,不仅提供了不同的资源运作形式,而且提供了一种交易和交换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阶层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再是决定性的而是互动性的。笔者认为,这种分层结构的变革,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速度在不断加快,这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去审视既有研究的局限。

当我们在回答“谁得到了什么”和“为什么得到”后,又该如何回答另一个问题——“得到了又怎么样”?如果说前两个问题聚焦于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状况和形成过程的话,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则集中在社会分层的后果。正如前文所述,在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社会学界就“阶级分析是否已经一去不复返”有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论辩。该争辩的背后固然离不开后现代理论的兴起和新社会运动高涨的影响,但是,其最深层的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已经从工业化阶段进入了后工业阶段,其社会结构已经非常稳定。这种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一定程度上促使学者不得不转向分析“得到了又怎么样”——社会分层的后果。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与再分配体制渐行渐远的国家,社会阶层结构必须被置于整个市场转型过程中来考察。目前,中国的阶层结构变迁至少呈现两个特征:一方面,社会结构从“两阶级一阶层”到由十大阶层构成的新社会阶层结构胡建国、李春玲、李炜:《社会阶层结构》,载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387~422页。,从利益群体的分化重组到利益集团的固化,从阶层边界的模糊不清和变动不居到阶层结构化;另一方面,教育政策、产业结构、户籍管理和人口政策等宏观制度设计对社会阶层结构正产生系统性的影响。概言之,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在渐趋“固化”的同时,又受到宏观经济社会转型的外力“冲击”。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独特性,既有研究对许多问题难以给出很好的解答。譬如,如何解释中国社会持续的“阶层认同”下移?何以理解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对阶层结构的影响?如何评估产业变革中社会阶层结构对个体社会生活的“入侵”等问题?按照笔者的理解,这些议题已经超出了“是什么”和“为什么”的传统研究范畴,当然也难以从既有理论中找到现成的答案。

应该说,国内社会分层领域对社会分层后果的研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有学者通过对2007~2010年中国社会分层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大部分成果都在关注社会分层结构、教育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少数几个议题,而对健康、工作满意度、生活方式、消费模式、社会态度等论题的关注严重不足李路路、陈建伟:《国内社会分层研究综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2006~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26页。。笔者在整理了2010年以来的近四年里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和《社会》的论文后发现,与之前相比,学者所关注的社会分层后果的范围有较大拓展程金华、吴晓刚:《社会阶层与民事纠纷的解决——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分化与法治发展》,《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高勇:《地位层级认同为何下移:兼论地位层级认同基础的转变》,《社会》2013年第4期;刘爱玉、佟新:《性别观念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李春玲:《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测量》,《社会》2011年第2期;李骏、吴晓刚:《收入不平等与公平分配:对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公平观的一项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马磊、刘欣:《中国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研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5期;王甫勤:《社会流动有助于降低健康不平等吗?》,《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2期;肖阳、边燕杰:《中英居民主观幸福感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2期。。但是,多数研究仍然停留在将社会阶层变量作为核心自变量讨论对各种结果变量影响的层面,缺乏对中间因果机制的具体阐明,这严重制约着社会分层研究的发展。

笔者认为,在从“谁得到了什么”转向“得到了又怎么样”的过程中,我们务必将个体的阶层地位放在整个阶级阶层结构当中,重视阶层边界的变动带来的分层后果。这里的原因有两方面:其一,在社会分层研究领域,阶层边界的明晰与模糊是衡量社会开放度的风向标,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关系和经历会对边界渗透产生强化或弱化作用,它是考察社会不平等的基本出发点之一。目前,既有研究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趋势做了总体的判断,但是在经验层面缺乏直接的检验。与此同时,从研究设计而言,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对个体社会生活的影响,很难直接从阶层变量出发直接考察。这就要求学者们从动态边界渗透,即社会流动层面对社会后果加以考察。其二,在阶层结构从“决定性”向“交易性”转向的大背景下,我们要充分重视阶层边界在婚姻家庭和社会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种边界渗透对社会分层后果的影响。所幸的是,这已经开始引起一些研究者的关注范晓光:《不对称效应真的存在吗?中国城市居民的代际流动与政治参与》,未刊稿,2014;秦广强:《代际流动与外群体歧视——基于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社会》2011年第4期;盛智明:《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基于CGSS2006数据的实证分析》,《社会》2013年第4期;王甫勤:《社会流动有助于降低健康不平等吗?》,《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2期。